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徒饋賜以鉅萬計，內庫黃金為之一匱。敕允往返以十年為期，得便宜行事。又所經(jīng)帶鹽、茶之利，亦數(shù)千萬計。允未發(fā)，導行相續(xù)，已至臨清，運船為之阻截。入峽江，舟大難進，易之舳艫，相連二百余里。至成都，有司先期除新[所]館，督造旬日而成。日支廩百石，蔬菜銀亦百兩。錦官驛不足，傍取近城數(shù)十驛供之。又治入番物料，估直銀二十萬，鎮(zhèn)巡爭之，減為十三萬。取百工雜造，遍于公署，日夜不休。居歲余始行。率四川指揮、千戶十人，甲士千人，俱西踰兩月至期[其]地。番僧號佛子者，恐中國誘害之，不肯出。允部下人皆怒，欲脅以威。番人夜襲之，奪其寶貨、器械以去。軍職死者二人、士卒數(shù)百人，傷者半之。允乘良馬疾走，僅免。復至成都，仍戒其部下諱言喪敗事，空函馳奏乞歸。時上已登遐矣”?！睹魑渥趯嶄洝穂M]卷一三一正德十年十一月己酉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本，1966年版，第2611頁?！睹魇贰芬草d：“允行，以珠翡為幢幡，黃金為供具，賜其俱金印，犒賞以鉅萬計，內庫黃金為之罄盡。敕允往返十年為期，所攜鹽茶以十萬計……抵成都，日支官廩百石，蔬菜銀百兩，錦官驛不足，取旁近數(shù)十驛供之。治入番器物，估值二十萬。守臣力爭，減至十三萬。工人雜造，夜以繼日?！?[清]張廷玉等撰《明史》[M]卷三百三十一列傳第二一九之《西域三》，中華書局影印本，1974年4月版。《賢者喜宴》亦云：“……比其他大臣地位尊貴的太監(jiān)劉允，率四位地位較低的太監(jiān)，每位太監(jiān)屬下各有十名軍官，每位軍官各有士兵兩三千人；做供養(yǎng)佛事的法師四人，每位各有漢僧百人為隨從。獻的禮品有各種祭器、餐具等，用各種上等珍寶所做，最差的也是金銀制作的。高級的袈裟、坐墊等有上百箱，茶、絲綢、檀香木等難以計數(shù)。加役夫等共七萬多人……”巴俄祖拉陳瓦：《賢者喜宴》[M]民族出版社 ，1986年版， 第1242——1243頁。其排場之大，耗費國力之甚可見一斑。明太祖當初廢除了在政治上消極影響極大的帝師，可他怎么也不會想到他的后世子孫中，由于受僧官的影響有些竟然如此的頹廢。直至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世宗即位后迫于群臣對武宗溺佛的不滿，清理和處罰了在京藏族僧人，下詔武宗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以后所傳升、乞升的法王、佛子、國師、禪師等一律盡行查革、廢除，并加枷押往兩廣煙瘴之地充軍，未捕獲的令所在地方捕得后械系京城重懲，赴藏禮佛的劉允因民憤過重被治罪，從者受罰。藏傳佛教僧眾在京的活動迅速轉入低潮。世宗崇信道教，又進一步打擊佛教。從此，藏傳佛教在京活動一蹶不振?！睹魇肺饔蛉芬草d：“世宗立，復汰番僧，法王以下悉被斥。后世宗崇道教，益黜浮屠，自是番僧鮮至中國者”。[清]張廷玉等撰《明史》[M]卷三百三十一列傳第二一九之《西域三》，中華書局影印本，1974年4月版。番僧漸少，朝貢次數(shù)雖減，但西藏地方與明王朝中央政府一直保持著往來。如萬歷十五年（公元1587年）十月丁卯，番僧達賴（三世達賴索南堅贊）被明中央準升“朵兒只唱”名號，給敕命、圖書。明熹宗天啟元年五月癸卯（）“烏思藏闡教王等及長河西宣慰使司等各貢方物如例”。三、明王朝對僧官的管理制度根據(jù)《明英宗實錄》正統(tǒng)元年五月丁丑（）條的記載，藏族僧官等級分別厘定為法王、教王、西天佛子、大國師、國師、禪師、都綱、喇嘛。明確規(guī)定法王是藏區(qū)最高級僧侶，這種頂級僧官官職分別被封敕給當時西藏地方的三個較為強大的教派——薩迦派、噶舉派和格魯派的代表，他們享有極高的宗教權威。各教王代表各自地方的宗教勢力，且對其宗教分系享有統(tǒng)治權。但是，法王和教王并沒有任命下級僧官的權力，因為各級僧官的封賞和罷黜都必須由明王朝中央政府決定，并予以受封憑證——誥、印。