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得政權。董必武對此曾有非常精到的批評：“有些同志以為實行群眾路線不需要黨來領導，這也不對?！薄跋袢罕婇L遠的利益或最高的利益，群眾自身往往是看不見的，必須有黨領導，群眾才不致走錯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先鋒隊邏輯與中國傳統(tǒng)儒家的士大夫政治邏輯有某種契合之處，它們都強調要由一個優(yōu)秀的團隊肩負起領導責任，帶領民眾建立一個更加完善的秩序。前者是先鋒隊邏輯的必然要求，后者則是一種民主或民本主義的要求。在具體行動策略上，用中共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既要保持先進性，不能搞“尾巴主義”，又要堅持群眾路線，不能脫離群眾。這就是中共領導力的源泉，它一方面通過選拔產生一個優(yōu)秀的領導集體、并使領導集體能制定出科學合理的公共政策，另一方面又通過相應的制度安排，使這些政策能得到有效實施。消息一出，馬上引發(fā)輿論熱議。2 在中國的《刑法》及相關法律中，沒有對通奸作出定罪的規(guī)定。為什么黨紀嚴于國法？這是中國共產黨自身性質所決定的。“特殊材料”意味著黨員要以更加嚴格的標準自我要求，無論是在道德方面，還是在能力方面，黨員必須比普通公民更優(yōu)秀才能無愧于黨員的稱號，這就是黨紀嚴于國法的邏輯。那么，怎樣才是合格的黨員呢？2014年3月17日，習近平來到河南省蘭考縣調研。2009年3月底習近平就專程赴蘭考拜謁焦裕祿陵墓。3 早在1990年，習近平就曾填詞一首，以表達他對焦裕祿的敬仰之情：“百姓誰不愛好官？把淚焦桐成雨。暮雪朝霜，毋改英雄意氣”“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一首《念奴嬌這何嘗不是習近平自己所向往的境界呢？！當年，習近平選擇離開北京，心中裝的就是這份理想；今天，習近平來到蘭考，也是希望以焦裕祿為榜樣，激勵更多的黨員干部做一個焦裕祿式的好干部。3個月后，習近平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全面闡述了好干部的標準。在這五個方面中，習近平著重強調了信念和擔當。他有個形象的比喻：“理想信念是共產黨人精神上的‘鈣’”，“沒有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堅定，精神上就會‘缺鈣’，就會得‘軟骨病’”，“就可能導致政治上變質、經濟上貪婪、道德上墮落、生活上腐化”。保持黨的先進性，還有一個重要工作，就是認真選好接班人?！?0多年后，習近平也一再強調，培養(yǎng)選拔年輕干部，事關黨的事業(yè)薪火相傳，事關國家長治久安。什么樣的人可以進入中共最高領導層1969年1月，習近平和兩萬多名初、高中畢業(yè)生一起，到延安插隊，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那一年他才15歲。當時的中國非常貧窮，尤其是老區(qū)，這些城里來的孩子住的是土窯，睡的是土炕，吃 5 的是玉米團子（窩窩頭），生活非常艱苦。2008年全國兩會期間，已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習近平在參加陜西代表團審議時說：“這一段時間（陜北插隊7年）成為我人生的一個轉折，可以說陜西是根，延安是魂?！绷暯皆谘影惨恢贝?975年10月，差兩個月就滿7年，這是他第一次下基層。33年后的2015年，習近平在與中央黨校第一期縣委書記研修班學員座談時，還談及他在正定當書記時下鄉(xiāng)調研的往事。雖然辛苦一點，但確實摸清了情況，同基層干部和老百姓拉近了距離、增進了感情”。正是從正定這個小縣城起步，習近平一步步成長為中共最高領導人。不僅政治局常委如此，中共的各級領導干部大都有基層工作的經歷。為此，中共有專門的制度安排——干部掛職鍛煉制度，要求干部到基層鍛煉，希望他們通過基層歷練，將根扎得深一些、實一些。其正式建立則是1991年，當時中共頒布《關于抓緊培養(yǎng)教育青年干部的決定》，提出對于有培養(yǎng)前途的青年干部，要有目的地選派他們到基層去任職鍛煉。在中共看來，只有那些有過基層工作經歷的人，才會了解人民，對民間疾苦感同身受?！币仓挥薪涍^基層歷練，一個人的意志才能得到最有效的鍛煉。在當代中國社會快速轉型時期，新舊矛盾 7 交織，處理起來僅靠書本上學的知識是遠遠不夠的，更需要的是建立在知識基礎上的實踐經驗。