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宋代刻帖《絳帖》潘師旦曾將此也刻入，而偽《絳帖》卻未曾刻入，后復刻于《筠清館法帖》中，說明宋代已有此帖流傳，后來原拓失傳，直到1896年在敦煌千佛洞中發(fā)現(xiàn)此帖，但與原拓比較有殘缺，后被法國人掠去，還存五十行，然后再裝裱成橫卷，此殘卷現(xiàn)藏巴黎圖書館。根據(jù)照片影印件，羅振玉在《墨林星鳳》中述：“伯施信本登善諸人各出其廳，各詣其極，但以此則于書法上固當北而稱臣耳?！闭f明這五十行殘本是有其價值的。由于殘本中問題很多，都要根據(jù)具體情況，來考證說明“孤本”的地位。二 如何認識“珍本”在著名刻石和刻帖的原拓版本中，有的存世不多，或因各種因素造成原拓版本的質的差別，這種差別直接影響到藝術質量和資料的可靠性。有的因原版刻流到國名。因此國內(nèi)所存較早較稀有的原拓版本，就是稀世珍品，如唐、宋、明原拓僅存一二，都可屬“珍本”范疇。分析各種“珍本”，從書法藝角度出發(fā)大致有四種類型：第一種：原石久佚，原拓對書法界影響較大，具有代表性，盡管以后各種拓本質量上有各種差異，甚至還有缺殘，還是覺得珍貴，這就可以稱為“珍本”。如《西岳華山廟碑》，舊石在陜西華陰西岳廟中，隸書22行，每行38字，明嘉靖1555年毀于地震，郭相察書、潁川邯鄲公修刻，現(xiàn)留下拓本有長垣本，最衩為河北王文蓀所藏北宋拓本，字跡只損十字，后被日本中村不折氏購得，現(xiàn)轉輾藏于東就書道博物館。其次華陰本（關中本）是原縣東支駒史弟年藏的無拓本，后被華陰王宏撰文所藏，說明拓本殘缺近百字，現(xiàn)藏北京故宮博物院。第三是四明本，為浙江豐熙（道生）所藏的明拓本，后歸寧波天一閣范氏所藏，但殘字又增，在清代曾被端方收藏過，也作過藏記，現(xiàn)也藏于故宮博物院。還有李文田藏的宋拓半本，因為此半本直為私人秘藏，直到清初馬日璐兄弟藏于玲瓏山館，才被世人所知悉，殘缺也多于百和石裂，現(xiàn)被香港中文大學歐陽先生所藏其中有容庚先生觀跋。從這四個珍本對比來看最佳的是長垣本。第二種：原石原版的初拓，由于拓工和材料等因素，以及保管因素，使原拓本質量各有差異。如帝王刻帖原有朱砂本（金紅）這種拓本不多，但在北京和臺灣都曾發(fā)現(xiàn)過，以后墨拓不如朱拓本，都不及第一次所拓的好。一是技術，二是相隔時間長，還有材料問題，因此朱砂本就成了刻帖中的珍本。又如唐《王居土磚塔銘》，明萬歷年間出土于陜西終南山鞭梓谷，在長安縣南六十里，初拓已斷為三塊，繼而為五塊，再裂為七塊，后因搬運失去第一塊，又在椎拓中被全部推碎，因此初拓極為罕見。明出土時拓最好的珍本，同藏于遼寧博物館。第三種：原石還存，但殘損過多，而舊拓文字則完整，此情況是因原石存放于野外，或石質不佳或遭雷擊，所以初拓也很珍稀，可稱為“珍本”。如《隋姬氏墓志》舊石于清嘉慶20年（1815年）于陜西咸寧出土，武進陸耀箐得石移至江左，咸豐十年（1860年）碎于兵亂，斷為二段存170字，原石首行“夫人”二字“夫”有石痕似點，因此初拓與后拓差別較大，其中有被大興惲孟樂、南皮張之洞收藏，戰(zhàn)后殘石被陸彥甫復得，已與原石拓本不可比較，但因該石書藝較高，年以原拓本可稱珍品，《漢魏南北朝墓志集釋》（趙萬里編）等著錄中有記述。現(xiàn)原石藏于北京故宮。第四種：原石流至國外，而國內(nèi)保存拓本較少。這些流向國外的碑石和刻版書跡藝都很高，流傳拓本又少，有的甚至是縮小本，這些碑石和刻版大致都在精末和民國年間發(fā)現(xiàn)，由于漢時朝政腐敗，有的被賣出，有的被掠奪。如《晉沛國相張朗碑》于1919年河南洛陽出土，碑體不大，前19行，每行19字，后6行，每行10字，均為隸書，因當時政局動亂，無人顧及，即被聞訊的日本人購去。留存國內(nèi)拓本不多，大多是翻刻本，在左角廠花上與原拓本不能相比，露出刀斧痕。然《張朗碑》不僅具有書法藝價值，還有文史價值，所以盡管碑小也是一件珍品。