因而法王、教王只是奉明王朝中央政府的敕命行使地方職權，“忠修職貢”、“管束人民”而已，他們的更迭，同樣需要御批。如：正統(tǒng)五年四月壬辰（），“遣禪師葛藏、昆令為正副使，封帕木竹巴灌頂國師吉剌思巴永耐監(jiān)藏巴藏卜（帕竹第六任第悉扎巴迥乃）嗣其父（吉拉斯巴監(jiān)藏巴藏卜，即帕竹第五任第悉扎巴堅贊，在位長達47年）為闡化王，賜之誥命、錦綺、梵器、僧服等物”；天順元年九月辛巳（），“遣正使灌頂國師葛麻、副使右覺義桑加巴等，賚敕誥并彩幣、僧俗衣帽、鈴杵等物，封答蒼喃葛監(jiān)粲巴藏卜襲為輔教王”；成化五年正月辛巳（），“命灌頂國師闡化王桑兒結監(jiān)參叭兒藏卜男公葛列思巴中奈領占監(jiān)參巴兒藏卜、闡教王領占叭兒結監(jiān)參男領占監(jiān)參叭兒藏卜、輔教王南葛監(jiān)參巴藏卜男南葛札失監(jiān)參叭藏卜各襲其父王爵”。只有得到中央政府敕封的法王、教王才是合法的法王、教王，否則就不會得到朝廷和藏族各地僧俗的認可。譬如：帕木竹巴第悉札巴堅贊卒后明王朝冊封其從子吉刺思巴永耐監(jiān)藏巴藏卜（帕竹第六代第悉）為闡化王，《紅史》記載，“時自朝廷景泰帝遣來多名敕使，賜與王誥敕，自此后遂被稱為王札巴迥乃”。第悉札巴迥乃死在乙丑年(公元1445年)，沒有適當?shù)暮罄^者，故由俗人扎巴迥乃的父親桑結監(jiān)贊就任，《明英宗實錄》正統(tǒng)十一年六月庚子()條有關此事的記載：“故闡化王吉剌思巴永耐監(jiān)藏巴藏卜父桑兒結監(jiān)藏巴藏卜（即札巴迥乃的父親桑結堅贊）借襲闡化王”。 “借襲”一詞，表明明王朝中央對于他繼任第悉之位的事實不予認同。同樣，在《紅史》中只說桑結“去內鄔棟三年”，只是措辭委婉的承認他執(zhí)政帕木竹巴地方政權，也沒有他任“第悉”一職的明確記載。同樣，止貢派座主也是被冊封后才名聲顯赫，得到藏族僧俗認可的，正如《新紅史》所記載：“法王敦珠杰波之時，燕王皇帝賜予國師師之敕封，隨后即稱其為寶國師”班欽索南查巴著，黃顥譯《新紅史》[M]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8頁。藏族僧官的升遷、罷黜，均由朝廷掌管，冊封時授以誥敕、印信等，印信的賜予和收回象征著權利的予奪。各級僧官官職一經(jīng)封授，便可傳承襲替，但是必須要向中央政府申請，通過朝廷的審查與監(jiān)督方可。如：正統(tǒng)六年（公元1441年）八月辛未，“命灌頂廣智弘善國師喃葛藏卜襲其父為灌頂凈覺弘濟大國師，賜之誥命”；弘治八年（1495）十二月甲戌，“烏斯藏大寶法王葛里麻巴遣國師剳失藏卜領占等來貢，因為番僧桑兒給我些兒等六人請襲其師原職，許之”；弘治十二年（1449）十月丁未，“烏斯藏薩剌達哈等寺番僧卜監(jiān)參等七人，寧佗等寺番僧星吉監(jiān)剉等三人請各襲其師國師、禪師、都綱等職，從之”。三大法王的封號由師徒傳承或者轉世相承時，必須由朝廷加封。五大教王各有領地，他們既是其領地的政治統(tǒng)治者，又是宗教領袖，他們的封號一般由父子、叔侄、兄弟承嗣，但不管怎樣都必須嚴格遵守由明王朝中央冊封的規(guī)定，否則非法。王桑結承其子札巴迥乃的第悉之位沒有得到朝廷和藏族民眾、僧侶的認可便是實例。西天佛子、大國師、國師乃至于禪師等封號的襲承也一樣要得到朝廷的審核、許可。如：《明英宗實錄》正統(tǒng)四年五月乙卯（）條載，“禮部奏：‘番僧完卜捨剌堅藏欲襲故妙智通悟國師朵兒只堅藏職，非例難從’。上是之”。僧官職號的承襲、替代都必須收回原印信，“令將原賚誥敕納還內府，不得無故賚回；其新給敕誥速與關照，庶絕弊端” 。對于重要首領，如法王、教王，按定例由朝廷派遣特使往西藏地方冊封。如：成化三年（公元1467年）七月丁亥，“命靈藏僧塔兒巴監(jiān)粲襲封為贊善王。舊例，番僧封王者，賜誥敕錦綺衣帽諸物甚備，又遣官護送至彼給授……”朝廷頒發(fā)新的授職誥敕時，必須經(jīng)禮部登記備案，以便日后核查、勘對，凡有不符合規(guī)定者一律予以駁回。