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簡介】 書的說理，將證據分析、事實認定到法律適用的全過程呈現于裁判文書之中，使法官的審判活動真實地展現在每一個監(jiān)督主體面前，真正做到“陽光審判”，事項司法公正。樹立法律信仰，促進社會法治 審判追求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相互和諧。說理充分的裁判文書，可以使人們學習到法律知識，為行為選擇作出指引。上乘的裁判文書，可以展現法官淵博的法學思想，關注社會各階層的人文思想，深諳風俗倫理的社會學思想以及評判是非的高尚人格，令人肅然起敬，通過法官的人格魅力和裁判文書的公信力建立起人們對法律的信仰，使人們樂于遵循法律，營造良好的法治環(huán)境。四、增強裁判文書說理性的應注意的幾個主要問題公正的前提必須是公開，英國上議院休尼特大法官曾經說過：“公正的實現本身是不夠的，公正必須是公開的，在毫無疑問地被人們能夠看見的情況下實現”“沒有公開就沒有正義??公開是正義的靈魂?！比嗣穹ㄔ旱牟门形臅恢故菍徟羞^程和裁判結果的書面反映，更重要的是表明法官在審理該案件時審判權運用得是否公正。這種公正性主要表現在：一是實體裁判的公正，二是裁判程序的公正。一份說理清楚的裁判文書應當充分的展示這兩個方面的公正性。增強裁判文書的說理性，應當注意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事實認定事實的基礎在于對證據的認定，事實結論的正確性取決于對證據的分析認定是否正確及根據證據鏈條進行的推理是否適當。首先，應當在裁判文書中說明當事人所舉證據、對方的質證意見、法院調查取得的證據，以及對法院對證據的分析過程。對證據的分析應當緊緊圍繞真實性、合法性、關聯性進行。當然，對涉及個人隱私、商業(yè)秘密等不宜直接公開的內容，可以采用附件等形式予以表述。附件只送達當事人，對外不得公開。其次，對事實的認定應當緊緊圍繞爭議焦點進行?？梢砸援斒氯说脑V訟請求、答辯請求以及當事人對爭議焦點的認識為基礎，總結出法庭認為的爭議焦點，并說明理由。在總結爭議焦點后逐一以證據分析，并寫明證據的主要內容和對證據力的分析，應將每一證據寫地明確、具體，最后就整個事實得出結論。即“爭議焦點—證據分析—事實認定”的模式。運用證據證明事實時，不僅要詳細說明單個證據的內容和其所能證明的事實，而且要將所有證據綜合進行分析，各證據之間要相互印證，形成一個有機的證據系統，以證明整個案件事實。當然，關于證據在裁判文書中的寫法不好強求千篇一律，可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靈活掌握。最后，在當事人舉證不能時，應當說明舉證責任的分擔以及舉證不能應承擔的法律后果。法律裁判文書應當適用正確的法律。引用法律條文，應當注意準確、具體、防止片面性，且要列出條文內容。首先，要處理好普通法與特別法的關系，凡是特別法有具體規(guī)定的，無須援引普通法。其次，要處理好同一法中基本原則與具體規(guī)定的關系，凡是有具體規(guī)定的，應當援引具體規(guī)定，無須援引基本原則中的規(guī)定。再次，援引法律條款應當按照條、款、項、目的順序予以具體說明。最后，在法條缺位時，應當說明得出結論的法理依據。例如，按照刑法的規(guī)定，“法無明文規(guī)定不為罪”，應當宣告被告人無罪。按照民法的規(guī)定，民事活動必須遵守法律，法律沒有規(guī)定的，應當遵守國家政策，此外，民事活動還應當尊重社會公德，不得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程序裁判文書應突破首部的現有格式，增加公布有關審判程序的內容，讓程序有較強的透明度，既使當事人通過了解程序是否公正，從而增加對裁判結果的信任度，又使法官強化依法高效審判的意識，真正摒棄“重實體，輕程序”的傳統觀念，有效發(fā)揮程序法對實體法的保障作用。一是有關起訴時間、立案時間、庭審時間要公開。