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nèi)容簡介】 學和教育學理事會頒發(fā)的民族志評估獎，還因為對民族志教育評估做出的杰出貢獻而榮獲評估研究會頒發(fā)的會長獎，他還因將知識轉化為行動的做法而榮獲華盛頓實踐民族志學家協(xié)會的實踐出版獎。從這些長串的獎項中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最為關鍵的兩個詞，“行動”和“實踐”。故而我們可以期待的是，其著作《民族志：步步深入》少不了要大談特談實踐的方法，而且，還可能與當下信息社會的網(wǎng)絡結合一起分析。當然，民族志的田野、方法、理論三者缺一不可，可謂是民族志的三足鼎立，大衛(wèi)費特曼并沒有因為中方法而忽略任何一方。?? 囿于目錄的長度，未能一一抄錄。但是從以上標題我們已經(jīng)可以得知，為了避免我們在田野調查中選擇錯誤的道路和隨之而來的死胡同或者繞彎路，甚至完全迷路，大衛(wèi)費特曼為我們出入人類學門檻的學子準備了這近18萬字的循循指引，在其指導下，我們或許能找到一方天地。二、“步步深入”后的延展 當下關于民族志、田野調查方法論的著作可謂接二連三涌向我們的書桌，以至于我們無暇擇判高劣。在我的閱讀視野里——雖然不免陳舊狹窄——但仍較中意如《文化人類學理論方法研究》（黃淑娉、龔佩華）和《20世紀中國人類學 民族學研究方法與方法論》（凌純聲、林耀華等先賢）的兩本經(jīng)典作品，雖則以所謂的“新世紀新視野”看來兩本作品不免存在一些瑕疵，如《文化人類學理論方法研究》更多的是西方理論介紹，其更類似于王銘銘的《西方人類學思潮十講》這樣的著作，而《20世紀中國人類學民族學研究方法與方法論》看起來更多的是中國人類學民族學者在田野調查之后的經(jīng)驗之談，其方法論的系統(tǒng)性欠缺。當然，這樣的評判更多的帶有閱讀之后《民族志：步步深入》的“前見”或者說偏見，未必公允。因而，如果可以進行對比閱讀，我想或許費孝通先生的《江村經(jīng)濟——中國農(nóng)民的生活》或許更具參照性。當然，或許王明珂的《羌在漢藏之間》、拉德克里夫布朗的《安達曼島人》、馬林諾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貝特森《納文──圍繞一個新幾內(nèi)亞部落的一項儀式所展開的民族志實驗》等等也并不是不可以與《民族志：步步深入》進行對照閱讀，因為人類學的田野調查和民族志，“成功的民族志都是相似的，不成功的民族志各有各的不同”。在閱讀《江村經(jīng)濟——中國農(nóng)民的生活》和《民族志：步步深入》之后，我感慨于費老的高屋建瓴，更感慨于大衛(wèi)費特曼對田野調查的深刻洞見。?? 但如果，按照其方法去做一個田野調查，我們能折騰什么“玩意”出來呢？幸而這個暑期跟隨xxx赴xxx 田野調查，反省之后，漸覺《民族志：步步深入》其中味了。三、廣西農(nóng)家書屋調查與步步深入的民族志 ?? ?? 結語：知識的窠臼與步步深入的躬行象征人類學學者格爾茲曾言“我們不是研究村落，而是在村落中進行研究”。其強調的是田野調查的進行時，即 “步步深入”，話雖如此，實則難矣。法無定法，任其“質性研究”時髦概念為哪般美妙動聽，絕知此事仍需躬行。問題是，躬行亦未必能知，更遑論“絕知”。王明珂在其《羌在漢藏之間》后出版的一本田野雜記感慨：“事實上，我從羌族那兒受到再教育：沒有一個典型的羌族村落，沒有一種各地羌族能用來彼此溝通的羌語，也沒有一種共同的羌族文化。羌族似乎以一種幽默的方式，嘲弄著刻板學術方法與知識的虛妄?！薄?】或許在步步深入之后，我們還需步步后退出知識的窠臼?！咀⑨尅?[1][3] [美]大衛(wèi)：步步深入[m].：重慶出版社，1.[2] [法]列維[m].王志明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4] ——羌鄉(xiāng)田野雜記[m]..北京：中華書局，.【參考文獻】[1] —中國農(nóng)民的生活[m]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1986.[2]??篇四：讀書報告范文抒寫個性與濟世載道——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讀書報告摘要：周作人的人生觀和文學觀始終交織著表現(xiàn)個性和國民性的矛盾運動。他的“言志”和“載道”的文學史觀可以用彰顯個性和濟世載道來加以闡釋。