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奧古斯丹的教友們以及圣母院司晨禱的教士們，全都在他的面前戰(zhàn)戰(zhàn)兢兢。”［24］149根據教義規(guī)定，教士與異性的接觸是受到限制的，更別提性愛。為了回避見到年輕女性引起沖動，他引經據典的拒絕了國王的女兒波熱夫人來探訪圣母院。他用祈禱書與工作臺來抑制性本能的侵犯，在獨處時候，他壓抑到痙攣的地步，“德罕岸邊替教士們洗衣服的婦女，有好幾次發(fā)現(xiàn)若扎斯的副主教先生的衣服折痕里有幾處被指甲或爪子抓破的地方?！边@種對肉體生命堵而不宣強行壓抑的結果，只會導致精神層面的危機加劇，一旦防線崩潰，破壞力驚人，最大可能是扭曲人性?？寺宓氯藶闃嬛牡虊谓K于迎來了他生命中的“駱駝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美麗動人的吉卜賽女郎愛斯梅拉達如天際閃電，強光瞬間照射進克洛德黑暗中的生活，使得他第一次看到了世俗女性的美麗與肉感。愛斯梅拉達不僅喚醒了他的感情也激化了他蠢蠢欲動的欲望,“不止一次我的肉體由于一個女人走過而沖動起來，我在少年時就以為被生活窒息了的這種男人的生理和血液的精力，不止一次痙攣地解開了把我這可憐人拴在神壇冰冷的石頭上的鐵鏈。”［24］258而現(xiàn)在，“我總是聽見你的歌聲在我頭腦中鳴響，總是看見你的腳在我的祈禱書上飛舞，夜里在睡夢中總是感到你的形象在我的肉體上飄拂”［24］260。欲望的力量始終翻騰，不斷抽搐，掀起那教會的鐵鏈，長期的本能壓抑和感情的焦灼，使得克洛德理智喪失。欲望越強，他的德行就越是卑劣，他不再顧忌自己的身分，他想占有愛斯梅拉達，不擇手段的讓伽西莫多半夜強搶愛斯梅拉達，嫉妒使得他偷偷下手刺傷了與愛斯梅拉達幽會的弗比斯，在因愛無法獲得的情況下，嫁禍于吉卜賽女郎，在愛斯梅拉達生命的最后時刻以其生命相威脅，要她答應他的要求仍然可以救她。在遭到斷然拒絕后，以一個“魔鬼的笑”看著愛斯梅拉達鮮活的生命葬送于絞架。雨果所塑造的克洛德，是遭到廣大讀者所唾棄的。雨果對他也基本上進行了否定，這種否定是采用對照手法予以實現(xiàn)的。第一，愛斯梅拉達與克洛德形成鮮明對照。他們之間的矛盾貫穿始終，推動整個情節(jié)的發(fā)展，他們也代表著兩種力量，一個當然是真、善、美，一個無疑是假、丑、惡。愛斯梅拉達以歌舞給人們痛苦的生活帶來歡笑，也以實際的行動來闡釋善良與仁慈，如在刑臺上給伽西莫多喂水等；而克洛德卻因無法獲得愛而生恨，于是利用手中教權與司法系統(tǒng)合謀置愛斯梅拉達于死地，不甘放手的情欲又使得他在愛斯梅拉達要處死時還在以生命為誘餌，“你要我嗎？我還可以救你”，如此種種，其偽善卑劣淋漓盡致的得到表現(xiàn)。此種對照，使得善者得以彰顯，惡者更是猥褻。第二，用伽西莫多與克洛德進行對比。克洛德曾經是一個照顧弟弟，撫養(yǎng)棄嬰伽西莫多的人，最后卻變成一個淫邪和施虐者；伽西莫多曾是一個對社會充滿仇恨的人甚至做過助紂為虐的事，最后卻完全改觀。以往的研究往往集中在對克洛德的個體批判上，事實上，雨果對這個角色的否定是有著更為深遠的意義，可以說是以克洛德為靶，討伐了整個教會?！栋屠枋ツ冈骸穭?chuàng)作于1830年七月革命前后，教會勢力一向龐大，它干涉政治與法律，盤剝百姓，幾乎達到無惡不作的程度，再加上波旁王朝的專制，導致民生苦難不堪。雨果在此向“巴黎圣母院”的占據者開火，希望能夠突破宗教教理、砸碎封建專制這兩道枷鎖，以求得個性解放、精神自由。因此，在小說當中，作者把“教理的命運”視為“人生神秘苦難”的源泉，而批判的鋒芒就集中在克洛德身上。作者沒有選擇理性的分析，而是通過圍繞圣母院發(fā)生的故事來揭露宗教罪惡，引起讀者的警覺。在深入批判宗教罪惡的同時，作者也沒有忘記作為個體的克洛德其實也是宗教的犧牲品。