【正文】 思想的存在并不是偶然的，它是有著多方面的原因的。（一）中國古代科舉制度對整個社會階層錯誤的價值導向。中國古代文人素有參政議政的傳統(tǒng)?！皩W而優(yōu)則仕”的思想在中國源遠流長。對于古代文人儒士而言,內(nèi)圣外王是最高的人生目標和價值追求。內(nèi)圣即“獨善其身”固然是外王即“兼濟天下”的前提和基礎,“兼濟天下”同時卻也是“獨善其身”的目的和歸宿。一個人若不能施展報國之志,成就不朽之業(yè),縱使道德修養(yǎng)達到極至,人格上卻終究是有缺陷的。所以,孔子的“學而優(yōu)則仕”既是對當時社會政治現(xiàn)實的真實描述,也為古代知識分子指出了實現(xiàn)人生理想的惟一的通衢大道[2]。中國封建時代中后期的社會精英,主要是由地主、士紳與官僚這三個階層的成員構成的。而這三個階層的橫向流動則是通過科舉制度來實現(xiàn)的。與科舉做官無關的學問被視為無用之學,做官以外的追求則被視為旁門左道,做不了官的被視為不得志,做官成為出人頭地的“華山一條道”,官本位思想的泛濫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二）中國傳統(tǒng)的以等級特權為核心的官僚體制為其提供了體制安排和制度保障。官本位作為一種價值取向,是通過具體的體制設置和制度安排來實現(xiàn)和保障的,這就是以等級特權為核心的官僚體制。中國的等級官僚體制可以說是世界上最為穩(wěn)固和鮮明的。等級是與權利聯(lián)系在一起的。等級森嚴的意義在于,不同等級的官員享受不同的特權。等級與特權之間保持著嚴格的正比例關系,等級越高,特權越大,最下層的草民自然也就沒有任何權利可言了。與君主專制、等級特權密切相關,官本位體現(xiàn)為公權力的肆意擴張和非程序性的權力運作方式的泛濫,形成人治傳統(tǒng)。官府成為權力的中心,官員倚仗權力可以呼風喚雨,恣意妄為。官員的作用被無限突出和夸大,百姓翹首盼望的是青天大老爺?shù)那逭疂?國泰民安的希望被寄托在官員個人的品德修行上,這就進一步強化了全社會的官本位意識。（三）農(nóng)耕社會對權威的服從以及血緣宗法制度和家國一體的社會結構是其文化生態(tài)根源。權威是官本位思想生發(fā)的基礎，農(nóng)業(yè)文明恰恰需要權威,也造就權威，在中國歷史上,很早就形成了“尚齒”、“尚爵”即尊老敬上的傳統(tǒng),《孟子公孫丑下》明確指出:“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薄吧旋X”、“尚爵”的一個內(nèi)在根源,就是對歷久以來的勞動經(jīng)驗的崇拜,而“尚齒”、“尚爵”的極端化,便是對官職、官位的向往與崇拜。農(nóng)業(yè)社會的特點就在于,“由千百個彼此雷同、極端分散而又少有商品交換關系的村落和城鎮(zhèn)組成的社會,需要產(chǎn)生高高在上、君臨一切的集權政體和統(tǒng)治思想,這便是所謂的‘東方專制主義’?！盵3]自給自足的農(nóng)業(yè)自然經(jīng)濟,為官本位提供了滋生、成長的溫床,官本位也恰恰適應農(nóng)業(yè)文明的要求,通過社會意識與政治架構的相互滲透,從觀念上層建筑和政治上層建筑兩個方面為農(nóng)業(yè)自然經(jīng)濟的發(fā)展提供了保障和支持?！凹覈瑯嫛笔侵袊糯鐣毺氐纳鐣Y構,由家庭而家族,由家族而宗族,由宗族而擴展到整個社會,國是家的放大和擴充,家與國彼此相通無礙,孝與忠二者相得益彰。在家中,父一言九鼎,是權威的象征。在國中,君是大家長,掌握著對天下人生殺予奪的權力。君權與父權互為彰顯,地位與權力互為強化。由此,對地位和權力的崇拜和追逐,成為宗法制度所派生的社會心理之一。上至廟堂之高,下及江湖之遠,對君、父地位的向往,對君、父權力的崇拜,彌漫、滲透于社會的每一個角落、每一個心靈。同時血緣宗法制度其實質(zhì)就是確立和鞏固父家長制,強調(diào)父家長在家庭中至高的權威和尊卑上下的等級秩序。