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簡介】 商、調解、和解的方式解決行政爭議的意識，建立健全行政復議與調解有效結合的法律機制。各行政執(zhí)法部門要配合和支持人民法院的行政審判工作，按照《杭州市行政首長出庭應訴工作暫行辦法》倡導和鼓勵行政領導出庭應訴。對人民法院的生效判決和裁定要嚴格執(zhí)行，對人民法院的司法建議要認真研究落實。堅持依法行政，不僅是建設服務型政府的重要要求，也是服務型政府健康發(fā)展的保證。法治化為服務型政府規(guī)定了權力邊界和規(guī)則體系，如果不能做到依法行政，那么，服務型政府將無從談起。我們相信，隨著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實行，隨著國務院制定的《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的貫徹落實，經過若干年的不懈努力，我市各級政府可以基本實現建設服務型政府的目標。第三篇：建設服務型政府建設服務型政府———基于科舉制度殘余“官本位”思想消極影響的視角摘要：科舉制度是中國古代的一種選官制度，而在科舉制度基礎上生成的“官本位”思想，則對中國現行的社會制度以及結構產生了極其負面的影響，貪污腐敗，政府效能低下均是官本位思想的弊端表現，本文試圖基于科舉制度的角度，來對官本位思想的根源，及其表現和影響做以界定，并在此基礎上提出消除官本位思想的制度保證即從民本位的角度建設一個服務型的政府，更好的服務百姓。關鍵詞：服務型政府；官本位思想；科舉制度一．科舉制度的歷史演變科舉是中國古代的一種選官制度。魏晉以前官吏的選拔大多在貴族子弟間進行，而九品中正制是壟斷世家操縱政權的工具，社會地位較低、具真才實學的百姓則被拒之門外。因此，隋文帝廢除九品中正制創(chuàng)立科舉制度，以期改變這種弊端。隋煬帝時期正式設立進士科，考察考生對時政的關注并按成績選拔?？婆e制度在隋朝正式確立。隋唐的科舉制度，初步實現了考生人人平等。考試往往和學校的學習過程有密切關系，各種專業(yè)的學校不僅中央有，地方也有。考生主要來自生徒和鄉(xiāng)貢，隋朝四科取士，進士科為主。到了唐代，科舉考試日趨完善，考試科目設置比較多，但只有明經和進士兩科最為常見，都屬于“常科”。還有皇帝為某種特殊目的特意安排的科目，稱為“制科”，名目眾多。從武則天開始，還開科武舉。宋建國以后很快開始重視科舉制度，并超過了前人。這是科舉制度的重要轉折時期，皇帝還正式開了殿試，對穩(wěn)固封建王朝有意想不到的作用。封建社會發(fā)展到宋朝，政治經濟的需要對科舉考試提出了新要求，使得宋朝成為取士最寬的朝代，考試的內容也發(fā)生很大的變化，更多涉及國家管理之道，考場紀律也逐漸完善，保證了考試的公正，科舉制度得到發(fā)展。元朝政權主要掌握在蒙古貴族手上，各族人被按等級劃分為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和南人四等，重要官職幾乎由蒙古人和色目人擔任，科舉考試對于元朝既有的用人格局影響不大。舉行科舉取士的規(guī)則也帶有不平等性，比如對漢人和南人的考試內容要求比蒙古人和色目人多，考場次數也比較多，漢族考生要謀求一官半職非常困難。由于沒有受到統治階級的重視，加之考生被迫放棄學業(yè)另尋他路謀生，科舉制度逐漸中落。由于元代對科舉不太重視，科舉有較長時間的荒廢，導致社會人才缺乏。為此明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優(yōu)惠政策。隨著明朝統治的逐漸穩(wěn)固，科舉制度走上正軌，學校制度也穩(wěn)定下來。明代的科舉，分鄉(xiāng)試、會試和殿試三級?？荚嚨膬热葜饕撬臅褰?，主要考的是對經義的闡發(fā)，逐漸發(fā)展成為八股文，并一直延續(xù)到科舉制度的結束。清代的科舉考試分為童試、鄉(xiāng)試、會試和殿試四級。但是清代的科舉考試民族歧視依然存在，滿人和旗人相對漢人有諸多優(yōu)待。盡管政府對科考舞弊懲罰嚴厲，但八股取士的做法，僵化考生思維，限制人的主觀性與創(chuàng)造性等制度上的弊端愈演愈烈，最終導致科舉制度在清朝走向消亡[1]。