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佩地把他與文徵明并列，說他們兩人是“墨池董狐”，可見在整個中國古代書法史上，他也是一個耀眼的星座。他在其他不少方面的學問也超過范欽，例如他的專著《五經世學》，就未必是范欽寫得出來的。但是，作為一個地道的學者藝術家，他太激動，太天真，太脫世，太不考慮前后左右，太隨心所欲。起先他也曾狠下一條心變賣掉家里的千畝良田來換取書法名帖和其他書籍，在范欽的天一閣還未建立的時候他已構成了相當的藏書規(guī)模，但他實在不懂人情世故，不懂口口聲聲尊他為師的門生們也可能是巧取豪奪之輩，更不懂得藏書樓防火的技術，結果他的全部藏書到他晚年已有十分之六被人拿走，又有一大部分毀于火災，最后只得把剩余的書籍轉售給范欽。 范欽既沒有豐坊的藝術才華，也沒有豐坊的人格缺陷，因此，他以一種冷峻的理性提煉了豐坊也會有的文化良知，使之變成一種清醒的社會行為。相比之下，他的社會人格比較強健，只有這種人才能把文化事業(yè)管理起來。太純粹的藝術家或學者在社會人格上大多缺少旋轉力，是辦不好這種事情的。 另一位可以與范欽構成對比的藏書家正是他的侄子范大澈。范大澈從小受叔父影響，不少方面很像范欽，例如他為官很有能力，多次出使國外，而內心又對書籍有一種強烈的癖好；他學問不錯，對書籍也有文化價值上的裁斷力，因此曾被他搜集到一些重要珍本。他藏書，既有叔父的正面感染，也有叔父的反面刺激。據說有一次他向范欽借書而范欽不甚爽快，便立志自建藏書樓來悄悄與叔父爭勝，歷數年努力而樓成，他就經常邀請叔父前去作客，還故意把一些珍貴秘本放在案上任叔父隨意取閱。遇到這種情況，范欽總是淡淡的一笑而已。在這里，叔侄兩位藏書家的差別就看出來了。侄子雖然把事情也搞得很有樣子，但背后卻隱藏著一個意氣性的動力，這未免有點小家子氣了。在這種情況下，他的終極性目標是很有限的，只要把樓建成，再搜集到叔父所沒有的版本，他就會欣然自慰。結果，這位作為后輩新建的藏書樓只延續(xù)幾代就合乎邏輯地流散了，而天一閣卻以一種怪異的力度屹立著。 實際上，這也就是范欽身上所支撐著的一種超越意氣、超越嗜好、超越才情，因此也超越時間的意志力。這種意志力在很長時間內的表現常常讓人感到過于冷漠、嚴峻，甚至不近人情，但天一閣就是靠著它延續(xù)至今的。 四藏書家遇到的真正麻煩大多是在身后，因此，范欽面臨的問題是如何把自己的意志力變成一種不可動搖的家族遺傳。不妨說，天一閣真正堪稱悲壯的歷史，開始于范欽死后。 我不知道保住這座樓的使命對范氏家族來說算是一種榮幸，還是一場延綿數百年的苦役。 活到八十高齡的范欽終于走到了生命盡頭，他把大兒子和二兒媳婦（二兒子已亡故）叫到跟前，安排遺產繼承事項。 老人在彌留之際還給后代出了一個難題，他們遺產分成兩份，一份是萬兩白銀，一份是一樓藏書，讓兩房挑選。 這是一種非常奇怪的遺產分割法。萬兩白銀立即可以享用，而一樓藏書則除了沉重的負擔沒有任何享用的可能，因為范欽本身一輩子的舉止早已告示后代，藏書絕對不能有一本變賣，而要保存好這些藏書每年又要支付一大筆費用。為什么他不把保存藏書的責任和萬兩白銀都一分為二讓兩房一起來領受呢？為什么他要把權利和義務分割得如此徹底要后代選擇呢？ 我堅信這種遺產分割法老人已經反復考慮了幾十年。實際上這是他自己給自己出的難題：要么后代中有人義無反顧、別無他求地承擔艱苦的藏書事業(yè)，要么只能讓這一切都隨自己的生命煙消云散！他故意讓遺囑變得不近情理，讓立志繼承藏書的一房完全無利可圖。因為他知道這時候只要有一絲摻假，再隔幾代，假的成分會成倍地擴大，他也會重蹈其他藏書家的覆轍。