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簡介】 引發(fā)潛在威脅，而且在非常時期也會引發(fā)區(qū)域性和全球性自我毀滅的危險。[24]當然，這些不同類型的全球風險之間是可以相互轉化、相互補充和相互強化的。比如說，一個處于貧困不斷加劇的國家會把環(huán)境資源開發(fā)殆盡，而這種國家在絕望的時候，則有可能會采取軍事手段攻擊并掠奪他國賴以生存的資源，甚至轉而求助于“最后的武器”——發(fā)展其自己的或者其他國家的核武器或化學武器工廠，目的則是用滅絕來威脅鄰近的地區(qū)或者城市。[25]因此，這些全球風險有時候會關涉到普遍環(huán)境利益與個別國家在主權領土內所擁有的自然資源不足之間的矛盾，甚至不能排除這些生態(tài)爭端上的緊張關系會升級為一場大規(guī)模戰(zhàn)爭（甚至是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的可能性。[26]　　貝克和吉登斯等論者都把上述風險帶來的不確定性稱為“人為制造出來的不確定性”（manufactureduncertainties或fabricateduncertainty）。這種風險完全不同于從17世紀到20世紀中葉前的風險，因為作為第一現代世界的工業(yè)社會的風險，基本上是一種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經由風險評估和風險演算而得到確定并可以為人所感知的所謂的“未預知的后果”。但是，第一現代世界所信奉的科學理性在面對第二現代世界（即風險社會）中的大規(guī)模風險時，則變得無能為力了，因為這種風險是一種“虛擬的現實”——最為糟糕的是，甚至那種被視為可能性最小的情況也有可能成為一種事實。[27]　　據此，我們可以發(fā)現，第二現代世界中的風險社會概念意味著：第一，風險既非毀壞亦非對安全的信任，而是一種“虛擬的現實”；第二，一種具有威脅性的未來變成了影響當下行為的參數；第三，風險以一種直接或間接的方式與文化定義和生活標準勾連在一起，而這涉及到了“我們想怎樣生活”的價值判斷；第四，“人為制造出來的不確定性”表明國家政府在控制這種風險方面的能力匱乏；第五，第二現代世界中的風險概念關涉到知識（knowledge）和無意識/知識不及（unawareness/nonknowledge）的某種特殊綜合；第六，新的風險類型有可能同時是個人的、地區(qū)性的和全球性的；[28]第七，日常的認識遮蔽了這種風險所具有的危險的傳播和活動，因此知識與風險的潛在影響之間存在著差距；第八，風險社會的概念消除了自然與文化之間的差異。[29]顯而易見，第二現代世界中的風險社會概念極其重要，因為它凸顯出了三個尖銳的問題，即經濟增長的可持續(xù)性問題、有害技術無處不在的問題以及化約論科學研究的缺陷問題?！　∪欢档梦覀冏⒁獾氖?，第一現代世界與第二現代世界的區(qū)別，關鍵并不在于二者的風險不同，而在于這兩個世界因此而在運作邏輯上的區(qū)別。在第一現代世界（工業(yè)社會）中，財富生產的“邏輯”統治著風險生產的“邏輯”；而在第二現代世界（風險社會）中，這種關系被顛倒了過來：風險生產和分配的邏輯取代了財富生產和積累的邏輯，而成為社會分層和政治分化的標志。一如貝克所指出的，在風險社會中，那些不明的和無法預料的后果成了歷史和社會的主宰力量，因為第一，第二現代世界中的風險在認知過程中是可以被改變、夸大、轉化或削弱的——亦即它們是可以隨意被社會界定和建構的，因而掌握著界定風險的權力的大眾媒體、科學界和法律界在其間也就擁有了至關重要的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第二，生態(tài)災難和核泄漏是不受國家邊界之限制的——這種風險產生了新的國際不平等，其中包括第三世界和工業(yè)化國家之間的不平等以及工業(yè)化國家之間的不平等，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講，風險社會乃是一種世界性的風險社會；[30]第三，雖然風險的擴散并沒有完全否棄資本主義發(fā)展的邏輯，但是它卻致使資本主義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即隨著對工業(yè)社會自身釋放出來的風險所進行的經濟發(fā)掘，工業(yè)社會引發(fā)了風險社會的產生；第四，就階級和階層地位而言，存在決定意識，但就風險而言，則是意識決定存在，知識在這里獲得了新的政治意義，因為風險社會的政治可能性必須在一種有關風險知識的起源和擴散的社會學理論中予以闡述和分析；第五，從社會學理論所認識的這種風險，包含著一種特殊的政治爆炸力，因為避免和治理這些風險的活動有可能會涉及到對權力和權威的重新認識。