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明對象研究走向評析(編輯修改稿)
2025-07-25 06:50 本頁面
【文章內容簡介】 中的證明對象表述。以刑事訴訟中的證明對象為例，結合第一節(jié)中關于程序法事實范圍的描述，在此證明對象進一步細化為實體法事實和程序法事實兩大類。實體法事實的內容是以實體法要素為依據(jù)，包括從定罪要件到量刑情節(jié)的各種事實。程序法事實的內容是以重要程序為基準的順次列舉。[7]由此可見，在此種研究進路之中，法律規(guī)范的內容是研究的基本脈絡。該進路的優(yōu)勢在于明確劃定了證明對象的抽象范圍、結構簡單清晰、層次較為分明，因而常被介紹基礎知識的教材而非研究類著述采用。而它的缺陷在于抽象籠統(tǒng)的證明對象內容的表述只能在讀者腦中留下空洞的輪廓，在具體的訴訟活動中顯得虛空無力。此外，如果將此進路作為一個基本理論范疇研究的主要內容也是缺乏深度和反思力的?！ Ｓ捎趯σ酝^于空洞的證明對象內容進行調整，有部分學者提出，應把關注的重心引向具體的證明對象。在《訴訟證明原理》[8]中，著者以第三章“證明的論題”對證明對象進行了研討。以“證明對象的功能”為引進入文章的敘述脈絡，將證明對象的研究界分為三個層面進行闡述，即抽象存在的證明對象、訴訟層面上的具體化的證明對象、需證據(jù)證明的證明對象。這三個層次漸漸縮小了證明對象的范圍，是一個以抽象存在的證明對象為最外圈、需證據(jù)證明的證明對象為最內圈的同心圓。與前一進路不同之處在于，它以更多的筆墨關注了訴訟層面具體化的證明對象和毋庸證明的證明對象，尤其是通過這種逐漸縮小的層次關系，由靜態(tài)的關注轉為對動態(tài)的訴訟活動的關注。在“具體存在的證明對象”一部分內容中，著者主要以實體法事實為例，依訴訟主張的線索，闡述了原告方“實體證明對象的初步確定”和被告方“實體證明對象的增補、調整”。換言之，正是通過具體的訴訟主張確定了具體存在的證明對象的范圍。而依著者之見，具體存在的證明對象“其主要作用不在舉證，而在于對裁判者的限定”。限定舉證范圍的證明對象主要指的是“需證據(jù)證明的證明對象”，這就需要進一步限定“毋庸證明的證明對象”。這一研究路徑的優(yōu)勢是將研究從空洞引入細致可觸的探討，并且借助漸進的證明對象范圍，使抽象與具體的銜接、類型化事實與具體舉證證明事實的銜接更為順暢。此外，該進路還將證明對象與證據(jù)法學和訴訟法學中的其他范疇和研究領域聯(lián)系起來，特別是與主張責任、證明責任、訴訟模式等理論緊密連接，并著意勾畫一個動態(tài)的證明對象理論。其不足在于，忽視了作為證明對象研究基礎的事實。而正因在這方面欠缺考慮，可能使之喪失了將證明對象的研究向縱深拓展的機會。 。對事實進行剖分，從而引發(fā)證明對象的研究是近期很多學者采取的方法。《轉變中的刑事訴訟法學》[9]第九章“刑事證明對象”分四個側面進行分析，即案件事實與爭議事實，實體法事實、程序法事實與證據(jù)法事實，待證事實與免證事實和案件事實的單一性與同一性。通過將事實按不同的標準分類，進一步考察證明對象所對應事實的具體所指。該著述中，通過案件事實與爭議事實的比較和考察，界定了我國的證明對象應是介于案件事實和爭議事實的“法律要件事實”。通過實體法事實、程序法事實和證據(jù)法事實的研討，認為我國的證明對象范圍應該包括這三者。通過待證事實和免證事實的介紹，指出待證事實和免證事實是證明對象的一體兩面，不能忽視免證事實的研究，尤其是我國進行審判方式改革之后，訴訟模式吸收了當事人主義的因素，更應注重對免證事實的考察分析。通過對案件事實的單一性與同一性的分析，將證明對象與訴訟客體聯(lián)系，不僅考察在一個切面內的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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