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簡介】 所唾棄，最終受到了法律的嚴厲制裁。(三)重要原因監(jiān)督機制不完善權力作為雙刃劍，既是造福社會的手段，又是腐敗的根源。古今中外的歷史一再證明，如果權力失去監(jiān)督制約，就必然出現濫用權力的現象，不受監(jiān)督制約的權力只能導致腐敗。廣西玉林市原市委書記李乘龍和安徽阜陽市原市長肖作興等人，在獄中或法庭上的“自白”都曾公諸報端，他們在“自白”中都談到這樣一個觀點，自己的權力太大，又缺少監(jiān)督，開始犯錯誤沒有被發(fā)現，心存僥幸，于是膽子越來越大，在罪惡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其中，李乘龍說：“我任玉林市委書記5年，沒有一個人找我談過話，如果我開始犯錯誤的時候有人提醒我一下，我也許不會走上死路。在現行的體制下，玉林市公、檢、法的領導都是我任命的，他用的是市里的錢，對市委、市政府主要領導不敢監(jiān)督，監(jiān)督機構對于我形同虛設。這樣的”自白“雖不乏推罪諉過之意，但也大有發(fā)人深省之處。的確，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在客觀上存在制度和機制不健全、不完善，管理和監(jiān)督工作存在一些漏洞和薄弱環(huán)節(jié)，有著滋生消極腐敗現象的土壤。特別是監(jiān)督體系還很不完善，根據法律規(guī)定權力機關有監(jiān)督憲法和其它法律的執(zhí)行以及國家行政機關和主要領導人的活動的權利，但國家對這些權力制定得過于籠統，沒有專門法規(guī)具體化，而人民代表的參政意識，法律意識參差不齊，因此權力機關的監(jiān)督還只是一種潛能。就司法監(jiān)督而言，主要是通過 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的檢察、審判活動糾正行政系統內違反法律、法規(guī)的情況來達到監(jiān)督的目的，但在司法實踐中，仍存在權大于法的現象，辦案的阻力大，少數地方黨政領導為了局部的利益，產生了地方保護主義，使執(zhí)行難成了”老大難“，使法律監(jiān)督的途徑受到限制。此外，憲法第41條賦予人民有批評和建議的權利，有提出 申訴、控告或檢舉的權利，但實際上仍存在群眾告狀難、畏懼打擊報復的心理因素等，使社會輿論監(jiān)督的力度不大。行政監(jiān)督由于監(jiān)督的主客體同處在一個具有共同利害關系的組織系統中，自己監(jiān)督自己的過失，往往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為了本單位、本部門的榮譽、利益而姑息縱容，甚而至于出現以罰代刑的現象發(fā)生。以上諸多因素，為職務犯罪這一”玩疾“提供了條件。二、對職務犯罪的預防對策當前，反腐敗正處在關鍵時期，面對貪污賄賂、挪用公款、瀆職侵權等職務犯罪高發(fā)多發(fā)的情況，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黨風廉政和反腐敗工作，特別是黨的十四大以來，以江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鄧小平同志關于”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方針，確定了新形勢下開展反腐敗斗爭的指導思想，基本原則、工作格局、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為預防職務犯罪指明了方向，為減少和遏制職務犯罪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一）加大打擊力度，形成威懾效應職務犯罪具有很強的社會危害危害性，必須加大打擊力度。