[31]　　四、“世界結構”之于中國的意義：雙重強制　　這里需要強調指出的是，上文對中國置身于其間的“世界結構”所具有的兩個世界（即第一現代世界與第二現代世界）的分析，并不只是為了揭示西方社會經由自然時間的展開而經驗的第一現代世界向第二現代世界的必然發(fā)展，而是為了闡明這樣的“世界結構”之于當下中國的意義，對中國法律哲學重新定義中國所可能具有的影響以及對“中國法律理想圖景”之建構所可能具有的重要作用。　　首先，中國置身于其間的“世界結構”所具有的上述雙重性，并不能夠單向度地對中國發(fā)生影響，而是與中國自身在下述三個維度所展開的進程緊密勾連在一起的。第一，中國法學近30年的發(fā)展，根據我個人的研究，主要是以“現代化范式”為依憑的，其具體表現便是它不僅經由“移植”西方制度安排或相關理念而為中國法制/法律發(fā)展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圖景”，而且還致使中國法學論者意識不到他們所提供的并不是中國自己的“法律理想圖景”。[32]而這在觀念層面上為當下的“世界結構”以及與之相關的話語建構對中國的支配給予了某種支持。第二，中國自1978年以來在如下幾個方面的發(fā)展進程，在制度和結構及其后果方面為當下的“世界結構”對中國發(fā)生影響提供了可能的“通道”：一是中國在發(fā)展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支配下一直在追求經濟的高速發(fā)展，以期進入“工業(yè)社會”；二是中國在西方價值的“裹挾”下正在進行著一場社會轉型和制度變革的運動，盡管它的展開極其艱難；三是中國發(fā)展所形成的貧富差距結構導致了環(huán)境危險與科技工業(yè)危險并存，而這一情形與近年來所建設的眾多核電站疊加在一起，則標示著中國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進入了第二現代世界的風險社會。第三，也是最為根本的，一如前述，中國自20世紀末開始逐漸進入或被裹挾進“世界結構”之中：一是中國作為這個結構的一部分而使這種結構對中國的影響具有了正當性；二是中國在具體事件的處理方式上也已經開始受到當下“世界結構”之第二現代世界的決定性影響，比如說，中國松花江污染事故的最終處理方式，不僅揭示了它是一起“全球性”的事件，而且更是表明了中國的科學界和政治安排對專業(yè)知識和理性的壟斷，在意識到其風險嚴重性的各國（包括中國）學者、媒體、各種社會力量以及處在風險之中的人們自下而上展開的貝克所謂的“亞政治行動”的壓力下而被打破了。在這里，當下“世界結構”中的全球性社會理性壓倒了支撐第一現代世界的科學理性，[33]并且對中國處理松花江污染事故的結果也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34]　　其次，與“世界結構”在全球化時代所具有的上述雙重性緊密相關的是，這種“世界結構”實際上對中國的發(fā)展構成了一種被我稱之為的“雙重強制”，因為它在自然時間向度上為中國的發(fā)展引入了兩個外部性的“未來”。一方面，這種“世界結構”經由經驗制度及其地方性知識層面的全球性示范而對中國形成了強制——這是一種制度和理念層面的強制，因為它在中國的自然時間向度上強設了一個“現實的未來”（亦即第一現代世界）；另一方面，這種“世界結構”經由建構“風險社會”或“生態(tài)社會”而對中國形成了強制——這是一種我所謂的經由話語建構而形成的強制，因為它在中國的自然時間向度上強設了一個“虛擬的未來”或“假想的不確定性風險”（亦即第二現代世界）?！　∵@種雙重強制意味著，西方社會因為不曾有過“未來”示范而在建構其生活和制度的自然時間脈絡中得以采取一種自生自發(fā)的“試錯”（tryanderror）方式，而這在當下的中國則是根本不可能的，因為上述“現實的未來”和“虛擬的未來”成了中國的未來，亦即它們?yōu)橹袊奈磥韽娫O了一種規(guī)定性。