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根據(jù)此一規(guī)定，不論人民、法人（屬於私人經(jīng)營之公司之私法人或地方自治團體性質之公法人）或依法組織之政黨，均得聲請解釋，但必須主張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時，方得提起，通常所謂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不僅指憲法第七條到第十八條及第二十一條所例示之權利，尚包括憲法第二十二條所稱之「其他權利」在內(nèi)。若非侵害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不得聲請，否則會變成民眾訴訟。而且必須經(jīng)依法定程序提起訴送，經(jīng)過確定終局裁判後，才能聲請，法律上稱之為必須用盡審級救濟後，才能聲請。換言之，法律如果規(guī)定，某一種訴訟案件，必須經(jīng)過第三審之最高法院判決才算確定終局裁判者，當事人僅於第一審（地方法院）或第二審（高等法院）裁判後，即未再行上訴，至上訴期間經(jīng)過後，已確定不得上訴時，其據(jù)而聲請解釋者，可否謂已經(jīng)「確定終局裁判」，為免解釋之分歧而徒增爭議，司法院大法官第一一二五次會議（民國八十八年九月十日）議決：「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所謂確定終局裁判，就其立法及制度設計之意旨，係指聲請人已依法定程序盡其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而言」。則上述所舉之例，當事人僅經(jīng)一審或二審裁判後，即自行捨棄上訴，並非「已依法定程序盡其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依前項決議之原則，即不得聲請憲法，而其所以然者，乃若不採取此種限制，不僅增加司法院大法官之負擔，而且將使原來救濟管道之結果，陷於不確定狀態(tài)，失去該項救濟制度之意義與功能，再者，司法院大法官釋憲與原來之司法審判間，並非是雙軌而可以選擇之救濟途徑。按人民、法人或政黨，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時，其得聲請大法官解釋，在立法政策上原是一種特別之救濟程序，只有當其他救濟管道與程序，例如異議、訴願及訴訟即行政救濟程序及司法救濟程序均已用盡而無法得到救濟時，始得為之，亦始為合法。換言之，只有在基本權之主體已不能依其他方式排除基本權之侵害時，聲請大法官解釋，始具意義，亦才告合法，故司法院大法官對於人民基本權利被侵害而為之解釋方式作為救濟之方法，相對於其他行政救濟程序與司法訴訟程序而言，應僅具「補充性」而非「選擇性」，因此，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guī)定，基本權主體必須「經(jīng)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fā)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始得聲請大法官解釋，其故在此。再者，人民、法人、政黨聲請解釋憲法，只能主張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也就是最後確定之終局法院裁判時，形成其裁判之結果所依據(jù)之法律或命令）有違憲之疑義時，方得聲請，不能主張裁判不公或裁判錯誤而聲請大法官解釋，並請大法官撤銷或廢棄原裁判，因為我國憲法賦給大法官解釋之職權是審查法令有無違憲而非具體之訴訟案件裁判有無錯誤之救濟，換言之，是一種「抽象之法規(guī)審查制度」而非「具體之個案裁判救濟制度」，只有當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令被大法官宣告為違憲後，才能就該案件提起再審，或非常上訴。3. 依立法委員現(xiàn)有總額三分之一以上之聲請，就其行使職權，適用憲法發(fā)生疑義，或適用法律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亦得聲請大法官解釋（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所謂立法委員現(xiàn)有總額之計算方法，依據(jù)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四條第二項之規(guī)定，係以每一會期實際報到人數(shù)為計算標準，但會期中辭職、去職或亡故者，應減除之。