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nèi)容簡介】 惡化的原因主要在于日本人的右翼勢力。但如果把這個排除在外，就個案來談問題，是否應該有一個基本的和永恒的價值判斷的問題。某種意義上講，我們的政治人物，包括學者，在談對日問題時慎之又慎，不能輕易說日本人還有哪些是好的，否則就有可能被帶上漢奸的帽子。《人民日報》的馬立誠提出對日新思維，他的新思維，我未見得都贊同，但是網(wǎng)友把他罵成漢奸，我覺得也沒有必要。假如把日本人都看成“王八蛋”，日本人里面的好人豈不是太受冤枉了嗎？歷史上，一個民族把另一個民族當成整個敵人對待的，只有法西斯。雖然我對日本人未見得有好感，但如果判斷失去理性，那就是大國小民。日本有一個教授因為南京大屠殺和政府打官司幾十年，他對中國友好，你怎么看他呢？東北泄毒案出來以后，日本幾個律師團打電話，提出來免費代理和日本政府打官司，給中國索賠，對這些人應該怎么看？狼牙山五壯士跳崖以后，日軍指揮官指揮所有日本兵排成幾列向五壯士鞠躬，日軍的武士道精神我們是 要批判的，但日軍的有些精神是否應引發(fā)我們的思考呢？國民黨上將李夢安的回憶錄，講日軍投降的時候把所有的輕重裝備擦得很干凈，把馬匹、馬靴、皮鞭等都登記在冊。他當時就感嘆，這哪是失敗的軍隊向勝利的軍隊投降，而像是一支軍隊向另一支軍隊交接。日軍回國的時候也都排著整齊的隊伍。他感嘆，假如這樣的民族有好的領導人來領導，這個民族簡直不得了。還有一個學者到日本留學后寫了一篇文章，講他有一天到日本異度半島旅游，回東京時出現(xiàn)幾百公里的大塞車，但有幾點他沒有想到：一是幾百公里上行道塞滿了車，但沒有車去走下行道；二是幾百公里沒有一個警察維持秩序；三是沒有一個按喇叭催促前面的人。他就感嘆：如此守秩序、萬眾一心的民族，真是可敬又可怕！就是說，在日本人的價值觀里是否有些東西值得我們這個民族借鑒和思考呢？假如我們一味的絕對化，凡是敵人的一切沒有好的，凡是朋友的沒有一點壞的，就像“文革”時期一樣堅持二元價值觀，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堅決反對，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堅決擁護，這種二元價值觀絕不意味著一個民族的成熟。有些事情，如果處理不好，那就不是愛國主義而是民粹主義，是極端民族主義。有些事情如果心中沒有永恒的價值判斷，可能被某些現(xiàn)象所誤導。電影《特洛伊》中國王說，對敵人也要給予應有的尊重，這就點出有核心價值觀的價值判斷方式問題。宋美齡去世以后，咱們大陸的報紙對國民黨在抗戰(zhàn)時期的行為做了正面評價，外電報道說中共學會了如何尊重對手。這個判斷就反映了黨的核心價值觀在確立的過程中。三是由對美國的感情引發(fā)的涉及價值判斷的事例。人的生命是寶貴的，這是不成為疑義的東西，但大家可能知道，美國9?11事件的時候，我們大陸一個記者團在美國，一看世貿(mào)大樓被炸，集體鼓掌，美國人稱他們是不受歡迎的人，將他們驅(qū)逐出美國，永遠不允許踏上美國的土地。幾千個無辜的生命煙消云散你還鼓掌？有人說這是因為中國人對美國霸權主義的憤慨，但你想一想，對美國霸權的憤慨你能移植到貧民身上嗎？尤其有一段時間，伊拉克戰(zhàn)爭以后，有一次美國人被恐怖分子綁架了，網(wǎng)民一致叫好，“多抓幾個才好，全給宰了”。從網(wǎng)民的評價中感覺好像恐怖分子對中國最友好。后來怎么樣了？中國也被綁架了三個人。所以這種由感情引發(fā)的、沒有是非標準的判斷，與我們核心價值有什么關系，折射出什么東西來，是值得注意的。四是世界游戲規(guī)則不同所折射出來關于價值判斷的事例。比如說，我們媒體經(jīng)常講到，美國的紐約時報登了某某議員和某某學者的文章對中國不友好，反映了美國右翼勢力在遏制中國。美國遏制中國是毫無疑義的，但以某一個人的某篇文章來印證這一點，那就小氣了。因為你沒有看到規(guī)則不一樣，西方國家的媒體掌握在寡頭手里，每個人有言論的自由，我代表我自己發(fā)表看法，不是政府的意見。因為政 府管不了媒體，如果美國政府想給自己添彩的話，得出錢，買廣告。他不像我們，我們的媒體掌握在黨和政府手里，是為了按黨的意志來調(diào)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的。