起訴時間，是一個重要的法律要素，直接關系到原告的起訴是否超過訴訟時效，進而影響到當事人的勝訴權能否得到法律保護的問題。而法院的立案時間則涉及到審限問題。缺乏有關起訴時間、立案時間等內容，有時會導致當事人對訴訟時效何時中斷等重要法律事實方面與法院產生不同的認識，并進而懷疑法院的公正性。因此，除了在立案時應注意收集關于起訴時間的相關證據外，還應在裁判文書中公開起訴和立案時間。二是有關訴前、訴訟財產保全以及證據保全情況要公開。目前，關于采取訴前或訴訟財產保全在裁判文書中基本沒有公開，而實踐中這又是一個比較容易引起當事人不滿和投訴的重要原因。一般而言，如果法院根據當事人申請采取了訴前或訴訟保全措施，當事人可通過相應的民事裁定書了解有關情況，但如果法院未批準當事人的申請，當事人通常是無法得知法院不批準的具體理由的，因為法律和司法解釋未要求此等情形下法院應作出裁定或書面告知當事人。此外，法院采取財產保全措施時，提出申請的當事人提供擔保的具體情況，通常對方當事人是難以知悉的，實踐中往往容易引起當事人對審判人員是否吃請受賄的嫌疑。因此，在裁判文書中公開訴前或訴訟保全的情況，是十分必要的。三是有關公告時間、公告方式、公告張貼地點等情況要公開。法院何時送達受理案件通知書或應訴通知書以及舉證通知書，在最高人民法院頒布實施有關訴訟證據的司法解釋后，其法律意義顯得十分重要。因為，法院可以根據當事人簽收舉證通知書的時間，直接判斷當事人是否在舉證期限內提交證據、提出增加或變更訴訟請求或提出反訴、申請證人到庭作證、申請委托鑒定等，進而決定是否接受證據或申請。在許多案件中，當事人完全就因為法院對于以上幾個因素作出不同決定，極有可能導致案件的勝訴或敗訴。因而，在裁判文書中公開以上內容，對說明判決結果也是必要的。四是有關當事人的追加和變更情況、簡易程序變更為普通程序審理的情況及原因要公開。當事人的追加和變更直接關系著當事人的訴訟請求能否得到支持，簡易程序與普通程序的轉化不能恣意而為，增加上述有關表述，就使判決書首部對案件審理的主要過程有一個客觀、全面的反映，為判決的合法性提供程序支持。邏輯和語言裁判文書的邏輯推理應當縝密，語言表述應當通俗易懂。兩大法系的裁判文書在邏輯和語言方面的風格差別甚大。以法國為代表的大陸法系國家的民事判決整體上有一定的威權色彩，語言較為抽象化和概念化，法律推理偏重從權威前提出發(fā)的邏輯演繹模式如三段論推理；以美國為代表的英美法系國家的民事判決整體上偏向論證和對話色彩，語言較為普通化，法律推理采用對話和理性選擇模式。之所以會存在這兩種不同風格的司法判決，其原因與兩大法系的司法傳統和法律文化有關。大陸法系奉行相對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帶有一定的職權主義色彩），故決定了民事判決有一定的威權色彩。而且因原則上否定“法官造法”，因而視判決為認知、確定和適用現行法律規(guī)范的過程，法官只是機械的法律適用者，在法律推理過程中只能以現行法律規(guī)范為大前提，以個案事實作為小前提，采用演繹推理的邏輯方法得出判決結果。而對話色彩的民事判決是由英美法系絕對當事人主義為特征的對抗制訴訟模式所決定的。一名英國法官在判決中須進行四項對話：與律師，與同事，與“已死的”（先前判例）以及與后代（即須考慮當前判決書的結果）之間的對話。法官最終得出的判決結果是通過充分聽取控辯雙方的意見及論點后做出的選擇。我國的訴訟模式職權注意色彩嚴重，在民事判決說理方面基本上呈現的仍是威權色彩，很少有對話色彩，這也是受到傳統文化影響的結果。僅從古代法官與當事人的稱謂——“大人”、“老爺”與“小人”“小民”——的強烈對比就可略窺一二。今天，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大背景之下，公民素質顯著提高，法院應當尊重雙方當事人的發(fā)言權，并力求給出令當事人心服口服的判決，在判決書的寫作中應盡量采用對話方式，在邏輯上，仍以傳統的三段論為主。語言的風格上，可以根據當事人的具體情況而定，主要是針對敗訴方的情況。判決中應當使用規(guī)范的法律術語，但可以進行適當的解釋。