如《明英宗實錄》正統(tǒng)十一年辛卯條載：“大慈恩寺僧札失巴為其師灌頂國師鎖南釋刺求襲為師祖西天佛子大國師，……不允”；《明世宗實錄》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五月壬辰條載：“以烏思藏等處番僧領占堅等三十八名，各襲國師、禪師、都綱、喇嘛職事，駁回查勘喃哈堅參等三十一名……以后新襲誥敕，俱開住坐地方及某師某名，不得冒混……以后各處番僧襲職、進貢，本部立文簿一扇，將各僧賚到舊給誥敕所載師僧職名、頒給年月及今襲替僧徒名字、住坐地方，分別已未領有新誥、新敕，逐一登記，備行布政司，照式制造。如系應貢年份，即以前冊查對；如系年代久遠，果有老病，方得起送承襲；如已襲未領誥敕，許其送一、二人。其余無得濫放?！薄睹魇雷趯嶄洝穂M]卷三四八，嘉靖二十八年五月壬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本，1966年版，第6308頁。 各級僧官可以逐級向上晉升，也可以越級提拔。如正德五年四月戊戌（），“升大能仁寺國師那卜監(jiān)參、禪師札巴藏播為法王，都綱那卜領占為佛子，公葛端竹、堅挫扎失為禪師，大隆善護國寺剌麻綽即羅竹為佛子，大慈恩寺國師乳奴領占為西天佛子。革職國師捨剌扎為佛子，剌麻也舍窩為禪師”。他們由國師、禪師而為法王者，由都綱而為佛子者，由普通僧人而為禪師者，均系越級提升。同年六月壬辰條還記載：“大慈恩寺佛子乳奴領占、舍刺扎，俱為法王?！睂τ趲椭魍醭鹘伺涯嬗泄Φ牟刈迳?，中央政府也特別給予高爵厚祿。如宣德初，西北十二番族協(xié)助陜西行都司土官都指揮李英征討曲先、安定衛(wèi)反叛明朝的蒙古首領，大獲全勝后，明王朝論功行賞，一次破格提拔多人為大國師、禪師。同樣，也有因為獲罪、過錯而被降職、革職的情況，不過極少。明王朝所封大國師、國師不僅是名號，而且還有品級。一般大國師秩四品，國師秩五品，禪師為六品。如上所列舉，明宣宗宣德元年二月戊寅（），“論征曲先、安定功，加國師宛卜格剌思巴監(jiān)藏號為凈慈普應大國師、侖奔宛卜查失兒監(jiān)藏為弘慈廣智大國師，吒思巴領占為普覺凈修大國師，失迦思端宛卜為慈善真修大國師，達巴兒監(jiān)參為妙慈通慧大國師，皆秩四品，給誥命、銀印。剌麻著星為普善禪師，雁兒吉為普濟禪師，江東巴為善悟禪師，楚兒加為玄悟禪師，鎖南札為善智禪師，朵只里監(jiān)藏為清凈禪師，皆秩六品，給敕命、銀印”。宣德元年三月庚子（），“升烏思藏大寶、大乘、闡化、闡教、贊善五王及大國師釋迦也失差來使臣，俱賜二品鍍金銀印。嶺占端竹、桑結巴高竹斡升國師，賜誥命。堅敦監(jiān)藏、鎖南失賴、領著領占、扎思巴、鎖巴列升禪師，賜敕命，皆賜六品銀印”《宣宗實錄》[M]卷一五，宣德元年三月庚子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本，1966年版，第0937頁。宣德二年三月甲寅（），“賜西番阿吉簇弘濟大國師吒思巴兒監(jiān)藏四品銀印及誥命，嘉其有征剿安定之功也”。從這些對烏斯藏僧人的封賞可見，不但國師一般為四品、五品僧官，禪師六品僧官，而且有封號的國師、灌頂國師還可以破格賜予品級，給僧官阿木葛和鎖南星吉的二品封敕就是例子。而內地僧官的品級就低的多。在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十月明王朝重訂百官秩祿時，中央級僧官——僧錄司左右善世按正六品給俸，其秩僅同翰林院侍瀆、侍講、六部主事、京縣知縣等；左右講經(jīng)按正八品給俸，秩同六科都給事中、五經(jīng)博士等；左右覺義按從八品給祿。另外府之都綱按從九品給秩。僧綱司副都綱、州之憎正、縣之僧會俱不給祿。謝重光、白文固著《中國僧官制度史》[M]青海人民出版社，第242頁。由此可知，西藏地方的僧官品級遠遠高于內地，明王朝對藏族宗教首領的撫慰、籠絡之意可見一斑。明王朝對于所封的大小僧官，只注重賜予名號，并沒有給予實際的權限，也沒有規(guī)定他們相互的隸屬關系，讓他們各自直通中央，隸屬于僧錄司，受命于明中央，旨在“分其力而治之”。