因此，立法委員現(xiàn)有總額三分之一以上於行使職權，適用憲法發(fā)生是否違憲之疑義，或於行使職權，適用法律發(fā)生法律是否牴觸憲法之疑義時，均得聲請大法官解釋。4. 法官聲請解釋憲法：法官如何聲請大法官解釋憲法，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二項有規(guī)定，司法院釋字第三七一號解釋亦有解釋。前者謂：最高法院或行政法院（現(xiàn)改為最高行政法院）就其受理之案件，對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確信有牴觸憲法之疑義時，得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聲請大法官解釋。後者謂：「法官依據(jù)法律獨立審判，憲法第八十條定有明文，故依法公布施行之法律，法官應以其為審判之依據(jù)，不得認定法律為違憲而逕行拒絕適用。惟憲法之效力既高於法律，法官有優(yōu)先遵守之義務，法官於審理案件時，對於應適用之法律，依其合理之確信，認為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自應許其先行聲請解釋憲法，以求解決。是遇有前述情形，各級法院得以之為先決問題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並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法律為違憲之具體理由，聲請本院大法官解釋。」經(jīng)此一解釋後，所有法官在審判具體案件時，對於應適用之法律，依其合理之確信，認為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均得裁定停止訴訟程序，先行聲請大法官解釋其所適用之法律是否違憲，而不必限於最高法院或最高行政法院始得聲請。（議會）聲請解釋憲法：地方制度法第三十條規(guī)定自治條例（自治法規(guī)經(jīng)地方立法機關通過，並由各該地方行政機關公布者，稱為自治條例—地方制度法第二十五條）與憲法、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guī)或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條例牴觸者，無效；同條第五項規(guī)定：自治法規(guī)與憲法、法律、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guī)、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條例或該自治團體自治條例有無牴觸發(fā)生疑義時，得聲請司法院解釋之。同法第四十三條又規(guī)定直轄市、縣（市）議會、鄉(xiāng)（鎮(zhèn)、市）民代表會議決自治事項與憲法、法律、中央法規(guī)、縣規(guī)章有無牴觸發(fā)生疑義時，得聲請司法院解釋之（第四十三條第一、二、三、五項），從而，各級地方自治團體之立法機關，於有上開情形時，自得逕行聲請大法官解釋憲法，此在司法院釋字第五七二號解釋亦曾闡釋之。：地方制度法第七十五條規(guī)定，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xiāng)（鎮(zhèn)、市）公所辦理自治事項有無違背憲法、法律、中央法規(guī)、縣規(guī)章發(fā)生疑義時，得聲請司法院解釋之（第七十五條第二、四、六、八項），此在司法院釋字第五七二號解釋亦曾闡釋之。（二）統(tǒng)一解釋聲請大法官統(tǒng)一解釋，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七條規(guī)定，分為機關聲請及人民聲請兩種類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規(guī)定：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其職權上適用法律或命令所持見解，與本機關或他機關適用同一法律或命令時所已表示之見解有異者。但該機關依法應受本機關或他機關見解之拘束，或得變更其見解者，不在此限。