因此，它不僅把自然時間向度中的“未來”與“現在”之間的界限給切割掉了，而且也使得中國無法再按照自己發(fā)展的自然時間向度來考慮各種問題。再者，這種雙重強制還意味著，一如我在本文開篇所指出的，中國在這種“世界結構”中不能只根據一己的視角來審視所謂中國的問題，因為中國自己所處于的“發(fā)展中世界”、提供“現實未來”的第一現代世界與提供“虛擬未來”的第二現代世界，在當下的中國已然聚合成了一個世界。而這在根本上意味著：第一，當下中國的問題已經不再是上述任何一個“世界”的問題了，而是上述三個“世界”合成的問題，亦即我所謂的“共時性問題”。這是因為中國正在發(fā)展世界中努力并且尚未建構起第一現代世界的時候，已經在面臨第二現代世界的后果了。第二，在實踐中，決定中國當下行為的不僅是中國過去所形成的歷史性經驗，而且還將包括上述“現實的未來”和“虛擬的未來”。因為僅就后者而言，“世界結構”不僅會用各種發(fā)展指標來評價中國在“中心邊緣”結構中所處的位置，會用各種既有的政治指標來評價中國是否屬于“萬民法體系”或者其制度是否正當，而且現在更是會用“環(huán)保”或“生態(tài)”等指標來評價中國的責任。第三，也是最為重要的，這種雙重強制及其導致的中國問題的“共時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我們看待或審視中國問題的方式。中國法律哲學不再能夠只從發(fā)展的視角，不再能夠只從第一現代世界的視角，也不再能夠只從第二現代世界的視角來看待或審視中國的問題，而不得不從一種“共時性的視角”來看待或審視中國的問題。　　最后，我必須指出，雖說以“以歷史終結”為支撐的第一現代世界的延續(xù)或擴展與以“去人類中心主義”為支撐的第二現代世界的展開之間存在著高度的緊張，但是在以其為基本背景的中國所置身于其間的“世界結構”的背后，卻隱含著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亦即價值普遍主義與價值特殊主義之間的高度緊張的問題。眾所周知，在構成上講，當下中國所加入的“世界結構”主要是一個由羅爾斯所謂的“良序國家”（即自由民主制度的國家加上非自由民主的“正派”國家）形成的世界秩序。在這個“世界結構”中，就價值多元與價值普遍之間的高度緊張而言，除了美國新保守主義所主張的那種“獨白的普遍主義”或者哈貝馬斯所批判的那種“老牌帝國的‘普遍主義’”以外，[35]盛行的主要是康德主義的平等的普遍主義：其一是由羅爾斯所主張的“虛擬對話的普遍主義”。盡管羅爾斯承認“道德的眼光”的關鍵在于超越獨白的眼光并且從“他者”的視角來看問題，但是，無論是對普遍正義原則的論證，還是對這些原則的運用，羅爾斯更重視的都是單個主體（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家、自由民主社會的公民和自由民主社會的代表）所進行的“虛擬”的對話，而不是實際的人們之間進行的實際的對話。羅爾斯根據其“原初狀態(tài)”理論所設計的“虛擬對話”的“虛擬”性質，在世界政治的問題上要比在國內政治的問題上更明顯。再者，羅爾斯這種普遍主義在“虛擬對話”方面的“虛擬”性質，既是它與主導當今美國外交政策的新保守主義之間分歧的根源，也是它與哈貝馬斯的國際政治理論之間分歧的根源。[36]其二是與此相反對的由哈貝馬斯“商談理論”所主張的“平等對話的普遍主義”。當然，這里所說的平等，并不是文化相對主義所說的那種對當下任何文化的實質性內容的有效性或正當性做不加區(qū)別的承認，而是指行動者——包括超越民族國家邊界的行動者——就涉及他們的規(guī)范和價值的意義和有效性進行討論、對話或商談時的地位平等。這種對話既包括每個行動者在選擇涉及他人的行動方案的時候對他人的角色和視角的虛擬采納，也包括各方及其代表之間進行的實際的討論和磋商。它“要求我們將自己的觀點根據享有平等地位和權利的他者們的意義視角而加以相對化?！盵37]在我看來，明確指出價值多元與價值普遍之間高度緊張問題的意義乃在于它要求我們必須認識到，中國進入“世界結構”這一事實本身表明：中國在承諾遵守當下“世界結構”規(guī)則的同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