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nèi)容簡介】 表中所列七省的府縣，無疑是溺女風習嚴重的地方，其他區(qū)域的情況，由下面將要敘述到的各地針對溺女而設立的育嬰堂一事，亦有所透露，惟是筆者閱讀載籍尤其是方志不廣，不得其詳而已。 何以造成民間溺女呢？王邦璽說得對——“撫養(yǎng)維艱”。嘉慶間修的《績溪縣志》說，“貧者生女多不舉”，貧乏人家現(xiàn)有人口都難以生存，再添女嬰，生計更不好維持，只能忍痛淹斃。 但是何以只溺女而保存男嬰呢？所以上面講的只是一個基本原因。清代社會風氣重賠嫁，女兒到了婆家，沒有像樣的嫁妝，令人看不起，還要受公婆、妯娌、小姑的氣，不破費辦嫁妝也不行。與其到那時破產(chǎn)賠嫁，不如不要養(yǎng)活了。這就是王邦璽所說的“風俗浮靡，難以遣嫁”，故而溺女的原因。光緒帝上諭的“嫁娶務從簡儉”，也是看到婚姻破家與溺女的關(guān)系。溺女盛行的地方，對這個問題更清楚，所以同治《雩都縣志》說：“為制奩之艱而甘為殺女之事”。有的地方，佃戶嫁女兒，要先向地主送銀子，名曰“河例”，佃戶為免除這種負擔，多溺斃女嬰。 男子結(jié)親更費財，為什么單單溺女呢？封建的繼承制度和重男輕女思想也在起著重要的作用。家庭財產(chǎn)應由男性子孫繼承，所以每個家庭都需要養(yǎng)活男性后人，再窮也要有個承接煙火的人??！而女兒是要嫁出去的，總是人家的人。因此對于家庭來說，女兒并不是必須有的，這樣產(chǎn)生重男輕女思想。在生活困窘情況下，養(yǎng)男養(yǎng)女只能取其一的時候，權(quán)衡輕重，就留男而棄女了。在這種觀念支配下，溺女就是很自然的事了。還有的家庭，頭幾胎生的是女孩，而家長們盼望早日抱兒孫，認為已經(jīng)出世的女嬰妨礙迅速受孕，于是立即處理掉女嬰。這就是乾隆年間編修的《涇縣志》所寫的：“涇俗貴男賤女”，“嗣艱者冀目前之速孕”，就淹溺女嬰了。據(jù)俞樾說寧波出現(xiàn)燒女嬰而又沉河的事：有一人家連生兩個女孩，都淹死了，第三胎又是個女的，怕還只是水淹她，又來投胎，下一個還要生女孩，就改變方法，先用火燒，然后墜上石頭，沉入江中，使她永遠不得出世。據(jù)說那人這樣做時，圍觀者數(shù)百人，這種殘忍的事情沒有人來制止，可見當時人的思想大體是相同的。 溺女陋習的流行，使人口中女子略少于男子。清季普查人口，據(jù)《清朝續(xù)文獻通考》所載的北京、順天府、吉林、黑龍江、直隸、山西、浙江、江西、四川、貴州等地的統(tǒng)計數(shù)字，男口均多于女口百分之十以上。人口性別比例不平衡，關(guān)系人類本身的生存發(fā)展，所以是一個社會問題。這雖是清末的統(tǒng)計，但男多女少的現(xiàn)象不是到這時才冒出來的，在此以前，統(tǒng)治者已經(jīng)感到溺女問題的嚴重，一些地方官采取命令的方法，禁止民人溺斃女嬰。乾隆時尤溪令吳宜燮“出示嚴禁”溺女，并“作歌曉諭”，希望民人知曉溺女的害處和官府的態(tài)度。嘉慶時金華知縣劉陸遵因俗多溺嬰，“為立條約，時于地方耆老諄切勸戒，并捐產(chǎn)創(chuàng)建育嬰堂，以恤貧困”。有的官僚和士人做一些禁止溺女的宣傳，如翰林院侍講施閏章作《溺女歌》，勸人存女為善。有的宗族宗祠和上層分子也參與這項活動，如益陽熊氏宗族特作《溺女戒》，作為宗規(guī)要求族人遵守。它以歌謠的形式，對溺女的種種糊涂觀念，如養(yǎng)女破家、養(yǎng)女防礙生兒等，——予以駁論，如說“若云養(yǎng)女至家貧，生男豈必有怡親。浪子千金供一擲，良田美宅等埃塵”。生子不一定能保家、發(fā)家，必何總看著嫁女賠錢。又說：“若云舉女礙生兒，后選遲速誰能知”？又針對窮人溺女，說“貧者殺女終不得，家無擔石身無袴”。道理不一定講得透徹和準確，但發(fā)人深省。 