官本位的說法來源于經濟學上的一個專用名詞——金本位。金本位是指用黃金來衡量其他一切商品價值的貨幣制度，官本位是指以官職高低來衡量個人價值大小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在這里官本位思想是指以官職大小來衡量人們的社會地位和社會價值，以獲取更高官職為人生目標，以謀取個人私利為最終目的的社會意識形態(tài)。這種意識的核心是“以官為本，官貴民輕。官本位思想必然導致對權力、官位、官員的崇拜和敬畏,進而導致長官意志、權力至上、官僚主義等的盛行。作為封建官文化腐朽思想產物的 “官本”思想，它是伴隨著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社會的發(fā)展而形成、逐步強化并最終固化為人們心理和思維定式的。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建立但是并不完善的情況下，各種思想的存在并不是偶然的，它是有著多方面的原因的。（一）中國古代科舉制度對整個社會階層錯誤的價值導向。中國古代文人素有參政議政的傳統?！皩W而優(yōu)則仕”的思想在中國源遠流長。對于古代文人儒士而言,內圣外王是最高的人生目標和價值追求。內圣即“獨善其身”固然是外王即“兼濟天下”的前提和基礎,“兼濟天下”同時卻也是“獨善其身”的目的和歸宿。一個人若不能施展報國之志,成就不朽之業(yè),縱使道德修養(yǎng)達到極至,人格上卻終究是有缺陷的。所以,孔子的“學而優(yōu)則仕”既是對當時社會政治現實的真實描述,也為古代知識分子指出了實現人生理想的惟一的通衢大道[2]。中國封建時代中后期的社會精英,主要是由地主、士紳與官僚這三個階層的成員構成的。而這三個階層的橫向流動則是通過科舉制度來實現的。與科舉做官無關的學問被視為無用之學,做官以外的追求則被視為旁門左道,做不了官的被視為不得志,做官成為出人頭地的“華山一條道”,官本位思想的泛濫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二）中國傳統的以等級特權為核心的官僚體制為其提供了體制安排和制度保障。官本位作為一種價值取向,是通過具體的體制設置和制度安排來實現和保障的,這就是以等級特權為核心的官僚體制。中國的等級官僚體制可以說是世界上最為穩(wěn)固和鮮明的。等級是與權利聯系在一起的。等級森嚴的意義在于,不同等級的官員享受不同的特權。等級與特權之間保持著嚴格的正比例關系,等級越高,特權越大,最下層的草民自然也就沒有任何權利可言了。與君主專制、等級特權密切相關,官本位體現為公權力的肆意擴張和非程序性的權力運作方式的泛濫,形成人治傳統。官府成為權力的中心,官員倚仗權力可以呼風喚雨,恣意妄為。官員的作用被無限突出和夸大,百姓翹首盼望的是青天大老爺的清正廉潔,國泰民安的希望被寄托在官員個人的品德修行上,這就進一步強化了全社會的官本位意識。（三）農耕社會對權威的服從以及血緣宗法制度和家國一體的社會結構是其文化生態(tài)根源。權威是官本位思想生發(fā)的基礎，農業(yè)文明恰恰需要權威,也造就權威，在中國歷史上,很早就形成了“尚齒”、“尚爵”即尊老敬上的傳統,《孟子公孫丑下》明確指出:“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尚齒”、“尚爵”的一個內在根源,就是對歷久以來的勞動經驗的崇拜,而“尚齒”、“尚爵”的極端化,便是對官職、官位的向往與崇拜。農業(yè)社會的特點就在于,“由千百個彼此雷同、極端分散而又少有商品交換關系的村落和城鎮(zhèn)組成的社會,需要產生高高在上、君臨一切的集權政體和統治思想,這便是所謂的‘東方專制主義’。”[3]自給自足的農業(yè)自然經濟,為官本位提供了滋生、成長的溫床,官本位也恰恰適應農業(yè)文明的要求,通過社會意識與政治架構的相互滲透,從觀念上層建筑和政治上層建筑兩個方面為農業(yè)自然經濟的發(fā)展提供了保障和支持?！凹覈瑯嫛笔侵袊糯鐣毺氐纳鐣Y構,由家庭而家族,由家族而宗族,由宗族而擴展到整個社會,國是家的放大和擴充,家與國彼此相通無礙,孝與忠二者相得益彰。在家中,父一言九鼎,是權威的象征。在國中,君是大家長,掌握著對天下人生殺予奪的權力。