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其職權上適用法律或命令所持見解，與本機關或他機關適用同一法律或命令時所以表示之見解有異，其所必須由司法院大法官作統(tǒng)一解釋之理由，除因係憲法明文規(guī)定，統(tǒng)一解釋法律及命令係司法院之職掌外，更係基於法治國家「法律安定性原則」所建構之國家在相同案件之裁判或相同法令之見解所呈現(xiàn)之「法規(guī)範」必須一致性之緣故，蓋各機關在法令之適用上，非不可本於職權及自己之確信，對法令為解釋或適用，若因此而發(fā)生機關間見解之差異，勢不能不有統(tǒng)一解釋法令之機關，方能使法規(guī)範之適用有其一致性，並藉此而維持法秩序之安定，俾免混亂而使法律失去安定性及統(tǒng)一性。但如聲請機關適用法令所持見解，依法必須受到上級機關見解之拘束或上下級機關見解雖異，但依法可使下級機關變更見解者，殊無故不遵守而聲請大法官解釋之理，蓋此時，聲請機關之上、下級機關間，已自有其統(tǒng)一解釋法令之管道也。例如，關於稅法之解釋，各稅捐稽徵處或國稅局之見解與財政部不同，則依前述，各稅捐稽徵處或國稅局關於稅法上之見解，依法應受財政部見解之拘束，若有不同，應由財政部自行統(tǒng)一解釋之，殊無越過財政部逕向大法官聲請解釋之理，財政部對其下稅捐機關之見解，若與該部見解不同者，自得令其變更見解而與財政部同其見解，自無任令其聲請統(tǒng)一解釋之理。反之，若該機關得獨立行使職權或是與不相隸屬之機關見解有異時，方會產(chǎn)生法令見解混淆之可能，此時，始有聲請統(tǒng)一解釋法令之必要。因此，立法院與行政院間法令見解不一，可以聲請統(tǒng)一解釋（例如釋字第四四七號解釋是），監(jiān)察院與財政部間法令見解不一，亦可以聲請統(tǒng)一解釋（例如釋字第四八九號解釋是）。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規(guī)定，人民、法人或政黨於其權利遭受不法侵害，認確定終局裁判適用法律或命令所表示之見解，與其他審判機關之確定終局裁判，適用同一法律或命令時所已表示之見解有異者。同條第二項又規(guī)定，人民、法人或政黨聲請統(tǒng)一解釋，應於裁判確定後三個月內(nèi)為之。此一規(guī)定，旨在解決不同審判機關間之確定終局裁判適用法律或命令之見解發(fā)生歧異之問題，所謂不同審判機關是指不同審判系統(tǒng)之法院而言，最典型之例子為最高行政法院與最高法院之間，或不得上訴法律審（最高法院或最高行政法院均為法律審，亦即該二種法院只就原判決有無違反法律之規(guī)定為審判，不再作事實之調(diào)查或認定，故稱為法律審）案件之某高等行政法院與某高等法院之間，適用同一法律或命令時，所已表示之見解不同，其救濟方法即為聲請大法官統(tǒng)一解釋。如果是同一審判機關（也就是同一審判系統(tǒng)，例如地方法院→高等法院→最高法院，或高等行政法院→最高行政法院）間之見解不同者，例如地方法院與高等法院間，或高等法院與最高法院間，或彼此相互間，例如地方法院與地方法院間，或臺南高分院與高雄高分院間，法律見解不同時，乃統(tǒng)一法律見解之問題，而非統(tǒng)一法令解釋之問題，同一審判系統(tǒng)（機關）之各個法院見解不同時，應由依法有權為確定終局裁判之審判機關作最後之裁判，而非聲請大法官解釋。要聲請大法官解釋者，必須是不同之審判系統(tǒng)間之最終確定終局裁判適用同一法律或命令之見解不同時，始得聲請解釋；如果是對同一審判系統(tǒng)（機關）中之非確定終局裁判不服，則仍應依審級救濟之方式尋求解決，殊不得自行放（捨）棄審級救濟亦即未用盡審級救濟而逕行聲請統(tǒng)一解釋。十、憲法與行政法幾個名詞之定義（一） 憲法1. 基本權利（基本權）西元一七八九年八月二十六日公布之法國人權宣言第十六條規(guī)定：「任何一個社會，倘若不能保障人權及確定權力分立制度，就毫無憲法可言」這個規(guī)定儘管在當時是被視為政治口號及革命之方針，但是，卻成為今日法治國家之傳統(tǒng)結構 陳新民，法治國家與人權保障之義務，收錄於氏著憲法基本權利之基本理論（上冊），自刊，民國88年7月，修訂五版，1至2頁。對一個現(xiàn)代民主國家而言，基本權之保障可說就是憲法制定之最終目的，不僅為憲法秩序中不可或缺的最重要構成部分，並被公認為實現(xiàn)公平正義的最重要指標。有人甚至說還說，沒有基本權保障之憲法，根本就不成為現(xiàn)代文明國家之憲法，沒有基本權保障之國家、社會，根本就不成為公義、良善的國家、社會。 許宗力，基本權的功能與司法審查，收錄於氏著憲法與法治國行政，元照出版公司，1999年3月初版，124頁?？梢姷没緳嗬Ｕ显诂F(xiàn)代文明國家是具有何等之重要性。我國憲法第二章定名為「人民之權利義務」，其稱「人民之權利」與「基本權利」（基本權）之概念是否相同？學者認為：我國憲法使用之名詞是人民之權利，而不是基本權，但至今學者新舊著作，用基本權者比比皆是，是以基本權指涉憲法上人民權利，可謂已約定成俗。 吳庚，憲法的解釋與適用，自刊，2003年9月，修訂版，89頁。