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簡介】 選同知毛瑗的建言，而向明憲宗題奏的奏疏。其中所列的富豪勢要和潑皮無賴之輩五種放債苛民的暴行，讀來實在令人發(fā)指。典當和借貸中的種種非法行為，嚴重侵害了債務人的權益，引起了他們激烈的反抗。為打擊非法典當和借貸害民，維護社會的既有秩序，明朝統(tǒng)治者自明代中葉起，便著手對《大明律》中“違禁取利”的相關條款，進行了調整，并以判例的形式，編纂成所謂的《問刑條例》，以作為整合由典當和借貸所引發(fā)的國家與社會的矛盾和沖突。針對內外放債之家前往債務人原籍勒取盤剝、苛累百姓引起社會動蕩的行為，弘治年間修訂的《問刑條例》規(guī)定了對這種非法行為的禁止性規(guī)范。云：“內外放債之家，不分文約久近，系在京住坐軍匠人等揭借者，止許于原籍之人名下索取，不許赴原籍逼擾。如有執(zhí)當印信關單勘合等項公文者，提問。原債不追?！比f歷《問刑條例》則將“原債不追”調整為“追債入官”。針對各類官員勢豪放債所引起的諸多弊端，弘治和萬歷《問刑條例》都進行了較為詳盡的規(guī)定，這說明了官吏勢豪放債行為，已成為社會的公害，直接影響到社會的穩(wěn)定和政權的根基。因此，此類條款的調整增多和逐漸細密化，其實是封建統(tǒng)治階級極力維護自身統(tǒng)治利益的集中反映。弘治《問刑條例》從四個方面，對各類官員勢豪的放債行為進行了規(guī)范和調整。具體內容如下：一、凡勢豪舉放私債，交通糧官，挾勢擅拿官軍，綁打凌辱，強將官糧準還私債者，問罪。屬軍銜者，發(fā)邊衛(wèi)充軍；屬有司者，發(fā)口外為民。運糧官參究，治罪。一、舉放錢債，買囑各衛(wèi)委官，擅將欠債軍職折俸銀物領去者，問擬誆詐；委官，問擬受財聽囑罪名。一、聽選官吏監(jiān)生人等，借債與債主同赴任所，取償至五十兩者，連債主俱發(fā)口外充軍。一、兩京兵部，并在外巡撫、巡按按察司官，點視各衛(wèi)所印信，如有軍職將印當錢使用者，參問，帶俸差操。 黃彰健編《明代律例匯編》（下冊）第571572頁，卷9《戶律六錢債違禁取利》。從弘治《問刑條例》所調整和規(guī)范的內容來看，其側重點是在于嚴禁和打擊軍隊和司法監(jiān)察官員的典當和借貸行為。特別是對與運糧官勾結串通者，顯然直接威脅到了明王朝國家統(tǒng)治的根基。因此，響應調整對他們放債的限制和制裁措施，應當說對維系明王朝封建專制政權的穩(wěn)定，是至關重要的。至于對承受驢打滾似的高利貸盤剝，處在水深火熱之中的民間百姓，弘治《問刑條例》基本上沒有進行任何禁止性或打擊性的規(guī)定。嘉靖和萬歷《問刑條例》基本上承襲了弘治《問刑條例》的規(guī)范，只是在個別地方如“侯選官吏監(jiān)生等”條，作了細微調整，使其更加具體細化。萬歷調整后的內容是：“聽選官吏、監(jiān)生人等借債，與債主及保人同赴任所取贖，至五十兩以上者，借者革職。債主及保人，各枷號一個月發(fā)落。債追入官。” 黃彰健編《明代律例匯編》（下冊）第573頁，卷9《戶律六錢債違禁取利》。從明王朝統(tǒng)治者對有關田宅典買中之“典”與“賣”到“違禁取利”的法律和定例的調整過程來看，很顯然是有問題的。它存在諸多概念的界定、認識的模糊和對違法行為的打擊不力等一系列問題。隨著明王朝的滅亡，對這些法律條款的調整與規(guī)范的任務，歷史地落到了清王朝統(tǒng)治者的身上。二、清代關于典當和借貸行為的法律調整清承明制，在法律建設上，清王朝的《大清律》基本上照搬了明王朝《大明律》的條款。唯一調整幅度較大的是它的各種“定例”。正是所謂“律文乃系遞沿成書，例乃因時酌定。凡先行則例，或遇事而定，或遵旨而定”。 （清）吳壇：《大清律例通考》卷首《奏疏康熙二十八年八月二十八日刑部尚書圖納等題》。 清王朝統(tǒng)治政權建立后，面臨的形勢與明朝相比，又有許多迥異之處。