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簡介】 ，分手后雙方形同陌路、尷尬陌生。為何短短七十年，中蘇關系會如此難以梳理？在我看來，還是要根據(jù)雙方的利益來分析。俄國十月革命后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國家，在資本主義國家體系打開了一個缺口。這種情況，自然會遭到西方國家一系列的攻擊和封鎖。為了使社會主義制度得以鞏固、使自己的國家得以生存，蘇俄必須找到自己的同盟軍，一同抵抗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從這個角度出發(fā)，便很容易理解蘇俄為何要協(xié)助中共發(fā)展黨員、擴大規(guī)模了。后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chǎn)黨不再百分百聽從共產(chǎn)國際、蘇俄的指揮，決心以自身決策為主后，就觸犯了蘇聯(lián)的利益，這樣，才會導致雙方出現(xiàn)間隙，關系逐漸疏遠，甚至后來由于意見不統(tǒng)一而關系交惡。再看建國后的中國和美國的關系，也是一樣的道理。建國初期，美國對中國大陸同樣進行軍事威脅、外交孤立的敵對政策，但是七十年代尼克松訪華后一切都變了個樣。中美兩國親親熱熱地建交，建立貿易往來。說到底，還是國家根本利益起主導作用。因為，在七十年代，美蘇爭霸中，美國處于弱勢，而且，美國的越南戰(zhàn)爭中的損失比較大，由此國內的氣氛并不是那么樂觀。同時，中國此時遭受到北方蘇聯(lián)列兵的威脅，南方也遭受到東南亞國家的威脅，由此，中國需要超級大國的友誼。由此看來，怎樣的行為有利于本國根本利益，有利于本國未來的發(fā)展，那個國家便會采取那樣的姿態(tài)、采取那樣的行動。二、其他因素與國家關系在閱讀過程中，我腦海里總是 浮現(xiàn)一句詩“剪不斷，理還亂”，從而發(fā)泄自己常?？戳撕竺娑饲懊娴目喑??我一直認為，中蘇關系的理解，抓住國家利益這個關鍵點還是不夠的，還需要考慮其他因素。例如黨與黨的關系，國與國之間的關系，領導人之間的交往，都是中蘇關系的影響因素。依據(jù)《中蘇關系史綱》，黨與黨的關系和領導人之間的關系侵犯了國家關系，這一點，我深感認同。例如在民國時期，中共在共產(chǎn)國際的指導下，過分側重于黨爭，而忽略了國爭。最令人痛心的例子，便是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失敗。在中國軍閥混戰(zhàn)如此激烈的情況下，中國共產(chǎn)黨和國民黨之間的爭權奪利，未免顯得鼠目寸光、荒唐了一些。但是，又有誰思考了蘇俄在其中的作用？在給予國民黨軍事協(xié)助，例如武器、軍事專家蒞臨指導，一系列幫助的同時，蘇俄雖然不敢直接給予共產(chǎn)黨武器，但是仍然不吝嗇金錢，多次直接給予天文數(shù)字的錢財，并暗中教導共產(chǎn)黨如何吞并國民黨的力量。在旁觀者看來，這就是“明修棧道，暗度陳倉”，是一犀利的損招。這樣的目的，這樣的出發(fā)點，或者說，這樣的想法，自然是紙包不住火，給共產(chǎn)黨和國民黨間的合作埋下了一個炸彈，不知何時會爆發(fā)。所以，以前學習歷史時，后來發(fā)生的“四一二”“七一五”事件，我并不意外。因為蘇俄的不恰當指導而導致的隱患，總是很顯露出來的。上面的例子，便是中國共產(chǎn)黨在蘇俄的指導下，忽視國家最大化利益的證明。后果就不詳細說了，即使教科書上寫著中國共產(chǎn)黨開始了南昌起義，開辟了一個武裝革命奪取政權的道路。但是，這個道路的代價，真的太大了。論其根本，我認為是在當時的時代條件下，領導人過分注重意識形態(tài)的分歧，并強加到國家關系層面。例如若不是蘇俄那么強調或民黨是資本主義爭當、共產(chǎn)黨是社會主義政黨，是真正代表人們的隊伍，也許國共合作的道路還可以走得更遠。這是一種錯位，是作繭自縛，最終必然導致災難。當然，這種錯位，我們無力過多指責。畢竟當時國際風云變幻，革命、起義層出不窮，有時候走錯了一步便是毀滅，各個政黨都是你死我活地方式在爭奪自己的利益。沒有人敢預料何時才迎來真正和平，沒有人敢預測未來的世界格局。在這張形勢下，依賴意識形態(tài)，也是自身的一種安全感吧，這也真的無可厚非。在《中蘇關系史綱》中，有一句話一針見血?！吧鐣髁x國家關系內在結構的弊病之一是國際主義理念與民族主義追求的矛盾，以意識形態(tài)的同一性替代或掩蓋國家利益和差異性”。最終，意識形態(tài)同一性掩蓋下的國家利益和差異也會顯露。三、共產(chǎn)黨的意氣回顧中國共產(chǎn)黨的發(fā)展史，從中共一大的十幾個人，小小嘉興一條船便是隆重的會議場所，發(fā)展到解放戰(zhàn)爭三大戰(zhàn)役時的恢弘氣勢，用所向披靡來形容也不為過，這樣真的是非常爭氣。我想，即使如今我并不是預備黨員，只要說起這段歷史，想起“風流人物”，亦會覺得非常驕傲、非常自豪。但是，看到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與蘇聯(lián)決裂、后來的文化大革命，我們卻笑不出了。細想，“趕美超英”“肥豬殺一口，足夠吃半年”“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chǎn)”以及無數(shù)驚天大衛(wèi)星，這些忽視客觀規(guī)律的口號，其實是理想主義和過激主義 的混合體。又想起《論語》里面的句子，“治國如烹小鮮”。本意是指治理國家應該像烹制一道菜肴一樣務必精致細心，而不是毛毛躁躁、一蹴而就。但是，在中國的五六十年代，我們著實體會到了一種浮躁、汲急于求成的社會氛圍。在我眼里，這與領導人、國民的“爭意氣”的心態(tài)有著非常大的關系。中國共產(chǎn)黨的發(fā)展壯大、新中國的成立，其實也比較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