根據我國《憲法》和法律規(guī)定，檢察機關是懲治和預防職務犯罪的專門機關，具有法定的職能，因此，要充分運用檢察職能，通過查辦和揭露職務犯罪，形成聲勢，形成威懾，懲罰犯罪者，警示、教育教育公民，在辦案中要突出查辦大要案件，堅決查處發(fā)生在黨政機關、行政執(zhí)法機關、司法機關和經濟管理部門中的職務犯罪案件，嚴肅查辦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貪贓枉法，徇私舞弊等瀆職侵權的職務犯罪案件，以打促防，打防并舉，標本兼治，打擊是預防職務犯罪的前提，脫離了懲治犯罪去談預防犯罪，就會失去支點和目標，各種措施就會缺乏針對性和約束力，達不到預期效果，要堅決改變失之于寬，失之于軟的現象，越是高級干部，越是名人，對他們中的違法犯罪案件越要嚴肅查處，因為這些人影響大，社會危害性大，抓住了典型，以這些典型案例教育廣大干部、群眾，使之引以為戒，增強群眾的反腐敗信心，自覺遵紀守法，使依法懲治各種職務犯罪成為各種預防措施中的特殊預防，如果離開了懲治談預防，預防工作就會顯得蒼白無力；只有嚴格執(zhí)法，嚴厲懲治犯罪，才能促使職務犯罪人和那些具有犯罪傾向的人認識到”法不可違、罪不可犯“，才能動員和鼓勵社會公眾有力地配合和促進職務犯罪預防工作的開展，從而達到減少和遏制職務犯罪的目的。（二）推進法制、體制、機制的改革和完善，減少和預防職務犯罪所謂預防職務犯罪的法制，除了法律法規(guī)以外，從廣義上說還包括規(guī)章制度。嚴密的制度防范是預防犯罪的可靠措施，制度上的防范是堵塞漏洞，防微杜漸的良方，能有效地”亡羊補牢“。檢察機關要結合辦案，向發(fā)生犯罪案件的單位或部門提出建立健全規(guī)章制度，加強管理，預防犯罪再次發(fā)生的檢察建議，檢察建議作為檢察機關履行法律監(jiān)督職能的手段之一，是目前檢察機關預防職務犯罪運用最多、收效也最為明顯的一種方式。經過多年實踐證明，檢察機關針對發(fā)案單位負責人在行使職權和公務人員活動中缺乏有效監(jiān)督和制約，獨斷專行；案發(fā)單位物資、財務管理混亂，規(guī)章制度不健全或不落實，有較大漏洞；案發(fā)單位疏于防范，屢次發(fā)生職務犯罪，甚至發(fā)生”窩案“、”串案“；案發(fā)單位領導或有關人員法制觀念淡薄，庇護犯罪，知情不舉或以其他形式干擾辦案等等情形，及時而有針對性地發(fā)出檢察建議，督促有關單位建章立制，完善管理，加強防范，在職務犯罪預防發(fā)生方面起到重要而又獨特的作用。所謂預防職務犯罪的機制，是指上下級行政管理機制、紀檢監(jiān)察機制、財會審計機制和辦案機制等形成的整體合力。檢察機關作為國家法律的監(jiān)督機關，要認真學習，研究國家法律法規(guī)和有關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廣泛收集法律法規(guī)和重大改革措施在制定和實施過程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對法律法規(guī)和重大改革措施實施過程中已經出現和可能出現的職務犯罪進行分析研究，及時向國家機關和有關主管部門提出完善立法、法規(guī)、制度，改進工作的建議，推進法制、體制、機制的完善和改革。要堅持反腐敗從源頭抓起的方針，全面落實”收支兩條線“的規(guī)定，積極推行政府采購制度，穩(wěn)步推行會計委派制度，發(fā)揚社會主義民主，加強群眾監(jiān)督和評議，規(guī)范建筑工程招投標管理，進一步形成公開、公正、平等的競爭機制，減少和預防職務犯罪。（三）切實加強法制宣傳教育，提高國家工作人員的法律意識和思想道德水平各個部門和行業(yè)，應根據自身工作的特點，加強對本系統，本部門的職工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幫助他們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提高防腐拒變的能力，要用江總書記”三個代表“的要求開展有針對性的愛崗敬業(yè)，勤政廉政教育，切忌走過場和流于形式，要充分利用不同的載體，開展不同形式、不同層次的法制宣傳教育，是開展職務犯罪預防工作的有效手段，法律宣傳要以普及懲治職務犯罪的法律政策規(guī)定；介紹檢察機關舉報工作制度和對舉報人的有關保護措施及獎勵辦法；通過典型案例和反面教材現身說法，以案釋法；引導教育國家公職人員強化職業(yè)責任，職業(yè)道德和職業(yè)紀律意識(本文來自文秘之音，)，提高自覺性；激發(fā)社會公眾職務犯罪預防的熱情，實現控制和減少職務犯罪的目的。法律宣傳教育通過舉報窗口向舉報人宣傳；公訴人出庭公訴向聽眾宣傳法律知識；深入有關單位舉辦廉政專題講座或法律培訓班進行普法教育；利用廣播、電視、報刊等新聞媒體進行綜合法制宣傳；舉辦打擊職務犯罪成果展覽，展示國家懲治腐敗的決心和力度等途徑，教育和引導廣大干部、職工自覺遵守憲法和法律，同職務犯罪作斗爭，形成強有力的遏制、預防職務犯罪的輿論環(huán)境，推動全社會職務犯罪預防工作的開展。