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縣。馬鈴薯好像自始即是高寒山區(qū)或貧瘠土壤的作物，長期受人忽視。18世紀(jì)的方志之中，記載有馬鈴薯的還是很少。因?yàn)榉街局杏嘘P(guān)馬鈴薯的資料遠(yuǎn)比其他三種美洲作物的資料為少，我們不妨部分地按照年代，部分地按照地區(qū)，將種植馬鈴薯的各省、府、州、縣全部排列如下：—————————— ①Berthold Laufer，《The American Plant Migration，Part I：The Potato》(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Chicago，1938)．此系洛佛氏晚年成熟之作，卒后四年，始行刊印。所用原料比較翔實(shí)，然亦不免錯誤及遺漏。所引西文資料，頗可補(bǔ)中國文獻(xiàn)之不足。②引在William Campbell，《Formosa under the Dutch》(London，1903)，p．254． ③Laufer，《The American Plant Migration，Part I：The Potato》，p．81． ④Laufer，《The American Plant Migration，Part I：The Potato》，p．70．(一)乾隆1755年河北《祁州志》，卷三，頁三十六下，物產(chǎn)中列有山藥之外，并有“土豆”。因無其他描寫和解釋，無法肯定是否即是馬鈴薯。案甘薯俗名中有土瓜與地瓜，但未有稱為土豆者。鑒于近代河北省，包括北京，多俗稱馬鈴薯為土豆，此志中的“土豆”很可能就是馬鈴薯。(二)乾隆1773年湖北《鄖西縣志》，卷五，列有“芋、毛芋、鬼頭芋、山藥、紅薯”之外，尚有“土豆”。芋、薯種類如此之多，“土豆”應(yīng)系馬鈴薯。因湖北西北部漢水流域稍晚志書中多記有馬鈴薯，此區(qū)且為馬鈴薯主要集中種植區(qū)之一，“土豆”似可肯定為馬鈴薯。(三)吳其濬，《植物名實(shí)圖考》，稿成于1848年，卷六，“陽芋”條：“陽芋，黔、滇有之?！轿鞣N之為田，俗呼山藥蛋，尤碩大，花色白。聞終南山氓種植尤繁，富者歲收數(shù)百石云。”案吳其濬為嘉慶1817年?duì)钤掠沃?，畢生研究植物，“黔、滇有之”一語，最足以補(bǔ)文獻(xiàn)之遺漏。“山西種之為田”，亦極有參考價(jià)值。以下大批方志證明吳氏所云陜南廣種馬鈴薯觀察記載均極正確。(四)法人羅喜Enile Rocher，《La province chinoise du Yunnan》，2 vols(Paris，1879—80)Vol．II，p．11，亦謂云南當(dāng)光緒初年已相當(dāng)普遍種植馬鈴薯。(五)道光1847年貴州《平遠(yuǎn)州志》，“洋芋”。(六)光緒1879年貴州《畢節(jié)縣志》，“羊芋”。案：貴州志書一般對馬鈴薯極忽略。廿余年前遍檢北美各館所藏方志，黔省僅獲此兩條。(七)道光1849年湖南《寶慶府志》，“洋芋”。(八)同治1871年湖南《新化縣志》，“洋芋”。(九)同治1870年湖南《江華縣志》，“洋芋”。(十)道光1846年新疆《哈密志》(1937年鉛印本)，卷一，頁一上，蔬類中有“洋芋”。四川、陜西、湖北三省志書對馬鈴薯記載較多，山區(qū)尤為密集。(十一)嘉慶1812年四川《江油縣志》，“羊芋”。(十二)道光1825年四川《綏靖屯志》，“羊芋”。(十三)道光1843年四川《石柱廳志》，卷九，頁三下： “芋，水陸兩種。近又出二種，色分紅白，土人呼曰洋芋。”(十四)道光1844年四川《城口廳志》，卷十八，頁七十三上至七十四上：“洋芋，廳境嘉慶十二三年(1807~1808年)始有之，貧民悉以為食?！币喽囡曍i。