這一點是通過展示克洛德內心沖突來實現(xiàn)的，天主教教規(guī)與人的自然欲望的對立，導致了克洛德扭曲的人格。作者對其正常人的需要是在一定程度上給以肯定的，同情他在禁欲主義下掙扎、哀告的靈魂。顯然，作為宗教兇器的克洛德在敲碎別人幸福的同時也自己難逃悲劇命運。在此，作者以克洛德形象對宗教投出了鋒利的匕首，閃爍出煜煜的人道光芒。作者對宗教批判的鋒芒并不因揭批了克洛德的惡魔性質和工具性質而就此止步?？寺宓聦儆谧诮探缋锩鏄O具智慧的上層人物，這個人物是宗教界看好、信徒們信仰的人物，這個人物對宗教的叛逃，雖然說是痛苦的叛逃，也意義非凡。表面上，克洛德劫持、誣陷愛斯梅拉達、刺殺弗比斯，阻止甘果瓦接近愛斯梅拉達，憑借法律、監(jiān)獄、絞刑架種種手段，其意圖得到愛斯梅拉達，然而，推敲各種跡象，不難得出結論，克洛德想借愛情來拯救自己于深陷的宗教泥潭，只是因為脫離了正常的社會，受宗教的毒害太深，因而在實現(xiàn)人性欲求時無法也無力洗卻階級、社會和人生所打在他身上的烙印，無法采用正常的手段來追逐愛情、復歸人性。這使得他陷入一種“二律悖反”的邏輯當中，越是依靠宗教特權去獲取愛情，越是背離愛情，也背離自己從小就接受的宗教熏陶；越是執(zhí)著于愛情 ，就越要牢牢依靠自己的宗教特權。如此，克洛德只有徒勞地掙扎，最后被有養(yǎng)子之親的伽西莫多推下教堂，終結其作為悲劇的一生。克洛德這個人物形象的真正意義在于他是從宗教的內部走出來，剝開了他自己的傷痕，讓我們清楚看見人性是如何被宗教扭曲，天國又是何其遙遠。此時，雨果對宗教的態(tài)度非常明朗，而且當時也正是浪漫主義對古典主義初步取得勝利的時候。但大張旗鼓地向教會宣戰(zhàn)還是不敢想象的，所以雨果虛晃一槍，在序言當中就大書一個希臘單詞“命運”，在文中又用克洛德自己書寫這個單詞作為照應，似乎一切都歸咎于“命運”之錯，此種障眼手法在今天還是迷惑了不少讀者的。在《巴黎圣母院》發(fā)表前后的這個時間段內，雨果一些重要的詩歌、小說、戲劇如1829年的《瑪麗蓉黛羅美》、《東方集》以及其后的《艾那尼》，1832年的《國王尋歡作樂》與1833年的《瑪麗都鐸》，稍為晚一些的《呂依布拉斯》，都充滿著反教會、反封建的精神，這些作品共同構成一股強大的火力，焚燒了宗教虛偽、罪惡的面紗。1862年，雨果完成了他的杰作《悲慘世界》。在這部作品當中，我們能窺見雨果的宗教思想的新動態(tài)?！侗瘧K世界》的狄涅區(qū)主教卞福汝代表了雨果對宗教的期望。這個形象是雨果以迪涅城一個有德行的主教米奧里斯為藍本塑造的。這是一個絕對虔誠的信徒，救贖人的靈魂、廣施仁愛感化世人。他讓出主教府，施舍錢財，為所有人哪怕是罪犯進行祈禱，一路“散布溫暖和光明”，他在布道中，從不宣傳宗教謬論與教會的偏見，不把上帝視為神，而只是當作一種抽象的信仰。他在《醫(yī)學的哲學》上寫下“對于向你求宿的人，不可問名問姓，不便把自己姓名告人的人也往往是最需要找地方住的人”的句子，也正是這樣做的。以這個信仰，他接納了苦役犯冉阿讓。在冉阿讓第二天因偷了他的銀餐具而被警察押回來時，他為其開脫了罪責，又送他一對銀燭臺，再一次贖回冉阿讓的靈魂。由于卞福汝對其靈魂的挽救，宗教的光芒從此照亮了冉阿讓整個未來的心路。冉阿讓把卞福汝的仁愛之燈接過，在照亮自己的正途時，也把宗教的仁愛普及到更多人身上，在他成為企業(yè)家馬德蘭先生后，他周濟貧困，給人工作，他助芳汀，救割風，撫養(yǎng)珂賽特，還商馬第清白。最值得一提的是，他釋放了一生追捕自己的沙威，這種以德報怨與卞福汝再送銀燭臺給冉阿讓以贖回他的靈魂如出一轍。在此，冉阿讓就是卞福汝主教。從《巴黎圣母院》到《悲慘世界》，我們看到人物的發(fā)展?！栋屠枋ツ冈骸芬浴懊\”或者說“宿命”作為歸宿，人物的行為是命定的，人物在命運面前沒有改變的可能性。