至于藏區(qū)各級僧官的官署，史料沒有明確記載。大寶法王、大乘法王、大慈法王等三大法王，基于他們在藏族人民心中極高的宗教地位和極大影響，明成祖給予他們殊榮，可以說他們已是西藏地方頂級僧官了。他們的官署，漢藏史料均未明確指出，鑒于藏區(qū)各教派互不統(tǒng)屬，可推斷出他們的官署只能是本派的主寺，下轄的只能是本派的各個屬寺，故他們發(fā)揮的也主要是宗教方面的影響。但帕竹灌頂國師闡化王、館覺灌頂國師護教王、靈藏灌頂國師贊善王、必力工瓦（止貢）闡教王、思達藏輔教王等五大教王就有所不同，他們擁有領地，掌握著軍隊，轄有人民，享有地方統(tǒng)治的實權，他們的地方政權中心同時也是他們作為僧官的官署。譬如明王朝所冊封的帕竹灌頂國師闡化王，本身就是當時烏斯藏地方的最大地方實力派——帕竹政權的頭領，統(tǒng)治著整個烏斯藏地區(qū)，首府內鄔棟既是其地方政權中心，又是他作為中央王朝所封僧官的官署。作為大國師、國師等僧官，在本派中的地位一般也很高，影響也較大，大都是本派主要寺廟的領導，其官署自然就在所在的寺院，在對上服從法王、教王的同時，下轄各屬寺及其僧眾。至于禪師、都綱、喇嘛、覺義等級別較低的僧官，發(fā)揮的只能是基層的作用，官署應該就在所在寺院。僧官犯法，也要受到朝廷的處分、治罪。如：宣德二年，烏斯藏帕木竹巴灌頂國師闡化王所遣的特使喃哈監(jiān)，因在西寧與驛丞之子爭斗而殺人被判死罪，宣宗“以其遠人，特宥之，遣還。仍敕闡化王，諭令改過”；正統(tǒng)十四年（公元1449年）六月丙辰，“能仁寺番僧朵兒只星吉、烏答麻室哩二人相誣奏以不法。刑部論贖徒。上命發(fā)戍遼東鐵嶺衛(wèi)”《明英宗實錄》卷一七九，正統(tǒng)十四年六月丙辰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本，1966年版。 。藏族僧人且答兒黑巴的哥哥“國師結卜以罪誅”《明憲宗實錄》[M]卷二Ｏ，成化元年八月戊戌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本，1966年版。第0406頁。；永樂十七年三月辛酉（）“僧司錄左覺義張答力麻有罪，伏誅……籍沒其家”。藏族僧官凡國師以上者，俗官凡為族部之長者 ，準許其按期入京朝貢。明王朝中央取消元代統(tǒng)管全國佛教事務和藏族地區(qū)行政事務的宣政院，把西藏地方（烏斯藏、朵甘司、朵思麻）的軍事、行政劃歸河州行都指揮使司管理，全國的佛教事務則另外設立一套嚴密的僧綱管理制度，即僧官制度。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四月，明太祖朱元璋詔令天下，“置僧錄司……總其教”清]張廷玉等撰《明史》[M]卷七四之《百官志禮部》，中華書局影印本，1974年4月版。，始在禮部設僧錄司，統(tǒng)領天下佛事。僧錄司之下，于各布政司使、府、州、縣設僧綱、僧正、僧會等司衙門，分掌各地佛事。明太祖講了他設僧綱司意圖：“自古帝王致治，無間遠邇，設官以理庶務。稽諸典禮，復有僧官以掌其教者，非徒為僧榮也，欲其率修善道，陰助王化。非真誠寡欲、澹泊自守者，奚足以任斯職。今設僧綱司，授爾等以官，給爾符契。其體朕之心，廣佛功德，化人為善”《明太祖實錄》[M]卷二二六，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本，1966年版。作為一套輔助行政體制統(tǒng)治的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管理系統(tǒng)，明中央政府要求僧綱司在諸府、州、縣的各級機構——僧道衙門，嚴格按照中央所勘置的文冊，詳細登記每個僧〔道)的姓名、年齡、籍貫，出家的時間、地點和受業(yè)師傅以及受度牒的時間。各級僧綱司衙門的職責還有專門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