我不覺得這兩者哪一個更優(yōu)越，當然改進是可以的，都要改進自己，但不要說哪個比哪個更好，不一樣是客觀存在的。再比如，有一次媒體報道，美國總統(tǒng)布什到加州去，因為跟州長施瓦星格的行程相沖突，加上理念不一致，施瓦星格說，我不接見布什。他們州長不向總統(tǒng)負責，州長向選民負責。這種政治體制的不同導致游戲規(guī)則是不一樣的。我們不講哪個規(guī)則好，因為每個規(guī)則的產(chǎn)生與文化有關系的，是建立在特定文化土壤之上的。規(guī)則不同，假如你用自己的規(guī)則要求別人如何做，那說明你對世界的規(guī)則不了解，反映了你的價值判斷沒有底線，不成熟。我想正是因為我們有相當一部分同志不了解世界規(guī)則，老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判斷問題，所以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在提到執(zhí)政能力的時候，特別強調(diào)主動順應維護和平、促進發(fā)展的時代潮流，根據(jù)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確定我們的立場和政策，全面認識和把握國際因素對我國的影響，不斷提高同國際社會交往的本領等。第四個大問題，構(gòu)建核心價值觀應當著眼哪些要素？構(gòu)建核心價值觀，我覺得不是搞幾個詞匯就可以解決的，必須有規(guī)則來確定。就是說按照簡潔、清晰、易記、深刻和思想容量大的原則，將一個民族最深厚的精神抽象出來。這并不容易。你必須有規(guī)則，有基本的要素，才能保證產(chǎn)生出來的核心價值觀能夠真正作為一個民族所遵循的東西。不管是民族核心價值觀、中國共產(chǎn)黨的核心價值觀，還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核心價值觀，在這個判斷和制約或者決定哪些是核心價值的要素上，大多數(shù)是相近的。所以，這里主要是從民族核心價值觀的角度來談哪些是影響因素。第一，必須有普世原則支撐起來。既然核心價值觀是一個民族最穩(wěn)定的、基礎的、最永恒的東西，那么這必然與人類共有的東西接軌。你的核心價值觀如果跟世界相分離，人類共有的文明你不接受，那不行。小平早就講過人類共有文明的問題，江澤民在5?31講話里面講到政治文明的問題，說當政治是一種文明的時候，它是利于人類的。胡錦濤也講到，借鑒西方的是為了完善我們自己的。過去一般我們都回避普世性，而強調(diào)民族的特點。我覺得民族特點是要強調(diào)的，但是在中國作為大國崛起的時候，我們的核心價值觀如果不接受人類的精華，人類共有的文明，比如說對生命的珍視、博愛，那么就不能保證這樣的核心價值觀能夠是我們這個民族容易實踐的。第二，必須建立在民族優(yōu)良文化傳統(tǒng)之上。講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觀，如果不能把中華民族文化傳統(tǒng)里面最優(yōu)秀的東西精煉出來，那就不是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觀了。魯迅講過，一個人不能提著你的頭發(fā)離開地球，文化的血脈是不能切斷的，切斷了這個民族的文化就沒有生命力。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延續(xù)至今，就是因為我們的文化一直在延續(xù)著，這是許多文化所不具有的特征。所以，我們民族最精彩、最深邃的東西必須要進入我們的核心價值觀。第三，必須滿足政黨政治的要求。尤其是對我們一黨執(zhí)政的中國來講，這一點更重要。假如核心價值觀不能滿足共產(chǎn)黨的政治理念，就不可能被我們黨所接受，進而不可能通過黨的政治力量把核心價值觀推動到廣大民眾中去。核心價值觀必須反映執(zhí)政黨的理念，這一點中華民族跟西方不一樣，西方多黨執(zhí)政的時候不能說我的核心價值要滿足某一個政黨，他的核心價值觀是各個政黨都必須認同的。第四，必須擁有崇高的精神因子。核心價值觀是一個民族思想和精神世界的最高點，最本質(zhì)的內(nèi)涵，它只能崇高而不能媚俗。假定核心價值觀反映的精神世界是社會中已經(jīng)實現(xiàn)的，它就沒有號召力，也沒有凝聚力，就不會引導民族走上崇高。