著名章草字帖是什么章?《急就章》章草起源章草是我國有兩千年歷史的古書法。在這漫長的時間里，有不少專家、學者，留下了相當多的論述和著作。既然如此，還有什么要說的呢?原因有二：第一，章草本身，如結構音訓，以至譯文等，有許多至今還有不同意見。第二，就是章草的書法及在書法歷史上的地位等一般性的問題，不僅各個時代，甚至每一個人，都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本文所述，即筆者對章草的某些看法。關于章草的起源，一般的說法是：一、唐張懷瓘《書斷》：“章草者，漢黃門令史游所作也。”二、劉宋王愔云：“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兼書之。漢俗簡隋，漸以行之”。三、北宋黃伯思《東觀余論》：“凡草書分波磔者名章草，非此者但稱草，猶古隸之生今正書，故章草當在草書先，然本無章名。因漢建初中，杜操伯度善此書，帝（按即章帝）稱之，故后世目焉?！币云涫┯谡伦啵试徽虏?。上面幾種說法，有的是對的，有的則可以商議。如章草發(fā)生在西漢后期，即元帝前后。到東漢早中期，即章帝前后達到高潮。從它的時代來說，問題不大。再如章草的名稱，歷來有“可以用于章奏”和“得到章帝的承認”兩種說法。雖然都有道理，但在古代，皇帝就是一切。所以因章帝而得名的可能性，也許更大些。又如“章草是草書中之有波磔的，”不失為重要特征之一。不過從章草的全貌來看，還不夠全面。章草既然成為書法史上的一種字體，它之不同于隸書或草書，是多方面的。我一向反對倉頡制定文字的傳說，也同樣不信史游一個人既創(chuàng)造章草，又編定《急就章》。因此對章草的起源，照我的看法，從篆書轉變?yōu)殡`書的歷史，很有參考價值。《晉書衛(wèi)恒傳》說：“秦既用篆，秦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行之。隸書者，篆之捷也?！薄蹲髠麟[公五年》：隸，“早隸之事?！弊ⅲ骸霸珉`，古之賤役?！奔瘩憷糁悺Ｋ噪`書是書吏們貪簽簡捷所寫的俗體。漢人取其書寫方便，經(jīng)加工整理，定為全國通用之書體。名之日隸者，因為它原來是早隸之書也。人類社會不斷的發(fā)展，文化永無止境的進步，其動力就在于有永遠不會滿足現(xiàn)狀的思想。漢代以筆桿子為工具，或與書寫有一定關系的勞動人民，他們對轉篆為隸歡呼了一陣，聲音剛停下來，又在動腦筋，于隸書的基礎上，謀更進一步的竅門。終于找出了“草體化”這條新路子。從此以后，埋頭苦干了幾十年，成了一股不可阻擋的潮流，不僅在社會上橫沖直撞，所向無敵。甚至把這只手伸到了官府，以至王宮的大門口。到西漢后期，大有“大水沖垮龍王廟”的勢頭。對這一點雖然歷史古藉沒有說過，但從居延遺址等處出土的成千上萬的漢代及魏晉木簡中，不難找出這樣的事實。文字、書法在古代，畢竟是上層社會所占有的“法寶”之一。在受到這股風潮沖擊時，當然不能視而不見，置之不理。包括帝王在內(nèi)的上層分子，鑒于周代晚期“分為七國，…言語異聲，文字異形?！被靵y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從他們以后所做的一切，歸納出來當時決定了三個原則：第一，認識到這個“草體化”的潮流，來勢兇猛，已經(jīng)到了無法抵擋或鎮(zhèn)壓得下去的地步。所以只能逆來順受，有條件的接受下來。第二，以隸書作為漢王朝的通用書體，是“劉氏先王”定下來的制度，所以決不能廢除。在接納草體時，必須保留隸書的特點。第三，在改的中間要注意規(guī)范化，要整理出一部標準的字書，用以推行新的書體。這就是傳世的《急就章》。所以章草的形成，是集中了當時上層分子的智慧結晶。以后經(jīng)過不斷修改、補充，日臻完善。到漢章帝批準其用于章奏時，則達到了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