換言之，我國憲法第二章雖稱「人民之權利」，其與西方國家憲法所稱之「基本權利（基本權）」，應屬相同之概念。何謂基本權利，在我國可以定義為：基本權利是凡人皆有的權利，憲法加以規(guī)定具有確認其在國家規(guī)範秩序中的最高效力，國家有加以保障之義務，不僅立法者不得任意限縮，制憲者如有侵犯也是為一重憲法破毀的行為?；緳鄡?nèi)容越是充分實現(xiàn)，政治體系越是具有存在的正當性。 吳庚，憲法的解釋與適用，自刊，2003年9月，修訂版，90頁。我國憲法第二章所規(guī)定之人民之權利（基本權），從第七條至第十八條再加上第二十一條，總共十三類十七種，即：（一）平等權（二）人身自由權（三）不受軍事審判之自由（四）居住遷徙自由（五）表現(xiàn)自由（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自由之總稱）（六）秘密通訊自由（七）信仰宗教自由（八）集會結社自由（九）生存權（十）工作權（十一）財產(chǎn)權（十二）請願權（十三）訴願權（十四）訴訟權（十五）參政權（選舉、罷免、創(chuàng)制、複決之總稱）（十六）應考試服公職權（十七）受國民教育權。 吳庚，憲法的解釋與適用，自刊，2003年9月，修訂版，90及92頁。除上開十七種權利可以說是我國憲法上之基本權利外，憲法第二十二條又規(guī)定：「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不妨礙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憲法之保障」。我國憲法之所以採取此種既列舉又概括之方式，其目的在儘可能包含所有權利之保障，俾免遺漏。憲法第二十二條之規(guī)定，雖旨在表示此種自由及權利，與上開之基本權利並非當然同一屬性外，只要不妨礙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亦均受憲法之保障，換言之，凡屬人民之自由及權利，均同受憲法之保障，並非不屬憲法所列舉之基本權利即不受憲法之保障。故司法院釋字第三九九號解釋即認，姓名權為人格權之一種，人之姓名為其人格之表現(xiàn)，故如何命名為人民之自由，應為憲法第二十二條所保障。內(nèi)政部函示「姓名不雅，不能以讀音會意擴大解釋，從而不準人民更名之申請，與上開意旨不服，有違憲法保障人格權之本旨，應不予援用，即是一例。」2. 憲法保留與法律保留憲法所列舉之基本權利及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雖同受憲法之保障，但保障之程度與方式是否無分軒輊，毫無差別，司法院釋字第四四三號解釋曾認：「憲法所定人民之自由及權利範圍甚廣，凡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保障。惟並非一切自由及權利均無分軒輊受憲法毫無差別之保障：關於人民身體之自由，憲法第八條規(guī)定即較為詳盡，其中內(nèi)容屬於憲法保留之事項者，縱令立法機關，亦不得制定法律加以限制（參照本院釋字第三九二號解釋理由書），而憲法第七條、第九條至第十八條、第二十一條及第二十二條之各種自由及權利，則於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條件下，得以法律限制之。至何種事項應以法律直接規(guī)範或得委由命令予以規(guī)定，與所謂規(guī)範密度有關，應視規(guī)範對象、內(nèi)容或法益本身及其所受限制之輕重而容許合理之差異：諸如剝奪人民生命或限制人民身體自由者，必須遵守罪刑法定主義，以制定法律之方式為之；涉及人民其他自由權利之限制者，亦應由法律加以規(guī)定，如以法律授權主管機關發(fā)布命令為補充規(guī)定時，其授權應符合具體明確之原則；若僅屬與執(zhí)行法律之細節(jié)性、技術性次要事項，則得由主管機關發(fā)布命令為必要之規(guī)範，雖因而對人民產(chǎn)生不便或輕微影響，尚非憲法所不許。又關於給付行政措施，其受法律規(guī)範之密度，自較限制人民權益者寬鬆，倘涉及公共利益之重大事項者，應有法律或法律授權之命令為依據(jù)之必要，乃屬當然。」此一解釋乃係以規(guī)範密度為理論基礎所建立之如同德國之層級化保留體系（或稱分別等級之保留） 吳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自刊，民國94年8月增訂9版，107109頁。，其結構如下：（1）憲法保留：所謂憲法保留，係指特定事項，保留由憲法自行規(guī)定，縱令立法機關擁有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