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金融制度演進的邏輯與困境(編輯修改稿)
2025-05-12 14:15 本頁面
【文章內容簡介】 濟的增長提供一個基礎性制度，所以許多致命的缺陷如股權分置、公司治理不完善、監(jiān)管缺失等等是一開始就注定要出現的。時至今日，我國證券市場經過了十幾年的發(fā)展，不僅沒有起到優(yōu)化資源配置的作用，反而成為國有資產流失的一個渠道。據社科院的一份最新研究表明，我國上市公司的整體效率還低于非上市公司，這便是一個有力的證明(中國社科院，2005)?！ 〉诙A段：1994年2003年。國有銀行體系長期積累的風險開始顯現，國家在改革成本的壓力下逐步調整國有銀行的經營策略。這一階段的改革內容是很豐富的，我們按照時間的順序進行一下梳理：通過《中央銀行法》的頒布確立人民銀行的中央銀行地位；按照《商業(yè)銀行法》將四家國家專業(yè)銀行改造為國有獨資商業(yè)銀行，同時成立三家政策性銀行；將城市信用社組建為城市商業(yè)銀行；1998年發(fā)行2700億元特別國債，用以充實國有銀行的資本金；成立四家資產管理公司，承接四家國有商業(yè)銀行高達14000億元的不良債權；國有商業(yè)銀行從欠發(fā)達地區(qū)撤出效益不佳的分支機構。從以上的改革事件中我們可以發(fā)現一條主線，那就是金融穩(wěn)定的壓力迫使國家開始對過去的金融支持經濟增長的模式進行調整，同時，也對金融部門付出的高成本進行逐漸的化解。但是這一階段的改變，也僅僅是國有商業(yè)銀行經營策略的調整，還沒有觸及到制度的層面。 1992年到1993年由房地產過熱引發(fā)的宏觀經濟問題把金融部門的壞帳集中地暴露出來。同時，金融部門的壞帳像一面鏡子，反映出當時包括國有企業(yè)在內的整個經濟所面臨的困境。當時銀行貸款大量流入股市和房地產市場，在把資產價格推向一個泡沫般的高峰后也點燃了自身的危機。因此，1993年的宏觀緊縮，不僅僅是一次普通的經濟周期的轉折點，對于金融部門來說，也是一個增長模式轉換的開始，盡管這種轉變是被動的。從那時候開始，信貸資產的安全性至少對于國有商業(yè)銀行來說，越來越成為一個硬約束，隨之而來的銀行“惜貸”也就是合乎邏輯的結果。雖然對于主要依靠存貸款利差來賺取利潤的我國銀行業(yè)來說，限制貸款并不是治本之策，但是在經歷了長期的貸款與壞帳相伴隨的增長循環(huán)之后，對于貸款發(fā)放的謹慎至少是明智之舉，也是商業(yè)銀行經營策略轉型處于陣痛的體現。雖然從1994年開始，國有商業(yè)銀行就開始逐漸加強了對貸款的控制，“惜貸”成為一種普遍行為。但是直到1998年，隨著國家對于國有商業(yè)銀行不良貸款的剝離和國有商業(yè)銀行從基層地區(qū)大量撤出機構，國有商業(yè)銀行的經營重點才發(fā)生明確的變化。(國有商業(yè)銀行撤并機構的情況和數據)特別是當時正值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后，這顯示出國家對于以金融穩(wěn)定來換取經濟增長這種發(fā)展模式的擯棄，盡管這種變化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也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在發(fā)放貸款上越來越審慎的國有銀行開始積累大量的信貸存差。在1998年以前，我國國有銀行一直保持著信貸借差，而后信貸存差逐年擴大。張杰(2003)對于國有銀行存差的形成機制進行了深入的分析，說明了在支持漸進改革的過程中，出于對作為金融補貼的物質基礎的儲蓄存款的追求，存差的存在是中國金融增長的內生結果。在張杰的研究中存差是國有銀行信貸行為(抑制貸款)和存款行為(維護國家聲譽)的一個分離均衡，是一種巧妙的制度設計。