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洋務派的“西學中源”的文化觀(編輯修改稿)
2024-09-01 16:50 本頁面
【文章內容簡介】 論證派人去西方學習機器制造并不違背中國傳統(tǒng)時，寫過一篇絕妙的文章：“無論中國制度文章，事事非海人所能望見，即彼機器一事，亦以算術為主，而西術之借根方，本于中術之天元，彼西土目為東來法，亦不能昧其所自來。尤異者，中術四元之學，闡明于道光十年前后，而西人代數(shù)之新法，近日譯出于上海，顯然脫胎于四元，竭其智慧不出中國之范圍，已可概見。特其制造之巧，得于西方金行之性，又專精推算，發(fā)為新奇，遂幾于不可及。中國亦務求實用，焉往不學？學成而彼將何所用其驕？是故求遺珠不得不就赤水，尋濫觴不得不度昆侖。后之論者，必以和仲為宅西之鼻祖，《考工》為《周禮》之外篇，較夫入海三千人采黃金不死之藥，流沙四萬里繙青蓮般若之文，豈可同日語耶？事雖創(chuàng)聞，實無遺議?！保ㄗⅲ骸逗７罊n機器局（一）》，第14頁。）在這里，“四元”一說，自屬無稽之談，用以證明西方智慧“不出中國之范圍”，更是自欺之詞。但應當承認，李鴻章之借助“西學中源”論，顯而易見是為著論證中國向西方學習科技，具有無可指責的合情合理性質。后來奕也是搬出李鴻章的這一套，用以抵擋倭仁等借“師事夷人”罪名所做的攻擊。洋務派援引“西學中源”說，雖多牽強附會，但是對于洋務派冒天下之大不韙提倡西學來說，顯然大有用處，不但可以用來堵住守舊派咒詈之口，而且可以借此提高自信。李鴻章憑著這套不很嚴謹?shù)摹拔鲗W中源”論，坦然宣稱派人出洋學習西學，“事雖創(chuàng)聞，實無遺議”，并且理直氣壯地發(fā)出質問：“焉往不學？”“西學中源”論為洋務派“采西學”之議起了擺脫指責、爭取同情的作用，同時又具有反擊守舊派排拒西學言論的論辯功能。在與守舊派的爭論中，“西學中源”論成為洋務派手中一種頗為犀利的武器。王韜旅歐歸來后，主張中國應“盡用泰西之所長”，變古通今，實行變法，可是這位相當徹底的西化論者，卻認為“中國為西土文教之先聲”。在他看來，中國“不獨為文字之始祖，即禮樂制度、天算器藝，無不由中國而流傳及外。”他一一舉出數(shù)學、樂器、船艦、指南車、霹靂炮、測天儀器、語言文學諸端，說這些都是“由東而西，漸被而然”的（注：王韜《園文錄》卷1，第3—14頁。）。出使歐洲四國的薛福成在日記中依舊相信西學源于中國：“昔者宇宙尚無制作，中國圣人仰視俯察，而西人漸效之。今者西人因中國圣人之制作而踵事增華，中國又何嘗不可因之？”（注：《薛福成選集》第581—582頁。）鄭觀應著《盛世危言》，也以“西學中源”論力證西學乃過去中國古文化西傳所成，他說中國今日學西學不過是“以中國本有之學還之于中國”。西學不但可以學，而且必須學；學西學不是恥辱，不學西學反而是恥辱——是對“中國本有之學”的大不敬（注：《盛世危言西學》，《鄭觀應集》上冊，第275頁。）。出使日本的黃遵憲在其《日本國志》中， 把用“西學中源”論申斥守舊言論的論證方法，發(fā)揮得更加淋漓盡致。按照他的嚴密的邏輯推論，西學是有效的致富手段，不學不行；西學本是中國“古之實學”的光揚光大，不能看成是“他人之學”；所以學它不可恥，不學它反而是數(shù)典忘祖。洋務派所闡發(fā)的“西學中源”思想，在反擊守舊派對洋務運動的辯難中起了積極作用，引起了持不同政見的人士的廣泛贊同，從而大大減緩了洋務運動的阻力，推動了中國近代化運動的進程。不僅如此，“西學中源”論還折射出文化交流問題中幾個頗有價值、頗具規(guī)律性的認識：首先，“西學中源”思想揭示了文化發(fā)展史乃是一部文化交流史。不管洋務派思想家的具體例證是否經(jīng)得起推敲，畢竟可以從“西學中源”論中看到一種確定無疑的文化史實，這就是各民族各地區(qū)的文化發(fā)展，不是孤立進行的，而是一個相互交流的、不斷傳播的歷史過程。中國的文化流傳到西方去，西方的文化流傳到中國來，這是一個無法阻擋也無法否認的歷史事實。其次，“西學中源”思想揭示了具有不同特性的民族文化或地區(qū)文化之間，是可以而且必然互相汲取乃至融合的。由此可見，中國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自古就不是絕對排斥的極端對立物，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綜合體；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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