(十五)咸豐1857年四川《冕寧縣志》，“洋芋”。(十六)同治1866年四川《理番廳志》，“洋芋”。(十七)同治1867年四川《彰明縣志》，“陽芋”。(十八)同治1870年四川《會理州志》，“洋芋”。(十九)同治1870年四川《涪州志》，卷一，頁三十二下： “懋遷、武隆多高山，產(chǎn)洋芋、紅薯。”(二十)光緒1844年川《雷波廳志》，“揚(yáng)芋”。(二十一)光緒1885年四川《大寧縣志》，卷一，頁三下至四上：“羊芋……邑高山多種此，土人賴以為糧。鄰縣貧民來就食者甚眾。”(二十二)光緒1892年四川《名山縣志》，“洋芋”。(二十三)光緒1893年四川《太平縣志》，“洋芋”。(二十四)光緒1893年四川《奉節(jié)縣志》，卷十五，頁一下：“案：包谷、洋芋、紅薯三種古書不載。乾嘉以來，漸產(chǎn)此物，然猶有高低土宜之異。今則栽種遍野，農(nóng)民之食，全恃此矣。”(二十五)光緒1894年四川《黔江縣志》，“洋芋”。(二十六)光緒1903年四川《江油縣志》，“洋芋”。(二十七)光緒1906年四川《越雋廳志》，卷三之二，頁一下：“羊芋，出夷地，可作粉。”(二十八)民國1915年四川《峨邊縣志》，“洋芋”。(二十九)民國1922年四川《南江縣志》，卷二，頁七下：“北部多山地，以包谷、麻、豆為大宗，間種蕎麥、燕麥。而洋芋，即馬鈴薯，尤為山民食料所資?！狡碌匾划€嘗挖芋十余石。番薯，俗名紅苕，惟低地種之?！?三十)民國1924年四川《松潘縣志》，“羊芋”。(三十一)民國1926年四川《南川縣志》，卷四，頁十九上：“山田產(chǎn)稻。山土產(chǎn)前獨(dú)產(chǎn)洋芋，今已絕種，下地亦多腐于地中?！?三十二)民國1928年四川《大竹縣志》，“馬鈴薯”。(三十三)民國1931年四川《宣漢縣志》，“洋芋”。(三十四)民國1931年四川《武勝縣志》，“洋芋”。(以上四川)(三十五)道光1829年陜西《寧陜廳志》，卷一，頁二十一下：“洋芋，此種不知所自來。山多種之，山民藉以濟(jì)饑者甚眾?！?三十六)道光1832年陜西《寧羌州志》，“羊芋”。(三十七)道光1842年陜西《留壩廳志》，“洋芋”。(三十八)道光1843年陜西《紫陽縣志》，“洋芋”。(三十九)光緒1879年陜西《定遠(yuǎn)廳志》，“洋芋”。(四十)光緒1883年陜西《孝義廳志》，卷三，頁八下：“洋芋，俗傳此種系嘉慶時楊大人(遇春)自西洋帶來。高山民以此為主食。”(四十一)光緒1892年陜西《鳳縣志》，卷八，頁十下：“高山險(xiǎn)僻宜洋芋。”(四十二)民國1921年《南鄭縣志》，卷五，“物產(chǎn)”，列有包谷、番薯及“爪哇薯”。案：爪哇薯即長崎原稱“咬[口留]吧薯”之別稱。民國間若干縣份有自日本引進(jìn)馬鈴薯者。但南鄭之稱爪哇薯，不足以證明必自日本引進(jìn)。(以上陜西)(四十三)咸豐1852年湖北《長樂縣志》，卷八，“物產(chǎn)”，及卷十二，“風(fēng)俗”。“風(fēng)俗”，頁十下至十一上：“羊芋有紅烏二種。紅宜高荒，烏宜下隰。高荒二月種，六月收。下隰臘月種，四月收。窖在土中?！驘o此種，近平處處有之。土人以之作糧，又可作粉，賣出境外，換布購衣。”(四十四)同治1864年湖北《宜昌府志》，卷五，“賦役”，頁一下：“山居者……所人甚微，歲豐以玉黍、羊芋代粱稻?！?四十五)同治1865年湖北《宜都縣志》，卷一，頁二十三上下：“山田多種玉黍，俗稱包谷。其深山苦寒之區(qū)，稻麥不生，即玉黍亦不殖者，則以紅薯、洋芋代飯?！?四十六)同治1866年湖北《?？悼h志》，“羊芋粉”。(四十七)同治1866年湖北《巴東縣志》，“洋芋”。(四十八)同治1866年湖北《長陽縣志》，“地理志”，卷一，頁一下：“羊芋有黃、白、烏三種?！?四十九)同治1866年湖北《恩施縣志》，卷六，頁十三上：“洋芋，種時用草薪，經(jīng)火燒，則大獲。