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他們早已在上海安“家”，所謂的“家鄉(xiāng)”這不過是一個抽象的字眼，“回鄉(xiāng)”的真正意義在于旅游。這種認識上的差異大概就已經注定“新公民計劃：牽手音樂回鄉(xiāng)之旅”踏上的不是一條坦途。 ? 充滿理想主義激情的志愿者們很快就被孩子們潑了一身冷水。當音樂會在“前臺”上演之際，身份政治的劇目也悄悄在“后臺”拉開了序幕。 (一 )戲中戲：“尋根”之旅與身份政治 ? 他們亦自覺不自覺地掩蓋自己的身份。到當?shù)睾⒆蛹依镒隹偷臅r候，會向孩子的父母解釋說“我們來自上?！?，而省略了“我們出自農村”。有時同行的志愿者對當?shù)厝苏f，這些孩子也是從農村隨父母去的上海，孩子們的眼睛里便流露出不大情愿的神情。 …… 這些孩子很享受變?yōu)槌鞘泻⒆拥膬?yōu)越感。他們喜歡主動而耐心地向農村孩子描述他們在上海就讀的公辦學校，“我的校園很干凈很漂亮的，有很多種類的課程和興趣小組。知道么 ?跑道都是塑膠的?！边@個時候，農村的孩子只呆呆地聽著，說不出一個字 (沈亮， 2023)。 (一 )戲中戲：“尋根”之旅與身份政治 ? 盡管當事人并沒有認識到，但這的確是一出“戲劇”：放牛班的孩子 (農民工子女 )、農村孩子、志愿者都不自覺地受到身份政治所撰寫的“文化腳本”的支配。志愿者的初衷是希望缺乏身份歸屬感的孩子們在農村找到自己的根，通過見證艱辛來體會幸福，把握手中的機會，獲得前行的力量 。孰料孩子們回到鄉(xiāng)村，非但沒有找到自己的根，竟然還把異鄉(xiāng)當成了故鄉(xiāng)，不僅扮演起城里孩子的角色，還公然瞧不起農村了 !這怎能不讓志愿者們失望、甚至于有點憤怒 ? (一 )戲中戲：“尋根”之旅與身份政治 ? 而孩子們，從一開始就沒打算“尋根”，在巨大的城鄉(xiāng)差距面前，在沒有見過世面的農村同齡人面前，一種從未有過的優(yōu)越感油然而生，他們在飄飄然的幸福中突然找到了“自我”：那就是我一直生活在城市，我是城里來的，我是城里人。而在城市，有太多的現(xiàn)實壓抑著他們，無法將自己界定為一個城里人 —— 他們可能無法在公立學校讀書，或者即使在公立學校也獨立編班，城里的孩子可能竊笑他們的穿著打扮太土、不愿意與他們交朋友，他們家住的簡易房旁邊就是高檔住宅小區(qū)，諸如此類。 (一 )戲中戲：“尋根”之旅與身份政治 ? 有時候，限制還可能來自群體內部，我曾經親身見證這樣一幕：在 F民工子弟學校的辦公室，我問幾個學生：你們老家是哪兒的 ?大家回答“湖南”、“安徽”、“江西”，只有一個學生回答說“上?！?，其他孩子紛紛取笑他：“呸 !你也是上海人 ?真不要臉。老師他撒謊 …… ”到了農村，這些束縛被掙脫了，“我是城里人”的念頭也就自然而然地冒出來了。從這個意義上講，孩子們也是在找尋自我。但他們越界了，也就是身份社會為他們所劃定的那條界線。農村孩子扮演了雙重的角色，他們既成全了放牛班孩子們的城里人建構 (沒有他們作為參照系和配角，放牛班的孩子們就無法完成對自我的重新建構 )，又及時阻止了他們的越界行為 —— “你們是不是上海人 ?”一語驚醒夢中人，剛剛穿上的身份外套不翼而飛。而對方的失望和冷淡則再次證明了身份政治的“在場”：不在于你做了什么，而在于你是誰。 (一 )戲中戲：“尋根”之旅與身份政治 ? 志愿者最后充當了這場游戲的裁判和協(xié)調人，老師們告訴孩子：“你可以這樣向當?shù)厝俗鲎晕医榻B：‘我在上海上學，我的老家在 …… ’那是一個最真實的你?！?(周楠、林環(huán)， 2023)的確，這種表述方式最真實，從而也就有效地捍衛(wèi)了身份的邊界。在上海與老家之間，孩子們仿佛又回到了原點。 (二 )我是誰：放牛班的自我表達 ? 當記者問屠文建認為自己是城里人還是個農村人的時候，這個 14歲的男孩答道：“我覺得現(xiàn)在是城市人，不算上海人，因為我不喜歡農村，所以我覺得，我不是農村人。