君權與父權互為彰顯,地位與權力互為強化。由此,對地位和權力的崇拜和追逐,成為宗法制度所派生的社會心理之一。上至廟堂之高,下及江湖之遠,對君、父地位的向往,對君、父權力的崇拜,彌漫、滲透于社會的每一個角落、每一個心靈。同時血緣宗法制度其實質就是確立和鞏固父家長制,強調父家長在家庭中至高的權威和尊卑上下的等級秩序。為了有效的控制百姓，賦予權力以合法性，各級官員也都被涂上了“父家長”的油彩,成為百姓的“父母官”。對地位和權力的崇拜與追逐落實到現實生活中,最終便表現為對官位、官階的向往和對官員的敬畏。從這個意義上我們也許可以說,與血緣宗法制度相伴隨,與忠孝一體的倫理政治傳統相伴隨,官本位思想在古代中國獲得了得天獨厚的發(fā)展環(huán)境, 為古代中國的官本位思想打上了不同于其他國家的獨特的烙印。官本位思想的表現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官本位”思想泛濫與經濟體制改革的突飛猛進相對比，政治體制改革步履艱難。究其深層原因，干部隊伍里濃厚的“官本位”思想是一個重要制約因素。不可否認，“官本位”意識的存在，既有歷史積淀的原因，即封建的“官為貴”的思想的根深蒂固性。但更值得重視的是，現實生活給“官本位”思想提供了得以泛濫的各種條件。例如，從物質利益的角度看，一方面，“做官”有穩(wěn)定的相對高的收入；另一方面，權力可以帶來比工資高得多的灰色收入。同時，“做官”還可以為其家人和親屬帶來榮耀和各種實惠。正是在此雙重利益的驅使下，許多人把“官”仍視為百業(yè)之首，對“做官”才推崇倍至?！皩W而優(yōu)則仕”成為一些人奮斗的目標和手段；“考官”熱經久不衰；博士、學者以擠進 “官”的行列為榮；一些干部把官位視為命根子，削尖腦袋，千方百計尋找 “靠山”；升官，則喜不自禁，罷官、降級，則如喪考妣。（二）官風不正，貪污腐敗現象比較嚴重權力本身具有兩重性，既可用來為人民服務，也可用來謀取私利。在“官本位”思想控制下的權力必然背離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因為求官自保的私利足以使為官者喪失忠于職守的責任感，從而也就會淡化和喪失掉服務人民的意識。實事求是地說，現在封建官場上的一些陳規(guī)陋習在我們的干部隊伍里頗有市場。一些人唯上不唯下，把主要精力放在自己的上司那里，打點關系，阿諛奉承；而對民意和普通群眾的憂樂疾苦置若罔聞、漠不關心。一些人把工作崗位視為舊式官場，以玩弄權術為樂，以庸俗的中庸之道平衡關系，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更有一些黨員干部扭曲手中的權力，在冠冕堂皇的外表和借口下，大搞權權交易、權錢交易、權色交易，索賄受賄，黥吞公款，聚斂不義之財，過著揮金如土、聲色犬馬的糜爛生活；還有一些人以 “官位”為媒介，結黨營私，謀取小團體利益，甚至形成了一定規(guī)模的特權階層，遠遠脫離了人民群眾。凡此種種現象表明，在一些人那里，人民的“公仆”已蛻化為“官老爺”，“官本位”的思想已取代了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三）“官本位”與“金本位”結合，封建遺毒與資產階級腐朽思想揉雜在一起一些“官本位”思想濃厚的人，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極易感染資產階級的“拜金主義”。由于目前的中國在體制轉軌過程中對權力缺乏有效的監(jiān)督，一些人便利用權力大肆攫取金錢。其主要表現是：把做官與發(fā)財直接聯系起來。一些黨員干部把手中的權力作為籌碼，搞權錢交易，貪污受賄、挪用公款，損國家、集體利益，肥個人腰包。把官位貨幣化，或明或暗進行買官賣官。一些握有官職升免權的干部利用人事制度上的漏洞或明碼標價，或變相鬻爵；有些地方因賣官過多而無法安置只好因人設位、因官設事，造成官員過剩、扯皮推諉，甚至也不時有因“買賣”不公而內訌，導致惡性事件，激化矛盾。買官賣官的惡性循環(huán)。變賣權力、出賣官職的重要原因在于，一些人把官位看作特殊的財富和商品，即這財不僅來自俸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