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產階級”等同起來，使得具有潛在分析的“公共領域”概念成為哈貝馬斯關注的“晚期資本主義問題”的殉葬品。40相反，我們或許可以將“公共領域”甚至“市民社會”從特定的“問題背景”中解放出來。將“市民社會”看作是與資產階級沒有必然聯系的或者說只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才有聯系的非國家權力支配的生活空間，如家庭、社區(qū)、市場體系等(在這個意義上，“市民社會”與“社會”是同義詞。在討論中國歷史時，我還同樣使用“鄉(xiāng)村社會”的術語)，而將“公共領域”看作是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通過自由溝通(munication)以形成理解或通過交涉(negotiation)以達成妥協的機制或制度化渠道，如自由言論、代議制、選舉、司法審判等?！　〗涍^這樣的“概念治療”(維特根斯坦語)之后，我們就會發(fā)現，所謂合法性就是指社會對國家所維持的統治秩序的認可或同意，這種認可或同意是以自由溝通和相互交涉的制度機制作為前提的，正是通過這樣的制度機制，國家利用所掌握的各種資源對社會施以控制或管理，社會亦利用自己的資源對國家進行批評、監(jiān)督、抵制甚至反抗。這一合法性的確立過程正是統治秩序的合法化(legitimation)過程。一般而言，國家所擁有的資源包括制度資源(經濟資源與政治資源)和文化資源，前者指國家對合法地施以暴力的壟斷，后者指國家在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霸權。因此，國家在社會中確立合法性主要依賴兩種不同的合法化手段，即意識形態(tài)的合法化和法律制度的合法化，前者指對統治秩序進行知識上或信仰上的真理化論證；后者指以暴力強制為后盾的權利義務安排，由此產生了兩種合法性，即基礎的合法性和授權的合法性。41任何統治秩序的建立必須借助于這兩種合法化手段。它們在實踐中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意識形態(tài)的灌輸或啟蒙是以相應的法律制度(如教育制度、言論自由等)為保障的，法律制度的推行也是以相應的最低限度的共識為前提的。因此，意識形態(tài)的合法化與法律制度的合法化在功能上屬于相互替代的制度安排。正是在這種相互替代的過程中，形成了兩種合法化模式；即控制模式與治理模式，這一點我們留在后面有關中國法的歷史中再加以討論?！　　　∽⑨尅　?5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吳壽彭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148頁?！　?6參見喬治霍蘭薩拜因：《政治學說史》(上)，盛葵陽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47—56頁?！　?9。Entr232。ves,NaturalLaw:AnHistoricalSurvey,NewYork,Harperamp。RowPublishers,1965,.　　18亞里士多德，前注15引書，第六章?！　?9參見薩拜因，前注16引書，第十二章，十三章和二十章等，哈羅德丁伯爾曼：《法律與革命——西方法律傳統的形成》，賀衛(wèi)方等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第七章，第八章?！　?0參見強世功：“馬基雅維里與文藝復興”，《蘭州學刊》，1994年第5期。頁2930。　　21有關近代科學對自然法思想的影響，參見卡西勒：《啟蒙哲學》，顧偉銘譯，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六章，亦見懷特海：《科學與近代世界》，何欽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9年，第四章。　　22盡管古典自然法學家的政治主張和制度設計是不同的，比如霍布斯主張君主專制，洛克、孟德斯鳩主編共和，盧梭強調民主，但是他們所賴以得出結論的方法是一致的。　　23轉引自，39。Entr232。ves，前注17引書，頁76?！　?4參見蘇國勛：《理性化及其限制——韋伯引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268271?！　?5同上，頁190191。　　26DolfSternberger，Legitimacy,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oftheSocialScience,.　　27比如JeremyAdams將合法化類型分為程序的、強制的、警告的、學術論證的和大眾的五種，HokLanChan將合法化類型分為符號的合法化和現實的合法化。參見HokLawChan:，LegitimationinImperialChina,UniversityofWashingtonpress,1984,1112?！　?8參見蘇國勛，前注24引書?！　?9參見弗蘭克帕金：《馬克斯韋伯》，劉東等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106117。　　30約翰基恩：《公共生活與晚期資本主義》，馬音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年，頁266?！　?1尤爾根哈伯馬斯：《合法性危機》，陳學明譯，臺北：時報文化，1994［民93］，頁128，129。　　32參見基恩，前注30引書，頁266—267；哈貝馬斯，前注31，頁129131?！　?3AlbrechtWellmer,Reason,Utopia,andtheDialecticofEnlightment,(ed.),HabermasandModernity,Cambridge,TheMITPress,1985.　　34有關哈貝馬斯的哲學和社會思想，參見曾慶豹：“論哈貝馬斯”，《國外社會學》(北京)，1994年第5期和第6期?！　?5轉引自方朝輝：“市民社會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合法性——論哈貝馬斯的合法性學說”，《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總第4期，1993年8月，第35頁。本節(jié)關于哈貝馬斯對合法性與市民社會的論述主要參考了此文。　　36借用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這一概念來分析中國歷史的例證，而對其以西方概念套中國歷史的批評，參見楊念群：“‘市民社會’研究的一個中國案例——有關兩本漢口研究著作的論評”，《中國書評》(香港)總第5期，1995年5月，第28—38頁。對這種方法更廣泛的批評見魏斐德：“清末與近代中國的公民社會”，見汪熙、魏斐德編：《中國現代化問題——一個多方位的歷史探索》，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23—57頁；,PublicSphere/CivilSocietyinChina?—TheThirdRealmBetweenStateandSociety,No,2,。　　37詳見J252。rgenHabermas,TheStructuralTransformationofthePublicSphere,Cambridge，TheMITPress,1989,ChapterI,?！　?ThePublicSphereinModernChina，ModernChina,。黃宗智亦分析了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這個概念，認為他在兩個意義上使用這一概念，一個指具體的“資產階級的公共領域”，另一個指一般的公共領域，它也可以是“平民的公共領域”。參見Philip,前注36引文?！　?9黃宗智敏銳地觀察到這一點，他說：“就西歐歷史而言，哈伯馬斯對公眾領域的興起所做的研究相當于對民主起源(以及它后來的衰退或者‘結構轉換’)的研究。……就民主本質而言，不僅擴大公眾生活領域頗為重要，而且在民權與政權相對立的環(huán)境中擴大公眾領域更為重要。我們正是需要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來理解哈貝馬斯所指的‘公民社會的公眾領域’。”轉引自魏斐德，前注36引書，頁24—25?！　?0黃宗智就直接提出“第三領域”(thirdrealm)的概念，這是“一個價值中立的范疇，它可能會使我們擺脫哈貝馬斯的資產階級公共領域這一概念帶有價值判斷的目的論。”以此來指國家與社會共同參與的領域。，前注37引文。我在本文中沒有采用“第三領域”的概念，而仍然采用剝離之后的“公共領域”概念，是因為我覺得前者是一個空間性的和結構性的概念。而使用“公共領域”更強調構成這一“領域”的社會行動者(而不是結構)所具有的作用，或者說“公共領域”本身是由參與的行動者所構成的。但是在強調國家與社會的互動方面，這兩個概念是相同的?！　?1有關“基礎合法性”和“授權合法性”的詳細討論見李猛：“日常生活的權力技術──邁向關系/事件的社會學分析”，北京大學碩士研究生論文，1996年。第 34 頁 共 34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