雖然我們經濟地位跟他們上海人有很多差別 …… ”帶隊老師 SHS后來把屠文建的這段話概括為：“我不是農村的孩子，我是城里的孩子，但我不是上海的孩子，”他認為這句話經典地表達了農民工子女的身份認同，“在農村孩子面前，他們不認為自己是農村的孩子，而是城里的孩子?！边@句話的確道出了一個重要的真相：這些生于上海、長于上海的孩子，已經是一群“城市化”了的孩子。 (二 )我是誰：放牛班的自我表達 ? 在張軼超看來，這些孩子與同齡的城里孩子相比，主要的差別在于生活細節(jié)的差異，譬如打電話不會輕聲輕氣，不會自報家門 。日常生活中禮貌用語很少 。隨地亂扔東西 。有的人還沒有坐過地鐵，雖然生活在上海，但局限在自己的社區(qū)里 。再就是穿著打扮土一點。除此之外，并沒有大的不同。 (二 )我是誰：放牛班的自我表達 ? 一些孩子在上海呆的時間很長，甚至能用上海話進行簡單的交流。像屠文建說話就帶有一定的上海腔，喜歡使用“一剛”這個語氣詞 (上海方言中用來表示驚訝，“竟然”的意思 )。志愿者 LHY(女 )抱怨說：“巡演期間，我們所有的志愿者都感覺到像是他們的仆人一樣。他們中間有些女孩子，特別‘作’ (注：上海方言，形容女人無理取鬧或無休止地發(fā)嗲 )，喜歡發(fā)嗲，我是上海人，都覺得受不了?！辈还茉鯓?，孩子們對上海人的模仿，正好表明了他們對上海的認同，以及融入上海社會的愿望。 (二 )我是誰：放牛班的自我表達 ? 這可能是城市第二代移民的共同點，在 F大學關于城鄉(xiāng)融合的一次討論會上，教授 RY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有一次，我和我兒子去公園玩，看到有人在地上亂扔垃圾，于是說了一句：你看上海人素質真差 !結果兒子推了我一下：你就知道誣蔑我們上海人 !” ? 作為第一代移民， RY盡管在上海學習、工作、定居多年，但心理上仍不把自己視為上海人 。但生于斯、長于斯的兒子卻不這么想。第一代移民總是相似的，無論經濟社會地位高低，大多都對故鄉(xiāng)懷有歸屬感 。第二代移民則開始分化，中上層移民的后代形成了新的地域認同，而農民工子女所代表的下層移民后代，由于低下的社會經濟地位與社會隔離機制，往往在家鄉(xiāng)與城市之間進退失據。 (二 )我是誰：放牛班的自我表達 ? 12歲的黃艷告訴《解放日報》的記者，農村的孩子衣服穿得土，沒有城里孩子那么多花哨的顏色?？僧斢浾邌査抢镄『⒋┑糜卸嗷ㄉ跁r，一直滔滔不絕的小姑娘沉默了一會兒說：“其實我來上海 5年了，從沒和上海小孩做過朋友，所以不大了解他們穿得有多好?！边@種情況在“放牛班”非常普遍，就讀于公立學校的初二女生 LL告訴我，他們 (農民工子女 )被獨立編班，平時與上海學生基本沒有來往，班上曾經有人跟上海學生玩得很好，后來又打架鬧翻了，班主任就警告班里的同學，以后不準與上海學生交往了。這種生活空間的隔離，無疑會強化上海人與外地人的身份界線，阻止這些農民工子女像中上層移民的后代那樣形成“上海人”認同。 (二 )我是誰：放牛班的自我表達 ? 與桐鄉(xiāng)的孩子們不同，“放牛班”的成員在城市呆的時間更長，心態(tài)上的“城市化”程度更高，對城市的認同度也更高。 23個受訪者當中，有 14個對上海的認同度較高 (選擇 A、 B，以及兩個認為上海、家鄉(xiāng)都好的學生 )，這個比例(61%)要遠遠高于桐鄉(xiāng)的受訪者 (19%)。 (二 )我是誰：放牛班的自我表達 ? 桐鄉(xiāng)的孩子們在作文中所描繪的風景優(yōu)美、空氣清新的山村，在“放牛班”孩子的眼里則代表著貧窮與落后。孩子們去當?shù)氐膸?，夸張地大叫：臟死了，怎么上啊。在這些孩子眼里，鄉(xiāng)村的環(huán)境也不是無可挑剔的，譬如村里的馬路無人定期打掃，廢棄電池無人回收、缺乏集中的垃圾處理、燃燒麥稈做肥料的習慣，都會對環(huán)境造成污染，而這些觀念無疑來自現(xiàn)代城市。