為了有效的控制百姓，賦予權力以合法性，各級官員也都被涂上了“父家長”的油彩,成為百姓的“父母官”。對地位和權力的崇拜與追逐落實到現(xiàn)實生活中,最終便表現(xiàn)為對官位、官階的向往和對官員的敬畏。從這個意義上我們也許可以說,與血緣宗法制度相伴隨,與忠孝一體的倫理政治傳統(tǒng)相伴隨,官本位思想在古代中國獲得了得天獨厚的發(fā)展環(huán)境, 為古代中國的官本位思想打上了不同于其他國家的獨特的烙印。官本位思想的表現(xiàn)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官本位”思想泛濫與經(jīng)濟體制改革的突飛猛進相對比，政治體制改革步履艱難。究其深層原因，干部隊伍里濃厚的“官本位”思想是一個重要制約因素。不可否認，“官本位”意識的存在，既有歷史積淀的原因，即封建的“官為貴”的思想的根深蒂固性。但更值得重視的是，現(xiàn)實生活給“官本位”思想提供了得以泛濫的各種條件。例如，從物質(zhì)利益的角度看，一方面，“做官”有穩(wěn)定的相對高的收入；另一方面，權力可以帶來比工資高得多的灰色收入。同時，“做官”還可以為其家人和親屬帶來榮耀和各種實惠。正是在此雙重利益的驅使下，許多人把“官”仍視為百業(yè)之首，對“做官”才推崇倍至。“學而優(yōu)則仕”成為一些人奮斗的目標和手段；“考官”熱經(jīng)久不衰；博士、學者以擠進 “官”的行列為榮；一些干部把官位視為命根子，削尖腦袋，千方百計尋找 “靠山”；升官，則喜不自禁，罷官、降級，則如喪考妣。（二）官風不正，貪污腐敗現(xiàn)象比較嚴重權力本身具有兩重性，既可用來為人民服務，也可用來謀取私利。在“官本位”思想控制下的權力必然背離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因為求官自保的私利足以使為官者喪失忠于職守的責任感，從而也就會淡化和喪失掉服務人民的意識。實事求是地說，現(xiàn)在封建官場上的一些陳規(guī)陋習在我們的干部隊伍里頗有市場。一些人唯上不唯下，把主要精力放在自己的上司那里，打點關系，阿諛奉承；而對民意和普通群眾的憂樂疾苦置若罔聞、漠不關心。一些人把工作崗位視為舊式官場，以玩弄權術為樂，以庸俗的中庸之道平衡關系，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更有一些黨員干部扭曲手中的權力，在冠冕堂皇的外表和借口下，大搞權權交易、權錢交易、權色交易，索賄受賄，黥吞公款，聚斂不義之財，過著揮金如土、聲色犬馬的糜爛生活；還有一些人以 “官位”為媒介，結黨營私，謀取小團體利益，甚至形成了一定規(guī)模的特權階層，遠遠脫離了人民群眾。凡此種種現(xiàn)象表明，在一些人那里，人民的“公仆”已蛻化為“官老爺”，“官本位”的思想已取代了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三）“官本位”與“金本位”結合，封建遺毒與資產(chǎn)階級腐朽思想揉雜在一起一些“官本位”思想濃厚的人，在市場經(jīng)濟的大潮中，極易感染資產(chǎn)階級的“拜金主義”。由于目前的中國在體制轉軌過程中對權力缺乏有效的監(jiān)督，一些人便利用權力大肆攫取金錢。其主要表現(xiàn)是：把做官與發(fā)財直接聯(lián)系起來。一些黨員干部把手中的權力作為籌碼，搞權錢交易，貪污受賄、挪用公款，損國家、集體利益，肥個人腰包。把官位貨幣化，或明或暗進行買官賣官。一些握有官職升免權的干部利用人事制度上的漏洞或明碼標價，或變相鬻爵；有些地方因賣官過多而無法安置只好因人設位、因官設事，造成官員過剩、扯皮推諉，甚至也不時有因“買賣”不公而內(nèi)訌，導致惡性事件，激化矛盾。買官賣官的惡性循環(huán)。變賣權力、出賣官職的重要原因在于，一些人把官位看作特殊的財富和商品，即這財不僅來自俸祿，更多的是來自外財。