但是我們應該看到，這種制度設計的成本是巨大的，至少說，民營經濟的融資困境可以在這里找到制度上的根源。同時我們還注意到，也正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國家開始增加長期建設國債的發(fā)行規(guī)模，這也絕不僅僅是一個時間上的巧合。長期建設國債的主要購買者就是國有商業(yè)銀行，而商業(yè)銀行購買國債的資金則主要是由各家商業(yè)銀行的基層機構上存形成的巨額信貸存差。通過購買國債，國有商業(yè)銀行轉移了信貸存差帶來的盈利壓力，而國家則實現了財政性支出的資金支持。我們姑且不討論財政支出的效率如何，單是這種信貸資金向財政資金的倒逼式的轉化，至少是一種逆市場取向的行為，著實反映出我國金融結構性矛盾之深重。前幾年學者們曾經討論過在我國是否存在政府投資支出的擠出效應，通過以上的討論我們很清楚地看到，一方面由于金融系統積累的大量信貸存差通過購買國債轉化為政府投資，而另一方面金融結構的制度性扭曲使民營部門的投資需求長期被抑制。在這種環(huán)境下，就不僅僅是政府投資對民營投資需求的“擠出”問題了，而是“替代”的問題了。第三階段：2003年～現在。國有銀行的產權改革～內部與外部壓力之下的抉擇。 長期以來我國銀行體系對于經濟增長的支持模式所承擔的高成本，對于國家來說一直是一種有形的壓力，時刻懸在決策者的頭頂。如果不轉變國有銀行的屬性，不進行深刻的產權改革，那么過去的那種增長模式就不可能實現真正的轉變。因此，當二十一世紀來臨的時候，處于內部(銀行風險的積累)和外部(WTO)承諾實現后外資銀行的競爭)雙重壓力之下的國有銀行，終于走出了關鍵的一步：進行以健全公司治理為核心的股份制改造。2003年底，國家通過中央匯金公司動用外匯儲備向中國銀行和建設銀行注資450億美元，正式拉開了我國國有商業(yè)銀行改革的序幕。2005年10月，中國建設銀行在香港股票市場上市，中國銀行引進戰(zhàn)略投資者的工作也進入關鍵階段，中國工商銀行已經完成股份制改造，農業(yè)銀行的股份制改革也在進行當中?！ ⊥ㄟ^以上三個階段的劃分，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國金融制度演進的輪廓，基本的脈絡是：從維持對經濟增長的高成本支持模式，到迫于壓力進行經營策略的轉變，再到引進產權約束來真正擺脫這種發(fā)展模式，這便是我國金融改革二十多年曲折歷程的真實寫照。這樣的劃分方法，比較符合我國金融發(fā)展的歷史事實，同時也符合現有研究對于金融制度變遷邏輯的認識?！ ?三)國家推動與市場自發(fā)需求的互動：漸進改革的邏輯 上面對于我國金融制度演進的階段劃分，主要基于這樣的考慮：由于我國金融制度變遷的內在邏輯在于為漸進轉軌中的體制內產出提供穩(wěn)定的金融支持，同時這種支持的成本隨著體制內部門改革的艱難而與日俱增，從而形成一種對于金融改革的內在壓力，這種壓力由于民營部門的融資困境而顯得更加突出和緊迫。所以，考察我國金融制度演進的視角，就應該把這種壓力的形成與化解作為分析金融改革的主線。只要選取這個角度，我們才能從制度變遷的意義上對我國的金融制度變遷取得認識上的進步?！ ∥覀冋J為：與經濟體制改革相比，我國金融體制改革沒有體現出漸進改革的邊際原則。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成功之處就在于國家對于市場自發(fā)需求的充分尊重，并在適當的時候迎合這種需求，形成一個新的制度供給，從而把改革向前推進一步。但是這樣的成功經驗沒有被移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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