地方官和士人的勸禁溺女的規(guī)定和宣傳，記載上述那些人的業(yè)績文字，都說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媮風因以稍革”，“陋俗一變”。實際是在短時期內(nèi)，該地溺女者減少一些。所謂“俗盡革”，則是美化勸禁者的過甚之詞。其人去后不久，溺女又在那里流行起來。盛行溺女的金華府，早在明朝嘉靖年間蘭溪令李昭祥就在禁止，并且規(guī)定養(yǎng)了三個女孩的，就給予免除差徭的優(yōu)待，當時出現(xiàn)“無棄女者”的局面。但是后來沈藻、吳恩詔等還在那里禁止，直到清末鐘琦說金華溺女嚴重，可見終明清之世，當?shù)厥冀K流行溺女的惡習，只不過有時候略為好一點。在寧國府，乾隆初知府程侯本“開誠諭禁，陋俗為變”。究竟變沒有變？同治間修纂的《寧國縣通志》說：“弊俗相沿，莫盛于停喪、溺女二事”，揭了這個底。 封建的財產(chǎn)繼承制度，租佃制度和賦稅制度下的人民貧困，貴男賤女的觀念，婚姻儀禮的奢華糜費，這些制度和風習不改變，溺女現(xiàn)象只能長期持續(xù)下去。它不是某一項法令能解決的，也不是靠激發(fā)天良能奏效的。道光間，梅曾亮明確地指出，溺女“非法所能禁”，因為“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他認識到人們?yōu)榱私?jīng)濟的緣故而溺女，不像某些官僚只責備民心而回避嚴肅的社會問題。不過梅曾亮并沒能提出救弊良方，他只是在建立育嬰堂上打主意。好吧，現(xiàn)在就來考察這項辦法。 設立育嬰堂、六文會之類救濟機構(gòu)，是從經(jīng)濟上資助貧人，促其養(yǎng)育女嬰。清代育嬰機構(gòu)的建立，較早地出現(xiàn)在揚州、北京、通州、紹興、杭州、蘇州等經(jīng)濟、文化發(fā)達的地區(qū)?？滴跛氖迥辏?706年），左副部御史周清原鑒于溺女嚴重，奏請各省建立育嬰堂，“以廣皇仁”，得到康熙帝的批準，命疆吏留心承辦。這一決定促進了地方官對建設育嬰堂的熱情。許多州縣官和地方紳士結(jié)合，捐錢、捐田或撥給部分公田、公費，作為育嬰堂的固定資產(chǎn)，從而把它建立起來。育嬰堂多半由紳士管理，地方官監(jiān)督，如安徽懷寧育嬰堂，先于乾隆十一年（1745年）由巡撫潘思榘、安慶知府趙钖禮、知縣陳間儀捐金募建，后于道光二年（1822年）由布政使陶澍等捐銀置田，望江縣監(jiān)生周钖蔭等捐錢發(fā)典生息。開始“紳士董其事”，次由候補官在堂經(jīng)管。常熟縣的育嬰堂，“紳士為監(jiān)堂，生員為董事”。 育嬰堂必有田產(chǎn)可收租，或兼有銀錢放債取利，前述懷寧育嬰堂每年可收息銀三千七百兩，租谷二百六十三石。奉化育嬰堂始建于嘉慶，至同治末，有田一千四百多畝，歲收谷十一萬八千斤，錢六千四百八十四千文，到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產(chǎn)業(yè)增至田一千八百六十八畝，山二百一十畝，地五十二畝。江西溺女嚴重，然而育嬰堂的規(guī)模并不大，萍鄉(xiāng)縣城育嬰堂，每年可收租近四百石，歸圣鄉(xiāng)、長豐鄉(xiāng)等六個鄉(xiāng)坊各立育嬰堂，收地租。但到同治間財產(chǎn)損失，縣育嬰堂只剩房三間、田十余畝。廣昌縣育嬰堂至同治間有田租七十二石，瀘溪縣堂有租四十二石。財產(chǎn)甚少，無法辦堂，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王邦璽才強調(diào)辦六文會。這個會章規(guī)定各村設立股分，由民人認購，每股每月交錢六文，一百股可得六百文，以給本村貧民養(yǎng)女之家。育嬰堂立有規(guī)則，條具撫養(yǎng)女嬰的辦法。