因此，一方面利用手中權力貪贓枉法、徇私舞弊，獲取錢財；另一方面，也常常如法炮制“短、平、快”的發(fā)財“項目”，賣官。于是，進行新一輪的“買賣”交易又重新開始。四．對清除官本位思想的思考——建設服務型政府批判官本位是一項艱巨的歷史任務，是一項復雜的系統(tǒng)工程。而建設服務型的政府，則是從制度層面上拋棄官本位思想，樹立民本思想的重要體制創(chuàng)新。如何建設服務型政府其路徑選擇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建立健全各項制度,建設法治政府。依法行政是推進服務型政府建設,保障公民權利,防止政府濫用權力,保障社會穩(wěn)定的基本條件推進依法行政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要從上至下加強政府官員的法律意識教育,在思想上使官員樹立法治行政觀。建立嚴格的法律問責制,對不執(zhí)行法律、違背法律而形成的各類嚴重失職和瀆職行政行為,要依法追究責任。將政府履行公共職能的范圍、程序以及相關的措施納入到制度化、法制化的軌道,全面建設法治政府。首先,規(guī)范行政立法行為,進一步完善立法程序,探索建立立法聽證制度。其次,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行政許可法》的出臺對轉變政府職能,改變我國“審批”過多過濫、冗長復雜的現(xiàn)象將產(chǎn)生積極影響,是我國行政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突破口。政府只有切實把行政審批的范圍減下來,實現(xiàn)審批行為的規(guī)范化,才談得上向服務型模式的轉變[4]。再次,規(guī)范行政事業(yè)性收費。建立和完善行政事業(yè)性收費聽證制度,凡涉及到企業(yè)和市民收費項目的設立和收費標準的提高,都要認真聽取企業(yè)和市民的意見。最后,全面推行官員問責制度?！皢栘熤啤笔菓椪裰鞯囊粋€重要組成部分,是“責任政府”原則的體現(xiàn)。實行“問責制”根本的是要解決行政官員權責對等問題。制定官員問責制,各級各部門必須制定具體的實施細則,以法律或條例的方式來規(guī)定官員所負責任,失職受何種處分,依何種程序判定等,以此來砥礪官員,提高他們的責任心,從而提高他們?yōu)楣姺盏膽B(tài)度和質(zhì)量。嚴格追究推諉、扯皮行為的責任。(二)牢固樹立“以人為本”的服務理念,打造新型行政文化。有什么樣的政府治理模式,就必然要有什么樣的行政文化與之相適應能否建構與服務型政府相適應的新型行政文化,是影響和制約服務型政府能否順利實現(xiàn)的更深層的柔性層面。著名管理學家杜拉克指出,當今社會不是一場技術,也不是軟件、速度的革命,而是一場觀念上的革命。因此,服務型政府建設首先是一場政府管理理念的變革,它要求我們的政府和公務員徹底放棄“官本位”的文化傳統(tǒng),牢固樹立為民服務的新型行政文化。具體說,就是要樹立以民為本，顧客至上的民主理念。提高政府能力,改善服務質(zhì)量的服務理念。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zhí)法必嚴、違法必究的法治理念,并建構與服務型政府內(nèi)在要求相一致的新型行政文化,主要包括服務型行政文化、責任型行政文化、效能型行政文化和法理型行政文化,從而有效地鞏固行政改革的成果,最終實現(xiàn)服務型政府的崇高目標。(三)完善政府績效評估制度政府績效評估是以一定的時段為界限,根據(jù)政府管理的效率、效益、公平、秩序及公眾滿意度等方面的判斷,對政府公共部門管理過程中投入產(chǎn)出所反映的績效進行定量或定性的測量并劃分等級,以期改善政府行為績效和增強控制的系統(tǒng)過程。目前,我國政府績效評估的發(fā)展還處于初級階段,在政府績效評估的制度、機構、程序等方面都存在著許多問題。