這種鍛煉不是做樣子的，而應該是多崗位、長時間的，沒有預設晉升路線圖的，是要讓年輕干部在實踐中‘大事難事看擔當，逆境順境看襟度’”。學習型政黨：自我革新的發(fā)動機2006年，狄忠蒲在評估中共未來的發(fā)展趨勢時，認為中國共產黨并不存在由于內部衰敗或外部壓力而出現(xiàn)即將崩潰的危險。那么，這種適應性從哪里來呢？丹麥學者柏思德與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鄭永年認為，中共的適應性關鍵在于中共的組織調適能力，而這種能力的獲得，一個重要的機制就是學習。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共就將學習型政黨建設作為基本戰(zhàn)略。但以改革開放為標志，中共“學習”的含義和內容發(fā)生了很大變化。1978年后，中央高層領導人反復強調向他國學習，向現(xiàn)代科技與管理知識學習的重要性。這是一個重要的制度創(chuàng)新，最高領導人開展集體學習是中共傳統(tǒng)的學習系統(tǒng)所缺乏的。2012年11月17日，剛剛當選才兩天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們就開展了十八大以來的第一次集體學習。學習的內容十分廣泛，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tài)、黨建、法治、軍事、國防、歷史經驗均有涉及。集體學習不僅幫助中共統(tǒng)一思想，凝聚共識，而且還能推動政策的出臺。參加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的，不僅有政治局委員，而且有人大、政協(xié)以及與學習主題相關的黨和政府各部門的負責人。專門從事政治精英研究的新加坡國立大學研究員薄智躍認為，“中國模式”實際上是一種學習模式。在政治局集體學習之外，中共還有三個層次的學習機制。第二個層次是各級黨校和行政學院系統(tǒng)，主要對各級黨員領導干部進行常規(guī)輪訓。各級黨校和行政學院的培訓大體包括四個方面的內容：馬克思 10 列寧主義及其中國化理論成果和最新的政策文件；黨章黨規(guī)黨紀和黨的組織管理機制與方法；行政、管理和領導科學；經濟學、會計學、歷史、國際政治、哲學等基本知識。比如，浦東干部學院重中之重的班次是廳局級專題培訓班，主要按照三大專題開設：一是城市化與城市現(xiàn)代化；二是國際金融體系與現(xiàn)代金融管理；三是學習借鑒長三角改革發(fā)展經驗，促進中西部科學發(fā)展。為了更好滿足各級黨員干部對現(xiàn)代化知識的需求，2000年以來，中共加大了與各高校的合作，利用高校知識門類齊全、知識更新速度快的優(yōu)勢，通過專項培訓，讓各級黨員干部盡快掌握相關的政治學、經濟學、公共管理、社會管理等方面的知識?，F(xiàn)在，很多地方的處級干部都有海外學習經歷。習近平在2015年2月底專門為干部學習培訓教材作序，強調“中國共產黨人依靠學習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學習走向未來”，“全黨同志特別是各級領導干部要有本領不夠的危機感，以時不我待的精神，一刻不停增強本領。學習，已經成為中共不斷自我更新的發(fā)動機。在眾多的機制中，有三個機制很有特色，也很重要。2013年12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后僅一個月，中共成立了一個新的機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由習近平親自擔任組長。中央工作領導小組廣泛存在于黨和國家政治運行過程中，發(fā)揮著議事、協(xié)調等功能，極為重要，也極為特殊。小組負責人的級別越高，“小組”協(xié)調和執(zhí)行能力也更強。由于涉及部門繁多，醫(yī)改方案久拖不決。消息一出，媒體紛紛用“新醫(yī)改駛入快車道”來形容緊接而來的醫(yī)改新進展。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神經中樞”，自成立以來已經舉行11次會議，先后共審議了包括《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最高人民法院設立巡回法庭試點方案》《關于加強社會主義協(xié)商民主建設的意見》《關于城市公立醫(yī)院綜合改革試點的指導意見》在內的至少50個文件，通過了不少“重量級”方案，也啃下了很多改革阻力較大、多年都啃不動的“硬骨頭”。