（四）建立、健全職務犯罪預防體系，形成多角度、全方位的預防網絡預防職務犯罪工作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它涉及社會的方方面面，開展職務犯罪預防工作，一定要從中國的國情出發(fā)，遵從黨和國家的統一領導和部署，采取政治、經濟、法律、文化、教育、行政、科技等各種手段，調動全社會的力量，進行綜合防治，因此，該項工作必須納入黨和國家的反腐敗總體格局之中，作為綜合治理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黨委統一領導下，黨政齊抓共管，紀委組織協調，部門各負其責，依靠群眾支持和參與，建立多渠道、多形式的聯系制度，以重點領域和重點行業(yè)的職務犯罪預防工作為龍頭，全面推動預防犯罪工作的開展。行業(yè)和系統職務犯罪具有”輻射效應的特(本文來自文秘之音，)點，一旦出現行業(yè)或系統職務犯罪時，不僅職務犯罪群體大，而且造成的社會影響與危害也大。任何一項工作，沒有重點就沒有方向，沒有突破口，職務犯罪預防必須遵循抓重點的原則，把抓重點領域和重點行業(yè)的職務犯罪預防工作作為整個職務犯罪預防工作的重中之重，根據這些領域和行業(yè)暴露出的問題，認真分析發(fā)案原因和規(guī)律，舉一反三，觸類旁通，把職務犯罪預防工作從發(fā)案單位拓展到所在系統和行業(yè)，促使其他雖未發(fā)案，但存在不同程度犯罪隱患的單位加強監(jiān)督管理，積極推動有關行業(yè)、系統、單位內部防范機制的建立。檢察機關的檢察要與行政機關的行政監(jiān)督如審計、監(jiān)察等手段相結合，使之形成一個周密的多角度、全方位的預防職務犯罪工作網絡，同時，還要充分應用信息技術，建立職務犯罪預防信息系統，只有全面地應用信息技術，通過信息網絡大量收集職務犯罪以及形成職務犯罪條件和原因的相關信息，才能做到及時有效地分析、研究信息，并運用這些信息作出科學的預測，為職務犯罪預防提供科學可靠的依據。目前，職務犯罪信息80%來源于舉報，10%左右來源于單位、企業(yè)內部的管理監(jiān)督，因此，必須建立完備的信息收集、儲備、加工分析、預警系統，使整個預防犯罪網絡體系更加牢固，更加科學、高效，從而及時發(fā)現職務犯罪線索，使已經發(fā)生的犯罪難逃法網，潛在的犯罪得到預防，使預防職務犯罪的工作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第二篇：淺談職務犯罪產生的原因及預防對策淺談職務犯罪產生的原因及預防對策職務犯罪是具備職務犯罪特定主體身份的人違反職責或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而實施的危害社會的應受到刑罰處罰的行為。第一必須是國家工作人員或以國家工作人員論的人員；第二必須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或依法以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論的人員；第三必須是單位犯罪的主管人員或直接責任人員。由于職務犯罪具有主體的特殊性和復雜性，行為與職務的關聯性這兩大特征，決定它產生的原因及社會危害性有別于其它刑事犯罪，其行為嚴重侵犯了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的廉潔性和國家機關的正?；顒?，是嚴重的腐敗行為，它關系到黨和國家的生死存亡，具有很強的政治性、社會性和現實性，因此，本文擬就職務犯罪產生的原因及預防對策談一點自己的一管之見。一、職務犯罪產生的原因（一）根本原因——個人主義、享樂主義的膨脹這些觀念在社會心理上形成了一種潛在的穩(wěn)定的結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隨著民主與法制建設的日益推進，人民要求權利義務平等，充分享有法律賦予的參與政治、經濟、文化管理的權利和人民對國家機關的違法失職行為的申訴、控告權，人們的價值觀念發(fā)生了變化。在改革開放和民主化進程和傳統觀念，道德水準發(fā)生沖突的過程中，少數國家工作人員陷入了迷惘，一切向錢看，白金主義，享樂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的思潮開始滋生、漫廷。出現了像成克杰、胡長清等之流的腐敗分子，價值觀、人生觀嚴重扭曲，背棄了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以權謀私，打擊報復，玩忽職守的行為隨之應運而生。