因此,在建設服務型政府的過程中,建立適應我國國情的政府績效評估體系就顯得尤為重要。針對建設過程中存在的“要不要評估、由誰來評估、評估什么、怎樣評估”等問題,應當通過以下幾個方面盡快完善我國的政府績效評估制度:一是建立科學的政府績效評估指標體系。二是培育多層次、多元化的績效評估主體。一方面要加強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對政府績效的評估。另一方面,可以讓公民個人、社會團體、大眾媒體、中介評估機構通過一定的程序和途徑,直接或間接地參與政府績效評估,以保證評估工作的公正性。三是推進政府績效評估法制化。不僅要從法律上對政府績效評估的范圍、內(nèi)容、方式、程序等加以明確,還要給政府績效評估機構以足夠的法律地位和權限,以確保其工作的順利展開。四是在評估的基礎上建立激勵約束機制,注重把精神激勵與物質(zhì)激勵、團隊激勵與個人激勵相結合。(四)強化公務員隊伍建設事業(yè)成敗,關鍵在人。建設服務型政府,必須建設一支高素質(zhì)的公務員隊伍,當前應在控制數(shù)量、優(yōu)化結構、提高素質(zhì)上狠下工夫。要嚴把“入口”關,確保選人用人質(zhì)量。要疏通“出口”,積極推行辭職、辭退制度。要加強培訓,搞好公務員的政治、理論、文化學習和業(yè)務培訓,不斷提高其整體素質(zhì)和為人民服務的本領。要建立長效機制,依據(jù)《公務員法》和有關規(guī)定,根據(jù)新的形勢和任務,建立和完善競爭擇優(yōu)的選拔機制、符合社會需要的培養(yǎng)機制、開放靈活的流動機制、與貢獻相適應的激勵機制,把公務員隊伍建設納入制度化、規(guī)范化、法制化軌道。(五)徹底轉變政府職能,改變由政府控制一切社會資源的狀況和行政權力對市場的不正當?shù)母深A這是建設服務型政府的核心問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條件下,政府的主要職責是宏觀調(diào)控、市場監(jiān)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這就要求通過轉變政府職能,解決好“越位”、“錯位”、“缺位”問題。解決政府管理“越位”問題,應改變過去包攬一切的管理體制,縮小、分解政府的管理權限和范圍,把不該由政府承擔或政府管不了的職能轉移出去,實現(xiàn)政府與企業(yè)、社會、市場之間的合理分工。解決政府管理“錯位”問題,主要是理順中央和地方之間、政府內(nèi)部各部門之間的職能關系,明確各級政府、政府各部門的職責范圍,避免因分工不當、責任不明導致政出多門、交叉錯位。解決政府管理“缺位”問題,就是把應當由政府辦的事情真正抓起來,負起責任,避免管理出現(xiàn)“斷檔”,公共服務出現(xiàn)“真空”。結語：誠然，官本位思想作為科舉制度的殘余在當今現(xiàn)代社會仍然十分活躍，并導致了貪污腐敗等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問題，給整個社會帶來了極其嚴重的影響，其表現(xiàn)也十分明顯，對于官本位思想的根源及其表現(xiàn)和影響的分析，對于解決貪污腐敗以及政府行政效能低下等問題都有著十分重要的借鑒作用，而建設服務型政府既是消除官本位思想的重要體制保證。參考文獻：[1]—基于科舉制度殘余“官本位”思想消極影響的視角[D].江蘇教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2010(7).[2][J].(11).[3]馮天瑜,[M].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6.[4]趙杰:《服務型政府的新定位》,中國青年報2004年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