有的堂備有房舍，將棄嬰收留在堂，雇乳婦喂養(yǎng)；有的把女嬰交給乳婦帶回家撫育，按月發(fā)給生活費。無論在堂與否，均給衣服。如松江府育嬰堂把女嬰放在佃戶家撫養(yǎng)，給予錢米，管理人每月初到佃家驗視，因此陳金浩歌之曰：“水云亭（在府城西）畔義堂開，不復傳聞虎乳孩。記得城東收棄子，佃農(nóng)月旦望門來”。各地育嬰堂由于經(jīng)濟力量的限制，對于眾多的嗷嗷待哺的女嬰來講，遠遠不能滿足需要，所以它只能作為一種“善行”、“仁政”的點綴，而不能根本解決溺嬰的問題。是以清朝一代，溺女之風踵相流行。五、婦女“家庭女仆”的地位婦女不論是以明媒正娶的形式，童養(yǎng)的方式，再婚的過門，到了夫家，其地位如何呢？（一）妻子以丈夫的附庸面貌出現(xiàn)在家庭 自從原始社會中父權(quán)制確立，男子成為家長，開始了奴役女子的歷史。人類社會進入階級社會以后，更加強和鞏固了男性家長的地位。在封建時代，人們把男女關(guān)系比作天地關(guān)系，天高地下，夫尊妻卑，人們認為這是正常的倫理，設若高下顛倒，尊卑易置，妻主夫從，則是反常的亂倫了。 清代只承認男性為家長，蔑視女子的家庭地位，在戶籍登記中，戶主一定是男子。只在沒有男子或成年男子的情況下，才允許女性做家長。有時甚至不記載婦女，如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保甲法，給民戶名牌，“書家長姓名、生業(yè)，附注丁男名數(shù)，不及婦女”。被統(tǒng)治者視為神圣之物的譜牒的記載，絕對以男性為中心，它記錄男子的血緣關(guān)系，寫明男性家長的簡歷，包括他的妻室和子女。婦女上宗譜，是為了交待男子配偶情形，并非為了女子本人。有的宗譜寫明妻子的娘家和出嫁女的婆家情況，對此有的宗譜認為“無關(guān)輕重”，不需要寫，只有“妻及女夫之父，其嫡派祖先有達尊碩望者并及之，以著其閥閱，至女夫之子孫有爵秩者，亦詳載之，以志我之所自出”。即使這種情形的，有的宗譜仍不著錄：“女所適，雖貴不書”。很明顯，即使書寫女子事跡，亦是為了顯示宗族的光彩。 妻子作為丈夫的附庸，清律作了明確的規(guī)定。在五服關(guān)系中，妻為夫服斬衰服，而夫為妻則降一等，服齊衰服；妻對夫的父母亦服斬衰，而夫?qū)υ栏改钢环宸凶钶p的緦麻服；妻毆打丈夫，不管丈夫告發(fā)與否，均杖一百，如果有傷，加凡人斗毆三等治罪，若致殘廢，絞立決，倘若致死，則斬立決，若故殺就凌遲處死。妻子歐打、殺害丈夫，屬于“惡逆”、“不睦”的“十惡”之條，罪大惡極，為常赦所不原。丈夫毆打妻子，沒有成傷的不論罪，致傷的，妻子告發(fā)，依凡人斗毆減二等治罪，致死的絞監(jiān)候，故意殺害的絞立決。清朝司法機關(guān)完全按照這些規(guī)定處理夫妻糾紛案件。嘉慶二年（1797年），山西介休縣人任存祿打死妻子李氏，晉撫蔣兆奎依夫毆妻至死者絞律，判絞監(jiān)候。四年（1799年），福建長汀鐘學友被妻郭氏毒死，原來郭氏八歲就到婆家為童養(yǎng)媳，備受丈夫虐待，鐘又把女兒出賣，這才起意害死丈夫，結(jié)果她被凌遲處死。司法表現(xiàn)出，夫妻犯同樣的罪，夫減刑而妻加刑，夫?qū)ζ薹缸?，至重判絞決，而妻則重至最酷烈的刑法——凌遲。這是法律對夫妻的主從關(guān)系的肯定。 即使在女子做家長的情況下，她在名分上還是不合格的，如無錫李明華第二女有能力，而子李鎔身體虛弱不能理家，明華臨終以家事托女，女承擔下來，她三次為李鎔娶婦，待到李鎔死，遺有稚子文茂和一大筆債務，道光二年（1822年）她清理借貸，“召券主列坐，抱文茂出，極地謝，謂予弟累諸君子，薄田數(shù)畝，顧悉以償子母，勿使泉壤有負心人。眾皆諾”。值得注意的是她和債主商議事情，要抱著不懂事的侄兒，表明她雖然是事實上的家長，但是社會承認的還是李鎔的兒子，李氏要管理家政，還得承認男性權(quán)力，自認是不合格的家長。