多數(shù)孩子將這些問題歸咎于農民的“素質” (無知 )，這種看法與“提高農民素質”的城市主流話語高度一致，也正好體現(xiàn)了城市文化對于這些孩子的深刻影響。 (三 )城市化的孩子：放牛班的類型學意義 ? 其實，不論是桐鄉(xiāng)的農民工子女，還是放牛班的孩子，他們都可以稱為“城市化的孩子”。這個稱呼有三層含義：首先，他們都是在當代中國高歌猛進的城市化浪潮中出生和成長的，如此多的“放牛娃”涌入城市在中國可能是史無前例的 。其次，他們自身也在經歷一個城市化的過程，鄉(xiāng)土性逐漸地從他們的心性中被剝離，城市將以特定的方式塑造他們心智、觀念、氣質和認同，李強 (1999)稱之為“日常生活的城市化” 。最后，他們所經歷的痛苦、彷徨、迷失是由城市化 ——更準確地說，是“半城市化”② —— 帶來的，最終也必須通過城市化來得到解決。 (三 )城市化的孩子：放牛班的類型學意義 ? 在這群城市化的孩子中，相當一部分人 (很可能是大多數(shù)人 )事實上已經構成了城市第二代移民，也就是繼續(xù)城市定居下去，因為出于經濟負擔和生活穩(wěn)定的考慮，多數(shù)農民工會選擇在城市立足、有一定的經濟基礎之后才把孩子接來同住，所以進城農民工子女的父母通常已經在城市居留了較長時間 。而任遠、姚慧 (2023)的研究發(fā)現(xiàn)：總體上看，流動人口居留的時間越長，繼續(xù)居留的概率也越高 。1993年以后，上海城市流動人口表現(xiàn)出這樣的現(xiàn)象，如果流動人口已經在城市居住了 10年，那么基本上他就會有很強的傾向性繼續(xù)居留城市。由此觀之，這些孩子將來更可能留在城市而不是返回鄉(xiāng)村。 (三 )城市化的孩子：放牛班的類型學意義 ? 然而，至少到目前為止，他們所認同的城市還沒有正式接納他們，因為在官方的定義里，他們依然是流動人口，盡管他們的家庭已經在此定居十余年。但是，他們也不再屬于農村，他們沒有多少鄉(xiāng)村生活的經歷，他們更不打算在若干年后回到農村，充其量只是出于升學的考慮，中間幾年回到老家念初中或高中，爾后，不管是否考上大學，都將回到這座城市。在他們的身后，還有源源不斷的人流。問題是，出路在哪里 ?他們愿意重復父輩的經歷嗎 ? (三 )城市化的孩子：放牛班的類型學意義 ? 相關的研究顯示，第一代農民工由于有遷出地境況的比較，對于遷入地的社會不公平和歧視往往比較容易接受，通常不會做社會的橫向利益比較，而是做自身的縱向利益比較，并不預期與遷入地的居民有完全相同的權利地位，因此他們通常有比較積極的社會態(tài)度 (李培林、李煒， 2023)。 (三 )城市化的孩子：放牛班的類型學意義 ? 第二代移民則不然，他們缺乏農村生活的體驗，他們對于生活滿意程度的參照主要是城市居民的生活，一方面具有更強的被剝奪感，另一方面強烈地要求自身權利地位的垂直上升。他們當中的大多數(shù)人都希望從事輕松、體面的白領工作或自己當老板，而不愿意象父母那樣打工 (史柏年等， 2023)。在這種心理預期下，第二代移民對于不平等缺乏忍耐，在成長過程中往往采取一些比較激烈的對抗性行為，來直接或間接地表達他們的不滿或平等訴求。所以，第二代移民的失范行為較多，在更嚴重的情況下，犯罪率較高 (趙樹凱， 2023)。對第二代移民的這種預期雖有待商榷，但若能促成國家政策的調整，倒也不失為一個進步的契機。 四、兩個個案的比較與討論 ? 首先，通過“進城”與“還鄉(xiāng)”的對照，我們發(fā)現(xiàn)：童年的經歷、在城市生活時間的長短對孩子們的身份認同有重要影響。 ? 其次，“農民工子女”不是 identity意義上的身份，而是status意義上的身份。 ? 再次，農民工子女的身份認同不是簡單地由社會結構所決定，而是在事件的驅動下，間歇性地生產出來的，充滿建構性和不確定性。 ? 最后，身份認同兼具自我展示和自我保護的功能，分別形成進取性認同和防御性認同，這兩種認同的沖突在農民工子女身上尤為明顯。 演講完畢，謝謝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