核心價值觀要包含能引導一個民族張揚崇高的精神因子在里面，這樣的核心價值觀才能夠產(chǎn)生永恒，產(chǎn)生價值。第五，必須將歷史的厚重與時代的要求結(jié)合起來。時代不是今天某一個結(jié)點上的時代，而是由一個個時代共同構(gòu)建成一個民族的永恒，積淀下來的那個時代。只有積淀下來，共同構(gòu)成一個民族的歷史，這個時代就可以產(chǎn)生最本質(zhì)的東西。我想，如果堅持了以上五個標準，這樣的核心價值觀就有生命力，就能維持長久，就可以作為支撐我們這個民族崛起的精神力量。第五個問題，中華民族核心價值觀究竟應該是什么？我認為，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觀就是民主平等、公正互助。當然，是不是就這幾個要素，未見得，這需要集思廣益。首先，講民主的問題。什么叫民主？民主其實就是人民當家作主。民主是樸實的價值觀，是人類共有的文明成果，不是某個國家、民族和政黨所獨享的，民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民主的問題是很長時間來比較敏感、爭議較大的問題，其實這個問題原本沒有回避的必要。1944年毛澤東接見外國記者的時候就講到，中國最缺的一個東西就是民主，只有解決了民主問題，中華民族才有希望。類似的論述，在我 們共產(chǎn)黨人的價值判斷里面有很多，不過后來我們走了彎路。這一點，小平早就講過，說我們更多地強調(diào)了集中，而忽視了民主，封建的東西繼承了不少，但是民主的開展不夠。胡耀邦對這個問題也有大量論述?？梢哉f，從現(xiàn)實社會發(fā)展和我們黨的政治理念上，以及一些社會表現(xiàn)形式上，我們認識到了民主作為核心價值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講幾個細節(jié)，一個細節(jié)是新一屆黨中央領導集體上任后，第一次集體學習就是學《憲法》，體現(xiàn)出強烈的憲政意識，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的《決定》提了一個很重要的觀點，說我們黨的執(zhí)政地位不是與生俱來的，也不是一勞永逸的，這是黨的理論的重大突破。因為以前我們講，我們黨的理論是人類最科學的理論，我們黨的執(zhí)政地位是與生俱來的，與生俱來就意味著不努力也有這種權力，有合法性。但提出不是與生俱來，意味著只有通過努力才能夠獲得合法性。這就改變了我們的價值判斷。尤其是怎么執(zhí)政、黨內(nèi)民主的問題也被提出來了。再一個細節(jié)就是新一屆黨中央領導集體的憲政理念和行為方式給我們深刻的啟示。胡錦濤總書記上任后，第一個鏡頭就征服了我。什么鏡頭呢？他被選上黨的最高領導人以后，站起來向在場的代表鞠躬。大家看一下，歷史上我們選出的領導一般都是揮手，而胡錦濤呢？鞠躬。一個鞠躬就反映了他的理念，我說胡錦濤大有當年華盛頓的風采。華盛頓當年怎么交接權力？他按照法國開國元勛杰裴遜的理念設計了一個交接儀式，向在場的議員鞠躬，而議員手觸帽沿還禮，這折射出權利從哪里來到哪里去的問題。胡錦濤后來的執(zhí)政理念也正體現(xiàn)了這點：，我的權力是大家給我的，你們信任我，我只有努力工作，不負大家的期望。有時候，某一個觀點，某一句話，反映了理念和判斷。比如有一段時間，我們宣傳了一個英模，他曾經(jīng)提了一個觀點，說自己是上不虧黨，下不虧民。我跟他關系不錯，他一提出來這個觀點我就不認同了，我說黨怎么跑到上面去了，人民怎么跑到下面來了呢？那不對呀，黨是公仆啊，公仆在主人上面你怎么服務?。磕阒荒茉谙旅娌拍墚斊腿税?！公仆這個概念哪里來的？那是西方的概念。古希臘古羅馬時期那些商人打仗，抓了一些俘虜，就讓這些俘虜做公眾的仆人，他們沒有工資，真正的做仆人。兩千年前，孟子就講過，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所以黨不能跑到上面去，現(xiàn)在我們黨提出來，“立黨為公，執(zhí)政為民”，這就很好。胡錦濤和溫家寶執(zhí)政一年多以后，就征服了全國人民，親和力很強，這與他們的行為有關系。你看開會的時候，胡錦濤跟普通代表一起坐在下面。胡錦濤到外地去接見當?shù)仡I導 干部的好多細節(jié)就反映了他的內(nèi)心世界，比如說人家專門將一個大凳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