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簡介】 維護農民權益 ” 這一功效（近十年來相繼制定、修改頒布實施的《村民委 員會組織法》《土地承包法》等涉農法規(guī)正在開始使這種局面大有扭轉），農民得不到政策法律的實惠，只會讓他們對政策法律產生厭倦情緒。同時國家多年來城鄉(xiāng)分治的做法和農業(yè)與非農業(yè)區(qū)別明顯的戶籍制度，城市居民與農民待遇不同的傳統(tǒng)，也嚴重壓抑了農民的思想，閉塞了農民的視聽，這也使得農民對法律懷有失望情緒。而對權力充滿追逐與崇拜，表現為對行政的害怕和絕對服從，對領導的感恩戴德和頂禮膜拜。在農村總不缺乏這樣的場面，某戶農民的冤屈被“ 平反 ” 了，該農民往往會對過問過此案的干部送這送那，甚至上門下跪感謝，他們認為是這個干部個人幫助 了他們，是這個干部手中的權力拯救了他們，而非法律，同時有一點我們還必須認識到，人治社會并不總是產生 “ 壞官 ” ，它也會有 “ 好官 ” ，當他們握有權力的時候（人治的社會環(huán)境往往使他們的權力難以受到制約），通常能很好地造福百姓，懲惡揚善，超越法律，帶來更為良好的社會秩序，而且，他們那種依靠行政權力凈化社會風氣的行為所表現出的人格魅力，亦被老百姓所津津樂道，心悅誠服，五體投地，直至在心中升華為神，最典型的例子莫過于北宋 第 9 頁 共 19 頁 時期的包拯與明朝嘉靖年間的海瑞了，他們都是生活在人治社會之中，但是他們做了老百姓所希望的事情，在乎并維護 了老百姓的權益，這也就是民間為什么對 “ 包青天、海青天情懷 ” 久久不能釋懷原因了，然而，人治下的穩(wěn)定、秩序、公正、繁榮都是暫時的，要想保持長期穩(wěn)定，就必須建立制度，實行法治。 困境之四：司法與行政的貌離神合 筆者在鄉(xiāng)村調查的過程中曾經遭遇過這樣的事情：當筆者在鄉(xiāng)村采取隨機聊天的方式進行調查時，每一位村民都樂意與你聊，海闊天空，對你問的問題無問不答，但是當筆者掏出調查問卷，請求配合就問卷題目進行回答（注：問卷中的問題與筆者隨機聊以及座談等所問的問題基本相同）時，被調查的村民多半面有難色，接二連 三的推脫。這是為什么呢。筆者分析認為：這與農民多年來形成畏官、害怕因為反映問題而被打擊報復的心理分不開，因為無論你農民以什么方式反映問題，最后總會落到官員手上，為什么。因為農民往往看到執(zhí)法的官員就是法，行政長官能夠調動司法 …… 在中國的法制史上，司法歷來就是與行政合一的，這一體制，使后來中國的執(zhí)法者與老百姓都產生了一種極其錯誤的思想：司法，原本就該是行政的附庸。這一思想，不僅使司法在實現獨立的路上困難重重，也使司法的終極權威性大打折扣。行政權力凌駕于司法之上，行政手段橫加干涉司法工作的場面屢見不鮮，而且行政司 法權限不明，時有沖突。同時這種行政司法各 第 10 頁 共 19 頁 自權限不明的現象，不僅在基層農村大行其道，而且在許多內陸城亦普遍存在，它主要表現為：基層法檢自身無人事自主權，無財政決定權，這些權力全在地方政府手中，如此情況下，原本該有司法機關來行使的權力，被移植到行政機關手中，或者司法聽命于行政的指揮，行政命令可以抵制、更改甚至替代司法判決，司法的終極權威形象如同紙糊，而司法似乎也惟有依附于行政才能 “ 有序發(fā)展 ” ，一旦司法與行政發(fā)生沖突，其處境將十分危險，生存亦將成為問題，司法對行政的依賴性，使行政很容易干預司法，導致司法不公，且由 于在監(jiān)督體制上存在缺陷，雖然憲法規(guī)定司法監(jiān)督行政，但基層司法受制于行政的現狀，又如何能保證監(jiān)督的質量和效益呢。所以司法不公、徇私枉法、獨斷專行層出不窮，致使農民不相信法律，無意訴諸法律，而對行政手段解決爭端帶著憧憬，從而形成基層司法的巨大障礙。在調查中，我們發(fā)現，有一半以上的農民在糾紛發(fā)生時、在權利被侵犯時，首先想到的是向政府信訪，而非尋找法律援助。這不得不讓我們對基層司法有所憂患。在我國的信訪體系中有一種極為奇特的類型：訴訟類信訪。且不說訴訟當事人去信訪是否可以得到他想要的效果，單就他們的那種心態(tài)就已十分 耐人尋味了 —— 他們寄希望于某一領導的批示，來影響司法，以加重其在訴訟中勝訴的砝碼。 困境之五：法律宣傳力度不夠，普法徒具形式 調查中，有很多村干部詢問我們是否能夠給開一些法律課程， 第 11 頁 共 19 頁 對一些涉農法規(guī)進行講解。詢問其原因，答是：有些法律，我們知道是有這么一部法，知道有那么一個名稱，但是里面的內容并不是很清楚，或者知道一些內容，但不能理解或者害怕理解有誤?？粗麄儜┣械谋砬楹捅吹脑V說，筆者不禁思考：法律到底是怎么走向農村的。在改革開放后，從中央到地方，都確定了經濟建設這個這一工作中心，農村的經 濟建設亦熱火朝天，發(fā)展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調整農業(yè)結構等熱潮一再掀起，政府在這些方面也是大費心思、不遺余力。然而，這些僅僅只是物質文明建設方面，在精神文明建設上，基層要么忽視漠視了，要么就是流于形式，作為高層次精神文明的法律文明建設亦不例外。的確，法治環(huán)境的形成需要厚實的經濟基礎作支撐，但卻也不能允許某一段時期成為一個 “ 法律盲區(qū) ” 。我們看到，農村的法律宣傳工作做的并不好，其所謂的普法，形式呆板生硬，往往是簡單地將一部法律或部分法條在基層政府或村委會的黑板上一寫了事；要么就是在廣播里一播了事，也不管是否有聽眾，有沒有聽 懂；要么編個冊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