關鍵詞：言志與載道 明末文人 周作人 出世 入世一 “言志”和“載道”的辨析周作人的“言志”和“載道”的文學觀不是靜止的，在他創(chuàng)作的各個不同時期，他的文學觀都有所不同。（一）1927年前 1908年周作人在《河南》上發(fā)表的《論文章之意義暨其使命因及中國近時論文之失》可以概括他早年的文學觀點，即反對梁啟超小說為政治“載道”的文學觀，但承認文學對時代對民族的“非實用”的“遠功”。周作人認為文章的使命是“一曰在裁鑄鴻思匯合闡發(fā)之也。二曰在闡釋時代精神的然無誤也。三曰在闡釋人情以示世也。四曰載發(fā)揚神思，趣人心以近于高尚也?！盵1]簡言之，文學的使命就是振奮國民精神，關注國民性。只是文學所載之“道”對人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是“遠功”。同時，受西方以個人為本位的價值觀的影響，他接受了強調人性發(fā)展的個人主義和人道主義的文學觀，高度重視個體的意義。周作人在《談龍集》的同名文章中闡釋了“個性的文學”應具備的特點： ，而又與人類有根本的共同點 ，有個性的新文學便是這國民所有的真的國粹的文學[2]（二）1927—1937年五四落潮之后，社會形勢的急劇變化，左右兩派的激烈沖突，使周作人陷入了一個矛盾的夾縫之中，于是他逃回了“自己的園地”，選擇了回歸自我的個人主義道路。表現(xiàn)個性的文學思想成為影響他后來文學觀的主導。在《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中，周作人對“言志”和“載道”系統(tǒng)地總結了中國文學的發(fā)展脈絡。在他看來，“言志”的文學核心是抒發(fā)感情，所以又可稱為“即興的文學”或是“革命的文學”。與之相對，“載道”的文學則以儒家思想、說教意識等內(nèi)容作為主體，是“賦得的文學”和“遵命的文學”。周作人尊前抑后的傾向是十分明顯的。他認為“，言志之外所以又生出載道的原因，是因為文學剛從宗教脫出之后，原來的勢力尚有一部分保存在文學之內(nèi)，有些人認為單是言志未免太無聊，于是便主張以文學為工具。再借這工具將另外的更重要東西———‘道’表現(xiàn)出來。” [3]周作人的“言志”和“載道”思想是存在矛盾的，他在排擠一切“載道”派的同時，實際上潛意識中已經(jīng)承認了“載道”對于是文學必不可少的。于是他開始打破“言志”和“載道”之間的界限，改變了言志和載道的機械對比，指出“言他人之志是載道，載自己之道是言志”，“以此（俞平伯的意境）言志，言志固佳，以此為道，載道亦復何礙？”可見，周作人并不絕對的反對“載道”，只不過“載道”的文學必須以“言志”為前提。（三）1937—1945年進入四十年代，周作人的文學觀出現(xiàn)了表面上的大反撲。周作人竭力地將儒家思想意識形態(tài)化，強調儒家思想的核心是重視人本性的求生意志的儒家本位主義，充分肯定了知識分子關心“國家治亂之源，生民根本之計”的傳統(tǒng)道路，主張“凡國民應以國家民族為前提，文人也在其內(nèi)。”[4]他對30年代自己提出的“言志”“載道”的觀點作了實質性的修改，把文學“直截了當?shù)匾哉\與不誠分別”[5]。他所“真實”，本于人生、本于心。說這種思想的轉變是表面的，是因為周作人的這些觀點不是來自于一個文學家，而是來自于政治家。這一時期出任說的“誠”是儒家所強調的基本思想之一，大概是指文學的偽職的特殊經(jīng)歷，使他不得不重新闡釋自己的觀點，以求精神上的解脫。把周作人所提出的“言志”和“載道”的理論用于他自身文學觀的發(fā)展與轉變的分析，而不是中國文學史的研究，似乎更為恰當?！把灾尽焙汀拜d道”的斗爭是以“載道”為主轉變?yōu)椤把灾尽睘橹鞯倪^程。由對國家社會民眾的積極關注到鉆進以個人主義和人道主義為基礎的象牙塔。最后，周作人將言志所表現(xiàn)的個性與載道所在的濟世同歸于“誠”，實際是超越了“言志”和“載道”的狹隘束縛，將文學與藝術、人生合而為一，隨心所欲不逾矩了?，F(xiàn)代著名學者曹聚仁對周作人的思想變遷有著精確生動的概括，他說：“周先生十余年思想的變遷，正是從孔融到陶淵明二百年間思想變遷的縮影?！盵6] 二 明末文人與周作人周作人對晚明文學的情有獨鐘一個重要原因是晚明文人和他們的文章與周作人的人生觀存在共鳴。（一）思想的矛盾性周作人不是沒有看到他所欣賞的晚明文人在思想和創(chuàng)作方面存在的矛盾性，只是這些矛盾的思想與周作人自身人生觀的雙重性是同構的。明末社會的動蕩和黑暗使明末文人不得不退居于藝術的世界。他們的隱逸是被迫之舉。周作人評述說“明朝的名士的文藝誠然是多有隱遁色彩，但根本上卻是反抗的??