但在冉阿讓身上，我們看到了冉阿讓對“命運”的反擊。他雖然犯錯，但通過積德行善救贖自己。他勇于犧牲自己，全然忘記自我，他不斷的反省，拯救自己的良心。他以超人的毅力與勇氣成功地走完了這條救贖之路，而最后也成功地被上帝接納：“夜沒有星光，一片漆黑，在黑暗中，可能有一個站著的大天使展開著雙翅，在等待著這個靈魂?！保?5］1759顯然，冉阿讓在上帝面前獲得了新生。可是，冉阿讓也沒有成為基督徒，他和作者類似，只是一個有信仰的人，一個心中有上帝的人，崇尚宗教精神的人。西美爾在其《現(xiàn)代人與宗教》當中談到過，現(xiàn)代很多人沒有分清“宗教”和“宗教精神或宗教性”的差異。以西美爾的看法，“宗教”是指那些“具有獨立的建制實體和教義旨趣，是一種猶如藝術、科學那樣的文化形式”，或“有些類似于羅馬時期或現(xiàn)代意義上的國家”。而“宗教精神”則是一種社會精神結構，體現(xiàn)為某種人際行為，它們往往是自發(fā)形成的情緒狀態(tài)，靈魂的敞開狀態(tài)，作為與超越域相遇的前提的體現(xiàn)形式，并不具有客觀的建制形式。信奉宗教與信奉宗教精神在現(xiàn)代顯然不是同一件事情，信奉宗教的是一些宗教信徒，他們的生活與處事都依照宗教規(guī)定而行，帶有強烈的宗教傾向性。具有宗教精神的并不一定就是教徒，也并非一定就會接受教會的那些儀式，更多的是為宗教精神所吸引或者認同它。這種吸引或者認同“并非是經過宗教僧侶所宣傳解釋的宗教教義，而是他們依據內心的感受理解的并借助于《圣經》文本所表達的高尚精神或超越性的精神?！保?］307據此，筆者也認為雨果屬于這個意義上的宗教精神的信奉者。不管是在《海上勞工》還是《笑面人》當中，雨果對主要人物的刻畫都體現(xiàn)了他本人是具有這么一種宗教精神的人。《海上勞工》的吉利亞特與勒蒂埃利大師傅，他們只信上帝，勒蒂埃利還憎恨教士，嘲笑他們是十足的虛偽之徒。他們都以偉大的心靈為這些信教的人所仰慕；《笑面人》對神的信仰也十分模糊；《悲慘世界》中的卞福汝主教也從不談愚蠢的教條，只做一個有德行的人，過有德行的人生。《悲慘世界》給讀者展示了冉阿讓受苦受難的一生。而這恰恰暗合了基督教“受難”全部含義。冉阿讓沒有走進教堂，卻最后為上帝所接納，成為“上帝的公務員”。歷史學家吉伊曼在為比魯埃的《小說家雨果》所作的序中說：“我同意比魯埃的話，完全同意。冉阿讓‘屬于圣人的盛大行列’?！保?6］冉阿讓救贖之路走得并不順利，種種危急關頭都考驗著他的良心，在與自己的良心搏斗時還得與沙威周旋一生，期間雖有腦海中的風波，但最終遵循了上帝的指引。正如作品當中所寫：“此刻，讀者手邊的這部書，中間不論有怎樣的間斷、例外或缺失，從頭到尾，就整本到細節(jié)都是從惡走向善，從不公正到公正，從假到真，從黑夜到天明，從欲望到良心，從腐化到生活，從獸行到責任，從地獄到天堂，從虛無到上帝。它的出發(fā)點是物質，終止處是心靈；它由七頭蛇開始，以天使告終。”［25］1512這正是冉阿讓的一生概括，而冉阿讓這出獄后的人生，無不處在卞福汝主教的光芒照耀下，甚至可以說，冉阿讓是不穿教士服的教士。小說中的法律機器的代表沙威因冉阿讓的寬恕而覺得震撼，最后跳入塞納河以死拯救了自己的靈魂，這是卞福汝主教寬恕、博愛的思想作用于沙威的結果。1854年，雨果和兒子夏爾討論過卞福汝主教這個角色。夏爾認為：“民主的敵人，是神甫，尤其是天主教神甫……”雨果說:“一般地說，宗教是宗教，神甫是神甫?？梢杂卸喾N方式做神甫。教導不可見的世界的人就是神甫。任何思想家都是神甫……”［27］小說題為《悲慘世界》，整體來看它就是一個啟示錄，由一個主教、一個苦役犯、一個警察構成一個關于傳播福音、靈魂自救、頓悟的故事，三者并非三位一體，但是卻不可或缺。由此也可以看出雨果小說當中的《圣經》元素。至于小說當中的珂賽特，也有《圣經》當中兒童原型的影子，這在后面將會有所涉及?！