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計信息產權的邏輯及其博弈(編輯修改稿)
2025-06-23 23:42 本頁面
【文章內容簡介】 下降,甚至微不足道。小投資者往往將追求定期的收益(股利或者利息)放在第一位,一旦他們不能夠獲得預期的收益,他們往往采取“用腳投票”的方式,即以“市場退出”的方式來對管理當局進行“懲罰”,而并不希冀去撤換、控制或監(jiān)督管理當局。其實早在公司制度創(chuàng)立的早期,亞當斯密就曾經在《國富論》中指出“小股東對于公司的經營業(yè)務往往一無所知,他們只是心滿意足地接受每年或每半年公司分配給他們的股利,而并不找公司管理當局的麻煩”(斯密著,王亞南,郭大力譯,1974)。此時,財務資本所有者作為股東擁有的是一定比例的企業(yè)剩余索取權,而剩余控制權實際掌握于管理當局手中。財務資本所有者實際上完成了委托方角色向投資者角色的轉換。在此種情況下,分散的委托方(投資者)理智地認識到,對公司的管理當局實施監(jiān)督所引發(fā)的成本可能大于實施監(jiān)督所帶來的利益,因此他們往往會對積極地監(jiān)督管理當局持有理智的冷漠態(tài)度(Ｔｈ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ｐａｔｈｙ)。隨之,每個股東都希望其它的股東積極地行使監(jiān)督權利而自己由于“搭便車”(Ｆｒｅｅｒａｉｄｅｒ)而獲得利益,結果由于眾所周知的“囚徒困境”(Ｐｒｉｓｏｎｅｒ ｓＤｉｌｅｍｍａ)原理使得無人行使對管理當局的控制權而由管理當局“信馬由疆”!因此著名的法學家Ｓｔｏｃｋ作出結論:“在股權十分分散的經濟中,希冀股東監(jiān)督管理當局是徒勞的?！? 會計信息的初始產權。了解股份有限公司中存在的上述狀況,對我們分析其中會計信息的產權大有裨益。這帶給我們的思索就是,由于股權的零散性和過于分散性,使得剩余索取權和控制權并不匹配。股東擁有終極的剩余索取權,但是剩余控制權更多的只停留于法律規(guī)定的、形式上的層面上,實質上的剩余控制權掌握在職業(yè)經理(管理當局)手中。當投資者需要會計信息了解企業(yè)的基本情況進行相關決策,但原來的契約中又沒有考慮到這些情況而未注明且缺乏外部強制力的情況下,圍繞會計信息的博弈中,占據(jù)優(yōu)勢地位的就是管理當局,因為管理當局實質上掌握了契約中未曾注明情況下的決策權。除非眾多的分散投資者能夠形成一個強勢集團將企業(yè)的剩余控制權從管理當局手中奪過來,從而在會計信息的產權博弈中占據(jù)優(yōu)勢。但這需要借助于集體行動,并往往因為交易費用的高昂幾乎不可能。作者認為,上述情形的出現(xiàn),可能是基于以下的原因:①會計信息初始產權界定使然。股份有限公司出現(xiàn)的初期,由于投資過熱、過渡期內資金供大于求,以及投資者對投資以后會計信息的重要性缺乏認識(由于未來不確定性所導致),使得會計信息的初始產權被隨意地忽略了。那么此時會計信息產權界定的支配權掌握于管理當局手中,投資者幾乎沒有具備會計信息的任何產權。會計信息產權界定的這種狀況不足為奇,甚至可以說是當時環(huán)境的使然。因為投資者認為在初始狀態(tài)下(企業(yè)規(guī)模擴大初期)于自己是有利的。但不幸的是,后來的“累積性效應”出乎了眾人的最初想象或者愿望。②當投資者意識到會計信息的重要性之后,會計信息產權初始界定的“累積效應”就開始呈現(xiàn)出其特有的頑固性。前期關于會計信息產權的界定極大地影響到會計信息產權的嗣后界定。即使投資者意識到會計信息公開是有益的,也根據(jù)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原則要求披露會計信息,而根據(jù)“相對福利要義”和“制度悖論”原理,此種會計信息的產權要求在這段時期內并不會實現(xiàn)。首先立法機關可能并不愿意立即采納要求公開披露會計信息的諸多措施,盡管它可能是對投資者整體而言是明顯有益的,原因在于立法機關認為一旦采取了會計信息公開的措施,管理當局可能是首先受損(至少一無所獲)的一方,他們完全可能、也有能力對之進行抵制。事實上,在1900年到1933年間,600家股份有限公司擁有美國65%的制造性資產,2000多名職業(yè)經理實際上控制了美國的經濟生活(Ｅｄｗａｒｄｓ,1961)。公司的管理當局決定著財務報告和會計信息,他們掌握的公司正成為一種社會勢力,在爭奪經濟權利之外還爭奪政治權利(ｃｈａｔｆｉｅｌｄ,1977)。③在1900年到1933年期間,隨著企業(yè)規(guī)模的擴大化和投資者的分散化,越來越多的企業(yè)“所有者”(股東)事實上已經被和平“剝奪”了企業(yè)所有權,尤其是剩余控制權。他們唯一的選擇就是決定是否持有一個企業(yè)的股票。如果他們根據(jù)各種正式或者非正式途徑得到的消息(更多的是非正式途徑所得到,但都未必是會計信息)判斷不應再持有該公司的股票,那么他們將利用股票市場特有的“退出機制”來對管理當局進行懲罰。此時,寄希望于股東采取集體行動來限制管理當局是不現(xiàn)實的。曾經有一些人力圖如此做,但是一則他們自身對經營者的直接影響十分地微弱,由于眾所周知的“理智的冷漠”態(tài)度和“搭便車”的心理使他們根本得不到公眾的強有力的支持,因此就不可能將其主張轉換為法規(guī)。二則他們本身并不能夠約束管理當局改變既定的會計信息產權狀態(tài),更不能迫使管理當局提供會計信息。最終,會計信息產權的初始界定狀態(tài)處于絕對僵持狀態(tài),并未被打破。④概而言之,締結契約時,由于會計信息使用者的個人有限理性和對未來不確定性認識的局限性,使得會計信息的初始產權未曾等到良好地界定,這種累積效應直接影響了管理當局和會計信息使用者再次就契約中關于會計信息各項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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