這種女性做家長，是權(quán)宜辦法，是暫時的現(xiàn)象。丈夫權(quán)力的影子，在婦女為家長的家庭中也處處籠罩著。（二）婦女在“別內(nèi)外”、“勿聽婦言’訓條下，被排斥和限制參予家政 男子是家長，掌握著家政大權(quán)，不允許婦女分割。統(tǒng)治者極力提倡所謂“別內(nèi)外”、“勿聽婦言”，來實現(xiàn)他們的目的?！皠e內(nèi)外”，是保守婦女“貞操”的手段和倫理，這一點隨后將談到。這里指出，它要求女子不與外人外事接觸，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婦女參予家政，尤其是家庭外部事務的可能。湖南湘陰士人王朗川《言行匯纂》宣稱婦女有十三禁，第一條就是禁“干預外政”。社會倫理蔑視女子，認為她們見識少，氣量小，家庭的不和是她們引起的，因此婦言聽不得，否則就是“牝雞司晨”，必定出亂子。統(tǒng)治者及社會主流觀念總是把這類讕言做為治家經(jīng)驗，寫在家訓中，如武進謝氏《宗規(guī)》說婦女若“不避內(nèi)外，不事女紅，長舌司晨”，“皆是女德不淑”。 （三）婦女從事家務勞動，類似于“家庭女仆”排斥和限制婦女參與家政，婦女的家長附從地位的實質(zhì)是什么，就可想而知了。主流社會要求女子，出嫁之前從父母，做“淑女”；出嫁之后從丈夫，做“賢妻”；生兒女之后精心養(yǎng)育子女，做“良母”。按照這個要求，婦女的任務就是所謂‘相夫教子”，即在丈夫指導下從事家務活計，若是上層家庭，主婦指導婢妾去工作，勞動者家庭主婦就親自從事家中雜務?；閮x中“奉箕帚往婿家”，就充分反映了婦女在夫家進行灑掃炊廚的家庭勞動的內(nèi)容。這種勞務是為家庭、為丈夫服務的，是一種“對家庭中的私人事務的義務”，不具備社會勞動性質(zhì)，因而這種勞動不能提高婦女社會地位，相反，它正表明了女子的“家庭女仆”、“家庭奴隸”的地位。至于社會上層家庭的主婦，不過是主要管家婆和女仆頭領(lǐng)罷了。婦女“家庭女仆”的地位，就是她們是家長屬員的實質(zhì)。還需指出，婦女的家務勞動，做飯，看孩子，是最原始、最繁重的勞動，付出的體力代價是艱巨的。而這種極其瑣碎的勞動，束縛了女子智力的發(fā)展，使她們變得“愚鈍卑賤”。不合理的社會制度造成了女子這種狀態(tài)，反過來又把它做為誣蔑、統(tǒng)治婦女的一個藉口。（四）女子成為“生孩子底簡單工具” 婦女的可悲命運，還在于她們是實質(zhì)上的生育子女的工具。私有制的社會，生兒子是家庭重大的事情，在財產(chǎn)較多的家庭中尤其如此。丈夫要求妻子生兒子，如果不能生育的話，不管是男方還是女方的原因，都推在女子的身上，認為女的犯了罪，列為七出之條，可以攆出家門。傳統(tǒng)社會主流意識更想出理由，叫妻子心甘情愿地讓丈夫娶妾，“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就是它的理論，使一夫多妻成為正常的制度。 丈夫為了財產(chǎn)不致淪落他族，后繼人確實是自己的兒子，即不僅是名義上的，而且是血統(tǒng)上的，絕對要求妻子保守貞操。貞操觀念，社會意識把它看作婦女的氣節(jié)問題，是女子的最高道德。為了妻子保持貞操，丈夫要求婦女過幽居的生活，避免與丈夫以外的男子接觸。前面提到“別內(nèi)外”，包含禁止女子與外人接近的內(nèi)容。康熙時即墨楊姓家族《家法》規(guī)定：“異姓卑幼，婦人不許輒見。小姑之夫不見，侄婿非大事不見，堂侄婿大事亦不見”。對比較近的親戚的男子尚且如此，不相干的人更不能交往了，所以該《家法》又說：“婦人不得入廟焚香，不許游山玩景，不許與男子語”。這一條規(guī)則，目的就在后一句話上。對家中的仆人，女子是有事情要處理的，不能一概不聯(lián)系，于是又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