明清之際和清初，全國各地佃戶此起彼伏的抗租霸耕、爭取永佃權斗爭，以及找價行為更加普遍，很多地區(qū)甚至形成牢不可破的鄉(xiāng)俗和鄉(xiāng)例。而典當和借貸的盤剝，則也更趨嚴重。所有這些社會經濟形勢的發(fā)展，都使清朝統(tǒng)治者認識到，除了武力鎮(zhèn)壓各地反抗斗爭以外，對“典買田宅”和“違禁取利”的律條，進行調整與規(guī)范，以期穩(wěn)定統(tǒng)治政權和社會秩序，也不失為一種因地制宜、因時致宜的策略。因此，從清初的幾代皇帝開始，清王朝統(tǒng)治者逐漸拉開了對“典買田宅”和“違禁取利”律條進行調整與規(guī)范的序幕。（一）關于“典買田宅”律條的“例”的制定和頒行清代的田宅等不動產交易活動更加活躍，但隨之而來的找價與回贖問題也日益成為困擾地方各級政府的棘手問題。按理來說，田宅等不動產賣出后，即意味著原產權人與所賣出田宅關系的終止。但是，由于法律規(guī)定界限模糊，賣出田宅后，原出賣人即原產權人往往會向買主即新的產權所有人提出找價或回贖的要求。這一問題早在明代中葉以后就已成為一個普遍的現(xiàn)象。為了規(guī)范田宅等不動產的交易活動，減少因找價或取贖所引發(fā)的無休止糾紛與訴訟,清王朝統(tǒng)治者自雍正八年（1730）開始，逐漸開展了對《大清律》中有關“典買田宅”條款的“例”的制定。雍正八年，戶部在議復侍郎王朝恩的條奏事項時，對田宅等不動產賣出后能否找價和回贖以及有關親鄰優(yōu)先購買權問題，給以了明確的答復，這一答復經皇帝允準后，成為定例。其內容是：賣產立有絕賣文契，并未注有“找貼”字樣者，概不準貼贖。如契未載“絕賣”字樣，或注定年限回贖者，并聽回贖。若賣主無力回贖，許憑中公估找貼一次，另立絕賣契紙。若買主不愿找貼，聽其別賣，歸還原價。倘已經賣絕，契載確鑿，復行告找、告贖，及執(zhí)產動歸原、先盡親鄰之說，借端掯勒，希圖短價，并典限未滿而業(yè)主強贖者，俱照不應重律治罪。 （清）吳壇：《大清律例通考》卷9《戶律田宅典買田宅》。這是清王朝對于買賣田宅等不動產回贖與找貼行為進行法律規(guī)范的第一份定例。雖然這條定例還存在諸多問題，正如薛允升在關于本條定例的“按語”中所指出的那樣，“（王朝恩）原奏有‘原主不得于年限未滿之時，強行告贖；現(xiàn)業(yè)主亦不得于年限已滿之后藉端掯贖’。最為明晰。此例及‘執(zhí)產動歸原’二語，似系指原業(yè)主而言；下‘借端掯勒’，又似系指現(xiàn)業(yè)主而言，語意并未分明。似應將已經賣絕復行找贖作為一層，年限未滿強贖作為一層，年限已滿現(xiàn)業(yè)主掯勒作為一層?！?（清）薛允升：《讀例存疑》卷10《戶律之二田宅典買田宅條例按語》。的確，薛允升所指出的這條“例”的缺陷是明顯的。正因為如此，這條“例”的頒行并未能從根本上改變民間典買田宅找贖糾紛繁擾的狀況。民間田宅買賣和典當，依然處于按約定的習慣和鄉(xiāng)例進行。事實上，在此之前，法律上并未有關于要求田宅買賣寫立“絕契”（江南和東南地區(qū)按照當?shù)氐娘L俗習慣，又有稱“絕契”為“杜契”、“斷契”、“永賣契”等諸色名目者。）的約定，更沒有要在“絕契”上注明“找貼”字樣者。突然而來的定例，對于民間的田宅交易的確是一種法律上的規(guī)范。但過于突然而又含混不清，則直接導致了這條“例”價值的縮水。這就有點類似薛允升對明代《問刑條例》關于“告爭家財田產”五年回贖的質疑一樣，“田產已經賣出，無論是否五年以上，何能再贖？”看似沒有問題，其實漏洞百出。事實上，雍正皇帝自己后來也認識到了這條“例”的問題。雍正十三年（1735），他即對典當和買賣作了新的司法解釋，“活契典業(yè)，乃民間一時借貸銀錢，原不在買賣納稅之例。嗣后聽其自便，不必投契用印、收取稅銀”。 （清）佚名：《錢谷指南》利卷《田房稅契》。這實際上等于明確了“典”的擔保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