另一方面，在新舊體制交替過程中，新的事物不斷涌現，我們在與資本主義國家進行經濟、貿易、技術、文化交流的同時，資產階級的剝削腐朽思想，也侵蝕了一些工作人員的機體，這些人錯誤地理解了市場經濟的含義，認為“市場經濟就是自由經濟”，“有錢就有一切，花錢是一種氣派”，“金錢萬能”等錯誤意識，于是一些人不滿足于現狀，追求高消費，誘發(fā)了其私欲的膨脹，于是，以改革搞活經濟為幌子，不惜犧牲 國家和集體利益，中飽私襄，大肆從事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和社會管理秩序的職務犯罪活動，導致了貪污、賄賂、挪用公款等職務犯罪的發(fā)生。（二）直接原因——權力的蛻變國家從社會分離出來，成為超越社會之上的力量之后，必須要官吏來管理，要管理就要賦予一些人一定的職權，而人一旦掌握權力就有濫用權力的可能，也就是說，國家的產生，官吏的出現，利用職務犯罪的現象就一直存在。社會主義國家是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國家，它通過選舉人民群眾的優(yōu)秀分子來管理國家，因此，社會的性質所決定了我們的國家工作人員手中的一切權力來自于人民并屬于人民，他們應當是人民的公仆，為人民服務。但是在少數國家工作人員當中，公仆意識淡薄，這些人所想的不是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而是把個人私利擺在了首位，把人生的追求一門心思放在了“抓票、搶位子”（即撈錢、爭官位）上，意欲擺脫人民群眾的監(jiān)督，企圖成為權力的主人，正是因為有了一些這種權力蛻變的領導干部，使黨風、政風、社會風氣受到了嚴重的影響，俗話說得好：“跟著好人學好人，跟著端公學跳神”，上行下效，帶壞了大批的干部，使這些從人民中選出來的優(yōu)秀分子蛻變?yōu)榱巳嗣竦碾A下囚。這類人之中：不乏向山東省泰安市原市委書記胡建學，湖北省天門市被喻為“吹、賣（官）、嫖、賭、貪”五毒俱全的原市委書記張二江等人，大肆利用手中的權力，買官賣官，以權謀私，嚴重敗壞了社會風氣，造成了群腐，群貪現象發(fā)生，張二江在任湖北丹江口市、天門市市委書記期間，賣官達35次之多，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權力的失控，正如胡建學所言“官當到我這一級，就不怕別人監(jiān)督”。正是由于這種思想作崇，才導致了私欲的極度膨脹，權力的蛻變，使這些人成為“共產黨人”的敗類，被世人所唾棄，最終受到了法律的嚴厲制裁。（三）重要原因——監(jiān)督機制不完善權力作為雙刃劍，既是造福社會的手段，又是腐敗的根源。古今中外的歷史一再證明，如果權力失去監(jiān)督制約，就必然出現濫用權力的現象，不受監(jiān)督制約的權力只能導致腐敗。廣西玉林市原市委書記李乘龍和安徽阜陽市原市長肖作興等人，在獄中或法庭上的“自白”都曾公諸報端，他們在“自白”中都談到這樣一個觀點，自己的權力太大，又缺少監(jiān)督，開始犯錯誤沒有被發(fā)現，心存僥幸，于是膽子越來越大，在罪惡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其中，李乘龍說：“我任玉林市委書記5年，沒有一個人找我談過話，如果我開始犯錯誤的時候有人提醒我一下，我也許不會走上死路。在現行的體制下，玉林市公、檢、法的領導都是我任命的，他用的是市里的錢，對市委、市政府主要領導不敢監(jiān)督，監(jiān)督機構對于我形同虛設。這樣的”自白“雖不乏推罪諉過之意，但也大有發(fā)人深省之處。的確，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在客觀上存在制度和機制不健全、不完善，管理和監(jiān)督工作存在一些漏洞和薄弱環(huán)節(jié)，有著滋生消極腐敗現象的土壤。特別是監(jiān)督體系還很不完善，根據法律規(guī)定權力機關有監(jiān)督憲法和其它法律的執(zhí)行以及國家行政機關和主要領導人的活動的權利，但國家對這些權力制定得過于籠統，沒有專門法規(guī)具體化，而人民代表的參政意識，法律意識參差不齊，因此權力機關的監(jiān)督還只是一種潛能。就司法監(jiān)督而言，主要是通過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的檢察、審判活動糾正行政系統內違反法律、法規(guī)的情況來達到監(jiān)督的目的，但在司法實踐中，仍存在權大于法的現象，辦案的阻力大，少數地方黨政領導為了局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