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己的志向。讀書可以變化氣質，變換骨相，是實現(xiàn)志向的不二法門；內圣外王即是他人生道德修養(yǎng)所追求的境界。他之所以能夠持之以恒地堅持修身，皆源于他這一遠大的志向。（二）主靜主靜是儒家一門非常重要的修行工夫，儒家經(jīng)典《大學》中就提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4]453從中我們可以知道，主靜在修養(yǎng)過程中主要起到兩種作用，一是無事時體悟、提醒良心，二是有事時不為外物所引誘，一心堅持天理，心靜如水。曾國藩一生不得心靜，終生都在尋找靜的秘訣。他在《主靜箴》中說道：齋宿日觀，天雞一鳴。萬籟俱息，但聞鐘聲。后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懾，誰敢予侮？豈伊避人，日對三軍。我慮則一，彼紛不紛。馳騖半生，曾不自主。今其老矣，殆擾擾以終古[9]235 由此可知，曾國藩認為寺廟自然是最安靜的境地，但真正的靜不在于境靜，而在于心靜，只要保持內心的“靜”，無論處于多么危險的境地，保持思慮的專一，就可化險為夷，絕處逢生。這是曾國藩對主靜這一涵養(yǎng)工夫重要性的充分說明。所以他說：靜字功夫最是要緊。程夫子是三代后圣人，亦是靜字功夫足。王陽明亦是靜字有功夫，所以他能不動心。若不靜，省身也不密，見理也不明，都是浮的。[9]416 在這句話中，曾國藩一再強調靜的重要性，一個人的精神如果能夠沉靜下去，那么他的心就不會動亂，就能夠明白事理，做事沉穩(wěn)，甚至會有益于自己的身體的保養(yǎng)。這里所說的靜與動相對，并不是指內心無思無慮，而是指內心不受干擾，不被外物所引誘。所以他說“靜則生明，動則多咎，自然之理也”[9]245修養(yǎng)過程中的動是一種錯誤的狀態(tài)，是內心失去主見，被外物所引誘，只有保持心靜，才能明自然之理。那么如何才能達到“靜”的狀態(tài)呢？曾國藩將靜坐當成入門途徑。他曾定下“靜坐，思心正氣順，必須到天地位、萬物育田地方好”[7]356的目標，期望能于極靜之中求得真樂，最終達到提出的“天地位，萬物育”的天人和諧境界。（三）自省儒家向來注重通過自省來揚善去惡，修身養(yǎng)性，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水平，以期達到儒家的理想人格。儒家典籍《論語》學而篇提到：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12]459；《論語》顏淵篇提到：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12]603可見，孔子認為，長期堅持自省，便可以達到“內省不疚”，便可以成為君子。曾國藩也非常重視自省修身，他在家書中說道：“吾家子弟，將欲自修而免于愆尤，有二語焉，曰：‘無好快意之事，常存省過之心’”[13]451曾國藩的自省修身主要是通過記日記反省和慎獨來實現(xiàn)的。倭艮峰先生誠意工夫極嚴，每日有日課冊，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筆之于書。書皆楷字，三月則訂一本。自乙未年起，今三十本矣。[7]397 從這則日記中我們可以知道，曾國藩開始以日記自省修身是從當時的理學大師倭仁處學到的，曾國藩深受啟發(fā)，決心向倭仁學習“照艮峰樣，每日一念一事，皆寫之于冊，以便觸目克治”[7]398開始堅持每天以日課冊記錄自己的身過、心過、口過，作為反省自身的準則，以求無愧疚于心，減少自我的過錯。事實上曾國藩的日記自省修身簡直到了嚴苛的地步，他不僅在日記中將自己日常生活中的言行舉止的不夠檢點之處毫無保留地加以深刻批判，同時他還將日記交于友人批閱，請友人批評指正，這種毫無隱諱地披露自己內心的陰暗之處的自省方法，沒有極大的勇氣和決心是絕不可能做到的。儒家所提倡的自省是自覺主動的內在道德的自我完善，正如儒家經(jīng)典《中庸》所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盵10]340慎獨，簡單來說就是一個人在獨處的時候，即便沒有別人的監(jiān)督和督促，也不會放松自我修養(yǎng)的工夫。曾國藩在其《君子慎獨論》中說：“君子懔其為獨而生一念之誠，積誠為慎，而自謙之功密”[15]469在曾國藩看來，慎獨是最能體現(xiàn)君子之誠的，君子正是因為做到了慎獨，所以才達到了修身的最高境界，也就能心安理得，因為內心自欺與否，他人并不知道，只有自己獨知。他解釋道：慎獨者，遏欲于微，循理不斷，內省不疚，故心泰。人無一內愧之事，則天君泰然，此心?？熳銓捚?。人生第一自強之道，第一尋樂之方，守身之先務。[15]219 人若想要內心泰然安穩(wěn)，愉快寬舒，首先就要無愧無疚，而內心無愧無疚就在于能為善去惡，而為善去惡又在于人所不知而己知的關鍵時刻，這就是不自欺，就是慎獨，所以說慎獨是守身之先務。慎獨是曾國藩人生修養(yǎng)準則的核心，體現(xiàn)了儒家道德規(guī)范中的誠心自律的原則。四、結語 從以上論述我們可以看出，曾國藩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發(fā)展了前代儒學的修身理論，但是卻并沒有突破性的創(chuàng)見，他更多的只是按儒家的倫理道德和修身理論來修煉自己，磨礪自己，以求達到內圣外王的理想人格。曾國藩對待儒學的態(tài)度正如宗教徒對待宗教教義一般，只管虔誠地信仰并遵守，并無意于去創(chuàng)建新的教義。正如余英時先生在《士與中國文化》中所說：“唐（鑒）、曾諸人只是奉程、朱的理學為修身的準則，他們并無意在心、性、理、氣上另立新說……這正如宗教信徒不必人人都發(fā)展一套新的神學一樣”[16]這也正好解釋了為什么曾國藩可以長期堅持以苦行僧般的嚴苛方式來修身養(yǎng)性，克己成仁。換句話說，曾國藩在修身方面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并不是他在修身理論方面有獨特的創(chuàng)新，而是因為他在實踐方面不折不扣的落實。 通過對曾國藩修身思想的探析，我們可以知道，曾國藩修身思想中的天命論、理氣論盡管有其合理成分，也能夠有效地指導修身實踐，但是其中蘊含的迷信成分，卻禁錮了曾國藩的思想，讓他只知膜拜遵從，缺少開拓創(chuàng)新精神。與此同時，曾國藩修身最大的成就也正是他對儒家傳統(tǒng)修身理論的虔誠信仰以及對天命發(fā)自內心的敬畏而養(yǎng)成的堅忍性格，可以說正是這種堅忍性格讓曾國藩能夠在變幻莫測的晚清官場步步為營，最終攀上權力頂峰，實現(xiàn)治國平天下的大業(yè)，最后成功實踐儒家內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曾國藩修身過程中所遵循的知行合一，腳踏實地的務實精神對于當代我們探討如何修身、養(yǎng)成健全的人格，甚至是構建和諧社會都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和現(xiàn)實意義。參考文獻：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