侗瘧K世界》發(fā)表后，喬治桑致信給雨果，雨果于1862年5月18日回復喬治桑：“不要害怕看到我的基督徒色彩太濃。我相信基督，如同我相信蘇格拉底，我相信上帝，甚于相信我自己?！保?8］269讀者與作者顯然都同意《悲慘世界》是一部宗教意味非常濃的作品。《悲慘世界》在出版時，當時巴黎的一個青年記者蒙富尼耶就下了結論說：“這是19世紀的傳道書?！保?8］265而在這本書中，雨果最初寫了個哲學序言《哲學。一本書的開端》開宗明義的說“大家會讀到的書是一部宗教書。”全文結束時一語定調：“我信仰上帝。”可見雨果創(chuàng)作這部小說時所抱有的宗教熱忱。雨果小說神父形象系列中還有一個不能不提的人物——西穆爾登，這是雨果最后一部長篇小說《九三年》中的主要角色之一，在他身上體現(xiàn)了宗教的仁慈、博愛也表現(xiàn)了如魔鬼般的血腥、冷漠。西穆爾登原是鄉(xiāng)村神父，有著仁慈之心。一天在市立醫(yī)院他用嘴吮吸一個勞苦病人喉頭發(fā)出惡臭的膿瘡，挽救了這個人的生命。有人對他說如果他給國王做這件事，能當上主教。西穆爾登堅決的說：“我不會給國王干這樣的事?！保?0］顯然他的這種仁慈是帶有傾向性的，傾向貧困中的人民。當大革命的浪潮把他推到階級斗爭的最前線時，他從神父轉身一變而為革命者。宗教仁慈思想與革命暴力發(fā)生矛盾時，他都能做到堅持革命暴力，他一到旺代就發(fā)出森嚴的命令：“不要寬大，不要饒??！”［30］這似乎與宗教的寬大仁慈有點違背，西穆爾登解釋說:“革命有一個敵人，這個敵人就是舊社會，革命對這個敵人是毫不仁慈的，同樣地外科醫(yī)生的敵人是毒瘡，他對于毒瘡也是毫不仁慈的。”［30］他把革命的恐怖比喻成替舊世界動手術，手術雖然要流血，然而是為了挽救生命。這是一種更高的仁慈，著眼于整個國家的仁慈，在一定程度上他突破了雨果曾經“打掉王冠，留下人頭”的想法，事實上，上帝也曾發(fā)怒用硫磺火滅絕不義之人，西穆爾登的絕不寬恕也沒有超越上帝所作為。西穆爾登上戰(zhàn)場雖然佩戴刀槍卻是從不用刀槍還擊，以及他對被包圍的叛軍勸降演說宛如教士布道一樣。他說：“我是光明，我向無知說話。光明總是包含博愛在內的……你們以后就會明白，或者你們的子女會明白，現(xiàn)在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替天行道，主持革命的就是上帝?！保?0］向往光明，拯救無知，以博愛來挽救無知的人民，他竟然想以自己的頭顱換取朗德納克的頭顱以便雙方停止斗爭，避免流血?？此坪眯?，實則證明了他有悲憫之心、寬恕仁慈，真正的博愛，也符合他一個教士本色。在《悲慘世界》當中，雨果借卞福汝主教的筆寫出了他的上帝觀：“《傳道書》稱你為全能，馬加比人稱你為創(chuàng)造主……《創(chuàng)世紀》稱你為上帝，人稱你為天父，但是所羅門稱你為慈悲，這才是你名稱中最美的一個?！贝缺蠲?！這個時期的雨果思想更為成熟，對革命的暴力雖然痛苦卻也能夠理解，但是他還是希望少流血，只打掉王冠而留下人頭。西穆爾登的寬恕的一面與殘忍的一面是雨果所持的信仰與現(xiàn)實沖突所形成的矛盾體。在《九三年》之前，雨果創(chuàng)作的《海上勞工》中也有兩個教士，雖然著墨不多，然而也能窺見雨果此時的精神狀態(tài)。在這部小說當中，兩個神甫，與《巴黎圣母院》相比，埃洛德神甫雖然為人有點不堪，但也是真誠的想為別人提供世俗的幫助。另一個教士埃伯內齊爾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婚姻，人格也沒有克洛德的缺陷，也不如西穆爾登嗜殺，而是過一種完全融入世俗的生活?？偨Y雨果筆下這幾個神甫形象，雨果在他們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