夏種秋收，春種夏收?！?五十)同治1866年湖北《建始縣志》，“羊芋”。(五十一)同治1866年湖北《房縣志》，卷十一，頁十一上：“洋芋產(chǎn)西南山中?！辽钌教帲炔欢嗟?，惟燒洋芋為食?！?五十二)同治1871年湖北《施南府志》，卷十，“風(fēng)俗”，頁三下至四上：“郡在萬山中?！侵嚯槲忠埃嗨说??！l(xiāng)民居高者，恃包谷為正糧，居下者恃甘薯為救濟(jì)正糧?！ぶ凶罡咧剑貧饪嗪?，居民多種洋芋?！饕啬隁q，以高山收成定豐歉。民食稻者十之三，食雜糧者十之七?！?五十三)光緒1880年湖北《荊州府志》，“洋芋”。(五十四)光緒1884年湖北《興山縣志》，“洋芋”。(以上湖北)(五十五)光緒1892年《山西通志》，卷一，頁十八下至十九上：“陽芋，植尤廣，邊縣以為糧。……俗呼山藥蛋。”(五十六)宣統(tǒng)1909年《甘肅通志》，卷十二，頁三下：“羊芋，生坡地，可作谷食?！?五十七)民國1919年甘肅《大通縣志》：“土芋，俗名洋芋，一名土卵，一名土豆?！?五十八)民國1926年甘肅《崇信縣志》，“洋芋”。(五十九)民國1935年《察哈爾通志》，卷八，頁廿九上：“馬鈴薯，宣化、赤城、陽原、沽源、商都、龍關(guān)，涿鹿、寶昌、張北均產(chǎn)?！?六十)民國1934年《奉天通志》(偽滿編輯)，卷一零九，頁廿五下：“馬鈴薯，俗呼地豆。種類極多，本境種者有紅白二種?！t者為紐約種，味較遜，然塊莖特大，種者尤多?！庇忠駠?927年《遼陽志》：“近因日本人用為佐餐常品，種者益多?！?六十一)民國1930年《吉林通志》，卷三十三，頁十一下：“近有海外土豆，皮淡紅色，大于中產(chǎn)。又高麗土豆，黃、白色，但其味均不甚美耳?！?六十二)民國1933年《黑龍江志稿》(偽滿編輯)，卷十四，頁十下：“土豆，其形如芋，鉅者類芋魁。……一名馬鈴薯，紅白黃三種，邑多白者?！⑾姆N，八月掘食?！痹僖韵虑迥┟駠＝ǚ街緮?shù)種，內(nèi)中敘事，似隱示西方傳教士往往一再引進(jìn)馬鈴薯種。(六十三)光緒1903年福建《閩縣鄉(xiāng)土志》，第四冊，頁三二三下：“洋薯，種自歐洲到?？嘀竦忍帍V種之。狀圓，不甚甜，頗可獲利?！?六十四)民國1919年福建《政和縣志》，“馬鈴薯”。(六十五)民國1929年福建《霞浦縣志》，卷十一，頁一下：“近有自法國來薯種，百日熟，年可二獲?！?六十六)民國1929年福建《建甌縣志》，“馬鈴薯”。綜觀以上方志及其他記載，凡土壤貧瘠，氣溫較低，其他糧食作物不易生長的高寒山區(qū)，卻成了馬鈴薯傳播繁衍之區(qū)。它自始即是分曉民的食品，三百余年內(nèi)對我國瘠土的利用，發(fā)生很大的功效，這功效部分地可從下表中反映出來。表四 世界馬鈴薯生產(chǎn)概況(1973年) 收獲面積(公頃) 公頃平均產(chǎn)量(公斤) 總產(chǎn)量(公噸) 全世界 23010000 14356 315988000 蘇聯(lián) 8017000 13428 10655000 中國 3752000 9602 36025000 西德 481000 28432 13676000 美國 582000 25575 13493000 日本 141000 23418 3302000 (五)結(jié)論二十余年前因多方面治中國近古人口史，我在研究的較早階段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近千年來，我國糧食生產(chǎn)史上曾經(jīng)有過兩個長期的“革命”。第一個革命開始于北宋真宗1012年后，較耐旱、較早熟的占城稻在江淮以南逐步傳播?！霸绲尽保岸i稻”的品種越來越多，水源比較充足的丘陵辟為梯田的面積越來越廣。這不但增加全國稻米的生產(chǎn)，并因早熟之故，不斷地提高了稻作區(qū)的復(fù)種指數(shù)。