他沒有絲毫意思想譏誚或鄙薄要繼承萬兩白銀的那一房，誠實地承認自己沒有承接這項歷史性苦役的信心，總比在老人病榻前不太誠實的信誓旦旦好得多。但是，毫無疑問，范欽更希望在告別人世的最后一刻聽到自己企盼了幾十年的聲音。他對死神并不恐懼，此刻卻不無恐懼地直視著后輩的眼睛。 大兒子范大沖立即開口，他愿意繼承藏書樓，并決定撥出自己的部分良田，以田租充當藏書樓的保養(yǎng)費用。 就這樣，一場沒完沒了接力賽開始了。多少年后，范大沖也會有遺囑，范大沖的兒子又會有遺囑……后一代的遺囑比前一代還要嚴格。藏書的原始動機越來越遠，而家族的繁衍卻越來越大，怎么能使后代眾多支脈的范氏世譜中每一家每一房都嚴格地恪守先祖范欽的規(guī)范呢？這實在是一個值得我們一再品味的艱難課題。在當時，一切有歷史跨度的文化事業(yè)只能交付給家族傳代系列，但家族傳代本身卻是一種不斷分裂、異化、自立的生命過程。讓后代的后代接受一個需要終生投入的強硬指令，是十分違背生命的自在狀態(tài)的；讓幾百年之后的后裔不經自身體驗就來沿襲幾百年前某位祖先的生命沖動，也難免有許多憋氣的地方。不難想象，天一閣藏書樓對于許多范氏后代來說幾乎成了一個宗教式的朝拜對象，只知要誠惶誠恐地維護和保存，卻不知是為什么。按照今天的思維習慣，人們會在高度評價范氏家族的豐功偉績之余隨之揣想他們代代相傳的文化自覺，其實我可肯定此間埋藏著許多難以言狀的心理悲劇和家族紛爭，這個在藏書樓下生活了幾百年的家族非常值得同情。 后代子孫免不了會產生一種好奇，樓上究竟是什么樣的呢？到底有哪些書，能不能借來看看？親戚朋友更會頻頻相問，作為你們家族世代供奉的這個秘府，能不能讓我們看上一眼呢？ 范欽和他的繼承者們早就預料到這種可能，而且預料藏書樓就會因這種點滴可能而崩坍，因而已經預防在先。他們給家族制定了一個嚴格的處罰規(guī)則，處罰內容是當時視為最大屈辱的不予參加祭祖大典，因為這種處罰意味著在家族血統(tǒng)關系上亮出了“黃牌”，比杖責鞭笞之類還要嚴重。處罰規(guī)則標明：子孫無故開門入閣者，罰不與祭三次；私領親友入閣及擅開書櫥者，罰不與祭一年；擅將藏書借出外房及他姓者，罰不與祭三年，因而典押事故者，除追懲外，永行擯逐，不得與祭。 在此，必須講到那個我每次想起都很難過的事件了。嘉慶年間，寧波知府丘鐵卿的內侄女錢繡蕓是一個酷愛詩書的姑娘，一心想要登天一閣讀點書，竟要知府作媒嫁給了范家。 現代社會學家也許會責問錢姑娘你究竟是嫁給書還是嫁給人，但在我看來，她在婚姻很不自由的時代既不看重錢也不看重勢，只想借著婚配來多看一點書，總還是非常令人感動的。但她萬萬沒有想到，當自己成了范家媳婦之后還是不能登樓，一種說法是族規(guī)禁止婦女登樓，另一種說法是她所嫁的那一房范家后裔在當時已屬于旁支。反正錢繡蕓沒有看到天一閣的任何一本書，郁郁而終。 今天，當我抬起頭來仰望天一閣這棟樓的時候，首先想到的是錢繡蕓那憂郁的目光。我?guī)缀跤X得這里可出一個文學作品了，不是寫一般的婚姻悲劇，而是寫在那很少有人文主義氣息的中國封建社會里，一個姑娘的生命如何強韌而又脆弱地與自己的文化渴求周旋。 從范氏家族的立場來看，不準登樓，不準看書，委實也出于無奈。只要開放一條小縫，終會裂成大隙。但是，永遠地不準登樓，不準看書，這座藏書樓存在于世的意義又何在呢？這個問題，每每使范氏家族陷入困惑。 范氏家族規(guī)定，不管家族繁衍到何等程度，開閣門必得各房一致同意。閣門的鑰匙和書櫥的鑰匙由各房分別掌管，組成一環(huán)也不可缺少的連環(huán)，如果有一房不到是無法接觸到任何藏書的。既然每房都能有效地行使否決權，久而久之，每房也都產生了終極性的思考：被我們層層疊疊堵住了門的天一閣究竟是干什么用的？ 