繁簡裁判文書的寫作應注意繁簡的把握。對雙方當事人無爭議的事實可以采取歸納法，即對無爭議的事實，按照法律關系的發(fā)生、變更、終止進行敘述，并寫明當事人在庭審中對此無爭議，予以認定。對于一些人盡皆知的道理，如借錢還債、打人賠償等也不必長篇大論。對于案情簡單、事實清楚或爭議不大的案件，法官就不必耗費精力去論證。這在許多國家的司法實踐中都得到了體現。從一些英美法系國家的司法實踐來看，有的一審民事判決書也非常簡單，美國有些初審法院對大量案情重復的案件，還發(fā)展到判決書的標準化、格式化，制作判決書類似于填寫表格。又如日本法院按照簡易程序審理的案件，在判決書上記載的事實和理由，只要表明請求之目的及原因要點、有無該原因及駁回請求的抗辯理由要點。在一個具體的裁判文書中，應當把說理重點放在案件的爭議焦點上。對雙方當事人有爭議的事項可以采用逐項分析認定法，即應逐項寫清當事人對該事項的主張，雙方舉證、質證意見、法院依職權查證的情況。當事人的訴辯請求及其理由應當反映在判決書上，當然對于內容重復、層次不清的，可以適當整理和歸納，但不應改變當事人的原意，更不可斷章取義、避重就輕。對于法庭調查的事實也要詳細說明，并在詳細分析有分歧的證據、主張的基礎上得出法庭的結論。第四篇：裁判文書（2012）浦刑初字第3879號——上海市浦東新區(qū)人民法院(20121030)（2012）浦刑初字第3879號公訴機關上海市某某區(qū)人民檢察院。被告人吳某某，因涉嫌犯詐騙罪于2012年6月6日被上海市公安局浦東分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12日被依法逮捕；現羈押于上海市某某區(qū)看守所。指定辯護人陳某，上海某某律師事務所律師。指定辯護人齊某，上海某某律師事務所律師。上海市某某區(qū)人民檢察院以滬浦檢刑訴〔2012〕3615號起訴書指控被告人吳某某犯詐騙罪、信用卡詐騙罪，于2012年9月19日向本院提起公訴。本院于同日立案，并依法組成合議庭，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上海市某某區(qū)人民檢察院指派代理檢察員衛(wèi)祖建出庭支持公訴，被告人吳某某，辯護人陳某到庭參加訴訟?，F已審理終結。上海市某某區(qū)人民檢察院指控：一、信用卡詐騙罪2011年5月起，被告人吳某某向某某銀行申領卡號為42703000470****4牡丹信用卡一張，從2011年7月10起至同年9月，其持該卡惡意透支，用于本人取現和消費，合計人民幣98,，經某某銀行多次催款，被告人吳某某拒不償還。被告人吳某某因詐騙犯罪事實被偵查期間，公安機關發(fā)現其另有信用卡詐騙的犯罪事實。經訊問，被告人對信用卡詐騙事實供認不諱。二、詐騙罪2010年8月至2011年10月期間，被告人吳某某謊稱做生意需要資金周轉為由，騙取被害人張某人民幣944,800元，后將贓款揮霍殆盡。2012年6月5日，張某將被告人吳某某扭送至上海市公安局浦東分局金楊新村派出所。針對上述指控，公訴機關提供了相關證據。據此認為，被告人吳某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違反信用卡管理法規(guī)使用信用卡，惡意透支，數額較大，其行為已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第一百九十六條第一款第（四）項、第二款，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應當以信用卡詐騙罪追究其刑事責任，建議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被告人吳某某雖不具有自首情節(jié)，但到案后如實供述自己信用卡詐騙的罪行，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六十七條第三款，可以依法從輕處罰。