雖然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進(jìn)步經(jīng)常是逐漸、緩慢的，但是早熟稻在近千年中對糧食生產(chǎn)積累影響深而且鉅，不愧生產(chǎn)“革命”之稱①。我所認(rèn)為近千年來，我國第二個長期糧食生產(chǎn)的革命，就是本文所討論的對象。這個革命的開始是16世紀(jì)，比第一個革命要晚六百年。美洲四種農(nóng)作物，花生、甘薯、玉蜀黍、馬鈴薯傳華四百余年來，對沙地、瘠壤、不能灌溉的丘陵、甚至高寒的山區(qū)的利用，作出很大的貢獻(xiàn)力量。今日的中國是全世界最大的甘薯生產(chǎn)國，產(chǎn)量占世界的百分之八十三；是僅次次于美國的玉蜀黍生產(chǎn)國；是僅于蘇聯(lián)的馬鈴薯生產(chǎn)國；是僅次于印度的花生生產(chǎn)國。20世紀(jì)90年代中期，中國花生產(chǎn)量已超過六百萬噸，越印度居世界首位。我國玉米產(chǎn)量超過三千萬公噸，是次于稻米和小麥的第三重要糧食作物。解放后薯芋以四斤折算糧食一斤，近年好像每五斤才折成一斤②。以新率折算，甘薯的產(chǎn)量相當(dāng)二千二三百萬公噸糧食，馬鈴薯相當(dāng)七百幾十萬噸糧食。這三種美洲種的雜糧作物總共相當(dāng)六千萬噸糧食，占全國廣義糧食總產(chǎn)量的百分之二十以上。1973年花生產(chǎn)量是二百七十萬噸，比油菜籽的產(chǎn)量多一倍多，花生與大豆同為我國最主要的食油來源。這四種美洲作物長期間對我國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積累影響，不得不謂是“革命”性的?！? 關(guān)于早稻對中國糧食生產(chǎn)的長期影響，詳見Pingti Ho，“EarlyRipening Rice in Chinese History，《Economic History Review》，2d Series，Vol．9，No．2，December，1956．② 《馬鈴薯育種和良種繁育》(北京：農(nóng)業(yè)出版社，1976年)，頁五，南方“利用冬閑地種植兩季馬鈴薯平均畝產(chǎn)5 230斤，折合糧食1 046斤……”所以五斤折糧一斤。二十幾年前當(dāng)我逐步寫撰時，我已觀察到這兩個長期的糧食生產(chǎn)革命至今仍未終止。事實(shí)上，比較高產(chǎn)的玉蜀黍，自119世紀(jì)，在華北平原上即不斷頂替了較低產(chǎn)的，如各種小米、高粱之類的舊作物。甘薯也是不斷地頂替了中國土生的山藥和他種薯芋。另外，特別是解放以后，隨著水利的興建，水稻的種植面積也不斷地?cái)U(kuò)大。美洲作物中，甘薯的種植面積近年來可能已接近“飽和”，但馬鈴薯的種植近年來推廣相當(dāng)快，尤其是在東北和北方邊疆省區(qū)①。所以本文所討論中國糧食生產(chǎn)史的這一篇章，還沒有結(jié)果。回到本文的歷史重點(diǎn)，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尤其是自1683年平定臺灣完成統(tǒng)一到1796年川陜白蓮教起義這一百多年，確是一個雞犬相聞的太平盛世，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康樂”時代，也就是耶穌會士和當(dāng)時歐洲哲人所盛稱的“仁慈的專制”時代。這種“仁政”和當(dāng)時較有利的糧食生產(chǎn)與經(jīng)濟(jì)條件配合的結(jié)果，就是人口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