就在這時，傳來消息，大學者黃宗羲先生要想登樓看書！ 這對范家各房無疑是一個巨大的震撼。黃宗羲是“吾鄉(xiāng)”余姚人，與范氏家族沒有任何血緣關系，照理是嚴禁登樓的，但無論如何他是靠自己的人品、氣節(jié)、學問而受到全國思想學術界深深欽佩的巨人，范氏各房也早有所聞。盡管當時的信息傳播手段非常落后，但由于黃宗羲的行為舉止實在是奇崛響亮，一次次在朝野之間造成非凡的轟動效應。他的父親本是明末東林黨重要人物，被魏忠賢宦官集團所殺，后來宦官集團受審，十九歲的黃宗羲在廷質時竟義憤填膺地錐刺和痛毆漏網余黨，后又追殺兇手，警告阮大鋮，一時大快人心。清兵南下時他與兩個弟弟在家鄉(xiāng)組織數百人的子弟兵“世忠營”英勇抗清，抗清失敗后便潛心學術，邊著述邊講學，把民族道義、人格道德溶化在學問中啟世迪人，成為中國古代學術天域中第一流的思想學和歷史學家。他在治學過程中已經到紹興鈕氏“世學樓”和祁氏“淡生堂”去讀過書，現在終于想來叩天一閣之門了。他深知范氏家族的森嚴規(guī)矩，但他還是來了，時間是康熙十二年，即1673牛。 出乎意外，范氏家族的各房竟一致同意黃宗羲先生登樓，而且允許他細細地閱讀樓上的全部藏書。這件事，我一直看成是范氏家族文化品格的一個驗證。他們是藏書家，本身在思想學術界和社會政治領域都沒有太高的地位，但他們畢竟為一個人而不是為其他人，交出他們珍藏嚴守著的全部鑰匙。 這里有選擇，有裁斷，有一個龐大的藏書世家的人格閃耀。黃宗羲先生長衣布鞋，悄然登樓了。銅鎖在一具具打開，1673年成為天一閣歷史上特別有光彩的一年。 黃宗羲在天一閣翻閱了全部藏書，把其中流通未廣者編為書目，并另撰《天一閣藏書記》留世。由此，這座藏書樓便與一位大學者的人格連結起來了。 從此以后，天一閣有了一條可以向真正的大學者開放的新規(guī)矩，但這條規(guī)矩的執(zhí)行還是十分苛嚴，在此后近二百年的時間內，獲準登樓的大學者也僅有十余名，他們的名字，都是上得了中國文化史的。 這樣一來，天一閣終于顯現本身的存在意義，盡管顯現的機會是那樣小。封建家族的血緣繼承關系和社會學術界的整體需求產生了尖銳的矛盾，藏書世家面臨著無可調和的兩難境地：要么深藏密裹使之留存，要么發(fā)揮社會價值而任之耗散?？磥硐裉煲婚w那樣經過最嚴格的選擇作極有限的開放是一個沒辦法中的辦法。但是，如此嚴格地在全國學術界進行選擇，已遠遠超出了一個家族的職能范疇了。 直到乾隆決定編纂《四庫全書》，這個矛盾的解決才出現了一些新的走向。乾隆諭旨各省采訪遺書，要各藏書家，特別是江南的藏書家積極獻書。天一閣進呈珍貴古籍六萬余種，其中有九十六種被收錄在《四庫全書》中，有三萬七十余種列入存目。乾隆非常感謝天一閣的貢獻，多次褒揚獎賜，并授意新建的南北主要藏書樓都仿照天一閣格局營建。 天一閣因此而大出其名，盡管上獻的書籍大多數沒有發(fā)還，但在國家級的“百科全書”中，在欽定的藏書樓中，都有了它的生命。我曾看到好些著作文章中稱乾隆下令天一閣為《四庫全書》獻書是天一閣的一大浩劫，頗覺言之有過。藏書的意義最終還是要讓它廣泛流播，“藏”本身不應成為終極的目的。連堂堂皇家編書都不得不大幅度地動用天一閣的珍藏，家族性的收藏變成了一種行政性的播揚，這證明天一閣獲得了大成功，范欽獲得了大成功。 五天一閣終于走到了中國近代。什么事情一到中國近代總會變得怪異起來，這座古老的藏書樓開始了自己新的歷險。 先是太平軍進攻寧波時當地小偷趁亂拆墻偷書，然后當廢紙論斤賣給造紙作坊。曾有一人出高價從作坊買去一批，卻又遭大火焚毀。 這就成了天一閣此后命運的先兆，它現在遇到的問題已不是讓某位學者上樓的問題了，竟然是竊賊和偷兒成了它最大的對手。 