11次會議中有7次會議均涉及這一改革的相關內容，先后通過的相關方案和意見多達12個。中央工作領導小組是中共實現(xiàn)對國家和社會全面領導的重要機制之一，是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與各職能部門之間的橋梁。中國政治生活中的所謂“歸口管理”一般都是通過黨的領導小組制度來實現(xiàn)的。2015年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召開會議，專門聽取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xi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匯報工作。黨組是黨中央和地方各級黨委在非黨組織的領導機關中設立的組織機構，是實現(xiàn)黨對非黨組織領導的重要組織形式和制度保證。作為派出機構，黨組和黨委不同，黨委是選舉產生，黨組則不是由選舉產生，而是由同級黨委指派，并接受同級黨委的領導。以人大為例，在人民代表大 14 會閉會期間，由設立在人大常委會內部的黨組來貫徹黨的意志，黨組成員一般由委員長、黨員副委員長（地方人大常委會由主任、黨員副主任）加秘書長組成。黨組實際上是同級黨委和人大常委會之間的一個連接通道，同級黨委的決定通過黨組變成人大常委會的實際行動，人大常委會的相關請示和匯報也通過黨組傳遞到同級黨委。第三個機制是中共領導人在國家機構中任職。通過這三種機制，中共有效克服了分權體制下可能出現(xiàn)的相互否決、治理低效的弊端。福山所言，美國的兩黨制使美國政治周期性地陷入兩極分化，而其分權制衡機制使得政治體制的某一個部分能相對輕易地阻撓其他部分，從而形成“否決政體”，整個體制都受制于否決權。從1977年到1996年19年間，聯(lián)邦政府曾關門17次，幾乎平均每年關門一次，最近一次是在2013年10月。相比而言，中共的黨政體制不僅能根據(jù)長期目標進行決策，并能夠在決策的制定和實施過程中不被利益集團所俘獲，而且可以通過黨的系統(tǒng)有效協(xié)調立法和行政，以及不同行政部門之間的關系，使政策的制定和執(zhí)行更加流暢。習近平常說：一分部署，九分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60項改革任務，這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宏偉的改革計劃之一，而且是一個需要涉險灘、啃硬骨頭的改革，如此艱巨的任務沒有民眾的廣泛支持是不可能的。1979年，剛剛結束“文化大革命”的中國百廢待興，改革困難重重，鄧小平重提群眾路線：“只要我們密切聯(lián)系群眾，深入地做工作，把道理向群眾講清楚，就能得到群眾的同情和諒解，再大的困難也是能夠克服的?！比罕娐肪€教育實踐活動是黨的自我凈化，這是黨進行社會動員的前提。就像鄧小平所說的，在中國，任何重大政策的出臺，面對重大的利益調整，“如果黨和政府沒有很高的威信是辦不到的”。在中共看來，群眾路線有三個方面的內涵：其一是政治含義，即黨的群眾路線，是黨的根本工作路線，也是黨的根本組織路線。其三是作風含義，即密切聯(lián)系群眾是黨的優(yōu)良作風。群眾路線作為組織路線，除了要求各級黨員干部要密切聯(lián)系群眾之外，還需要有具體的組織機制，使黨能夠深入群眾，貼近群眾。對于前者，中共一直努力強化其組織體系，不僅著眼于提高基層黨組織的戰(zhàn)斗力，而且努力實現(xiàn)對社會的全覆蓋，用中共組織部門的話來說，就是橫到邊、豎到底，不留死角，讓組織的觸角延伸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人民團體則更為靈活，它們是中共聯(lián)系人民群眾的橋梁和紐帶，也是中共進行社會動員的重要抓手。實際上，二者之間差別是非常大的。也就是說，按照中共的歸口管理原則，一個是政府口的，一個是黨口的。中共十分重視人民團體的作用，2015年2月3日，《關于加強和改進黨的群團工作的意見》，強調“必須更好發(fā)揮群團組織作用，把廣大人民群眾更加緊密地團結在黨的周圍”。近年來，工、青、婦等人民團體積極謀求轉型，努力承擔起“樞紐型社會組織”的功能，面向各自服務的群體，孵化、培育和扶持相關社會組織。這些社會組織成為人民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