被告人吳某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用虛構事實的方法，騙取他人錢財，數額特別巨大，其行為已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應當以詐騙罪追究其刑事責任，建議對其處十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被告人吳某某在判決宣告以前犯數罪，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六十九條的規(guī)定，應當數罪并罰。被告人吳某某對公訴機關指控其犯信用卡詐騙的事實和罪名均沒有提出辯解；認為在實施詐騙犯罪時沒有以做生意需要資金為由進行詐騙，而是以借款為由從張某處取得錢款。辯護人提出在詐騙犯罪中被害人有過錯；在信用卡詐騙犯罪中有坦白情節(jié)；被告人吳某某系初犯，建議對其從輕處罰。經審理查明:一、詐騙事實2010年8月至2011年10月期間，被告人吳某某謊稱做生意需要資金為由，先后多次從張某處共騙得人民幣944,800元，后將錢款揮霍殆盡。上述事實，有公訴機關提交，并經法庭質證、認證的下列證據予以證明：被害人張某的陳述筆錄，證實吳某某以做生意需要資金為由多次騙其錢款，除經催討歸還部分錢款，共被騙上述錢款。證人吳某某的證言筆錄，證實曾經幫助吳某某歸還張某部分借款。被告人吳某某、被害人張某銀行賬戶交易明細及相關的借條、收條，證實吳某某向張某借、還款的部分情況。被告人吳某某的供述筆錄，證實其虛構做生意需要資金，多次向張某借款，錢款被揮霍，除歸還部分外，尚有上述錢款未歸還。二、信用卡詐騙事實2011年5月，被告人吳某某向某某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第一支行申領卡號為42703000470****4信用卡一張，從2011年7月10日起至2011年9月持該卡惡意透支，用于本人取現和消費，2011年9月最后一次還款，累計拖欠該行本金合計人民幣98,，經銀行多次催收，超過三個月仍未歸還。2012年6月5日，被告人吳某某因詐騙犯罪被被害人張某扭送至公安機關，到案后如實供述了詐騙犯罪事實；在偵查期間，公安機關發(fā)現被告人吳某某有信用卡詐騙犯罪事實，經訊問，其如實供述了信用卡犯罪事實。上述事實，被告人吳某某在開庭審理過程中亦無異議，且有經庭審質證屬實的被害銀行的報案材料及信用卡申請材料、交易明細、催收記錄，公安機關出具的“案發(fā)經過表格”等證據證實，足以認定。關于被告人吳某某辯解在實施詐騙犯罪時沒有以做生意需要資金為由進行詐騙，而是以借款為由從張某處取得錢款的意見。經查，被告人吳某某到案后多次供述其以虛構做生意需要資金為由向被害人張某借款，并得到被害人的印證。故被告人吳某某的辯解意見，本院不予采納。本院認為，被告人吳某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用虛構事實的方法騙取他人錢財，數額特別巨大，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的規(guī)定，已構成詐騙罪，應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被告人吳某某還以非法占有為目的，惡意透支，進行信用卡詐騙活動，數額較大，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第一款第（四）項、第二款的規(guī)定，已構成信用卡詐騙罪，應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被告人吳某某到案后如實供述信用卡詐騙犯罪事實，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六十七條第三款的規(guī)定，可以從輕處罰。辯護人提出對被告人吳某某從輕處罰的意見，本院予以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