1914年，一個叫薛繼渭的偷兒奇跡般地潛入書樓，白天無聲無息，晚上動手偷書，每日只以所帶棗子充饑，東墻外的河上，有小船接運所偷書籍。這一次幾乎把天一閣的一半珍貴書籍給偷走了，它們漸漸出現在上海的書鋪里。 繼渭的這次偷竊與太平天國時的那些小偷不同，不僅數量巨大、操作系統(tǒng)，而且最終與上海的書鋪掛上了鉤，顯然是受到書商的指使。近代都市的書商用這種辦法來侵吞一個古老的藏書樓，我總覺得其中蘊含著某種象征意義。把保護藏書樓的種種措施都想到了家的范欽確實沒有在防盜的問題上多動腦筋，因為這對在當時這樣一個家族的院落來說構不成一種重大威脅。但是，這正像范欽想象不到會有一個近代降臨，想象不到近代市場上那些商人在資本的原始積累時期會采取什么手段。一架架的書櫥空了。錢繡蕓小姐哀怨地仰望終身而未能上的樓板，黃宗羲先生小心翼翼地踩踏過的樓板，現在只留下偷兒吐出的一大堆棗核在上面。 當時主持商務印書館的張元濟先生聽說天一閣遭此浩劫，并得知有些書商正準備把天一閣藏本賣給外國人，便立即撥巨資搶救，保存于東方圖書館的“涵芬樓”里。涵芬樓因有天一閣藏書的潤澤而享譽文化界，當代不少文化大家都在那里汲取過營養(yǎng)。但是，如所周知，它最終竟又全部焚毀于日本侵略軍的炸彈之下。 這當然更不是數百年前的范欽先生所能預料的了。他“天一生水”的防火秘咒也終于失效。 六然而毫無疑問，范欽和他后代的文化良知在現代并沒有完全失去光亮。除了張元濟先生外，還有大量的熱心人想怒力保護好天一閣這座“危樓”，使它不要全然成為廢墟。這在現代無疑已成為一個社會性的工程，靠著一家一族的力量已無濟于事。幸好，本世紀三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直至八十年代，天一閣一次次被大規(guī)模地修繕和充實著，現在已成為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也是人們游覽寧波時大多要去訪謁的一個處所。天一閣的藏書還有待于整理，但在文化溝通便捷的現代，它的主要意義已不是以書籍的實際內容給社會以知識，而是作為一種古典文化事業(yè)的象征存在著，讓人聯想到中國文化保存和流傳的艱辛歷程，聯想到一個古老民族對于文化的渴求是何等悲愴和神圣。 我們這些人，在生命本質上無疑屬于現代文化的創(chuàng)造者，但從遺傳因子上考察又無可逃遁地是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孑遺，因此或多或少也是天一閣傳代系統(tǒng)的繁衍者，盡管在范氏家族看來只屬于“他姓”。登天一閣樓梯時我的腳步非常緩慢，我不斷地問自己：你來了嗎？你是哪一代的中國書生？ 很少有其他參觀處所能使我像在這里一樣心情既沉重又寧靜。閣中一位年老的版本學家顫巍巍地捧出兩個書函，讓我翻閱明刻本，我翻了一部登科錄，一部上海志，深深感到，如果沒有這樣的孤本，中國歷史的許多重要側面將杳無可尋。 由此想到，保存這些歷史的天一閣本身的歷史，是否也有待于進一步發(fā)掘呢？裴明海先生遞給我一本徐季子、鄭學溥、袁元龍先生寫的《寧波史話》的小冊子，內中有一篇介紹了天一閣的變遷，寫得扎實清晰，使我知道了不少我原先不知道的史實。但在我看來，天一閣的歷史是足以寫一部宏偉的長篇史詩的。我們的文學藝術家什么時候能把范氏家族和其他許多家族數百年來的靈魂史袒示給現代世界呢？——選自余秋雨散文集《文明的碎片》，春風文藝出版社1994年5月第1版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