大多數(shù)真正文人的反禮教的態(tài)度也很顯然?！盵7]正因如此，他們的文章既具有閑適的風韻，又隱含著“亡國之音”的怨憤。周作人在自傳中介紹了一個關于自己是老和尚轉世的說法。無論這個故事是真是假，但是周作人的確具有古代名士的精神風貌。他就像一個活在現(xiàn)代的古代書生，面對著出世和入世的思想困境。一方面他有儒者的風范，即使聲稱要閉門讀書，深入到骨髓的儒者氣質也使他時刻關注著世態(tài)炎涼；另一方面，他又是道家尤其是釋家文化滋養(yǎng)長大的寵兒，因此質樸、單純、自然的生活態(tài)度，閑適、優(yōu)雅的精神狀態(tài)也同樣是輸入到他的潛意識之中。（二）解決矛盾的途徑為了解決思想上的矛盾，晚明文人和周作人選擇了相同的道路，即尊重、提倡文學的個性、反對枯燥干癟的宣揚道統(tǒng)。其不同之處在于晚明文人的張揚個性，來自于其“入世”不得的無奈，周作人的表現(xiàn)個人似乎更多的與他的性格相關，是一種主動的選擇。周作人對晚明文人的好感幾乎是從不掩飾的。追求率真與自然的真性情、真趣味，在他看來，這本身就是擺脫假道學與八股文之后的一種人性的復歸。晚明文人“以文自娛”的寫作姿態(tài)也源自于他們的生活態(tài)度——一種莊子式的藝術化的生活態(tài)度。公安派和竟陵派提出“獨抒性靈，不拘俗套”、“信腕信口，皆成率度”的主張被周作人視為是新文學的來源。正是人格中散發(fā)著的個性魅力，使晚明小品普遍具有為爭取精神自由而表現(xiàn)出來的灑脫、自娛的心境；具有那種超脫政治功利而表現(xiàn)出來的滿足自我、發(fā)泄自我的審美體悟式的價值取向；呈現(xiàn)出來的整體風貌和情調，異于秦漢古文、六朝駢文、唐宋八大家散文而自成一格[8]。周作人看似矛盾的思想是以一條主線來貫穿的———以個人主義和人道主義。他的個人主義與現(xiàn)在所說的西方個人主義是有區(qū)別的。同五四大多數(shù)知識分子一樣，周作人追求的個人主義更近于尼采所說的“成為你自己”，即確立真正的自我。對自我價值的過多強調，最終使周作人將濟世的情懷理想化了，它們成為審美、欣賞的對象，成為一種“愛好”和“趣味”。用他自己的話說“我們的高遠的理想到底只是我們心中獨自娛樂的影片”，于是釋家道家生活態(tài)度最終占了上峰。同樣的體現(xiàn)自我價值和表現(xiàn)趣味的傾向，使周作人自覺地選擇散文，自覺地將生活審美化，人生藝術化。（三）周作人歸于個性的原因三 出世與個性，入世與載道（一）中國人的出世和入世中國人是偏感性的，圓融、中庸的，我們是通過體悟來了解這個世界的。如果一定要用兩個元素的相互作用來解讀中國文學幾千年來的發(fā)展軌跡，那應該是中國知識分子出世和入世兩種思想隨著時代的此消彼長帶來的文學上的出世抒情和入世闡道。馮友蘭先生說“：因為儒家‘游方之內(nèi)’，顯得比道家入世一些；因為道家‘游方之外’顯得比儒家出世一些。這兩種趨勢彼此對立，但是也互相補充。兩者演習著一種力的平衡。”[10]出世和入世相結合形成了中國人共有的心理模式。（二）長期以來入世思想的壓倒性地位林毓生在《中國意識的危機》中提出了兩個十分重要的論點，即中國的社會——政治與文化——道德兩個體系因為普遍王權的瓦解而導致崩潰，因而引起了“五四”時期，全盤性的反傳統(tǒng)主義的興起；中國人傳統(tǒng)的思維模式使人們在潛意識中相信，思想文化的改革是進行社會政治經(jīng)濟改革的基礎。從他的觀點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普遍王權和思維定勢的共同作用導致幾乎所有的中國知識分子具備入世思想的必然性。從中國幾千年歷史的真實情況看，歷代文人都是在入世不得的情況下轉為出世的。中國的文人在潛意識中都有一種充當社會導師的熱忱。他們是“帶著重新安排社會秩序的偉大激情與無比強烈的演說沖動”[11]來到這個世界的。因此，后代文人多以圣賢作為效法的對象，想通過立言來達到教化國民的目的。五四時期社會的一個重要思想就是民族主義，知識分子積極從事的解放個性、宣揚民主科學、傳播人道主義等活動，其最終的目的幾乎都是為了通過思想革新改造中國社會的落后面貌。（三）出世和入世對文學的影響出世和入世對文學的影響不僅表現(xiàn)在文章的取材、內(nèi)容，更表現(xiàn)在藝術形式方面。出世的道家、釋家思想與入世的儒家思想總是處于相互碰撞又相互融合的過程中。當前者的力量較強時，文人會暫時忽略社會現(xiàn)實和他們的政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