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這是一套很好的制度，但終究是出了一大漏洞。由于五代的積貧積弱，到了宋朝宰相為了樹立皇帝尊嚴，他以自己在群眾眼中的身份來襯托皇帝，再也不會和皇帝一起坐而論道，只有卑躬屈膝。中書省被廢了，而尚書省長官又沒人敢做，于是就只剩下禿頭的六部尚書，再加上都察院與六部并稱七卿，再加上通政司和大理院合成九卿。這樣一來其實權(quán)利都集中到了皇帝。如果說我們古代是專制的，那也只能用來形容一下明清兩代，在漢唐宋我們又怎可一筆抹去？地方權(quán)力的變化是隨著中央政府組織的變化而變化的。到了唐朝地方官員設(shè)置較漢就復(fù)雜了很多，因為唐朝為了加強中央集權(quán)把本來之前屬于地方的權(quán)利都統(tǒng)統(tǒng)集結(jié)到中央，再由中央向下分配權(quán)利，舉個最明顯的例子，在漢代地方上的小官都是由郡太守縣令長自行辟屬任用，而唐朝是由吏部派人。到了明代中央侵入地方更加嚴重，在沒有廢除宰相之前，如果地方上出了亂子，中央就派一個大員來震壓，形成行省制度，這樣就使得一些地區(qū)成了無人管的地區(qū)。清朝和明朝比有過之而無不及，不同的是他的種族意識特別強，不允許地方官有真正的權(quán)柄，這也許是清朝從內(nèi)部腐化到外部滅亡的一個原因。選舉考試制度是從漢代以來就為各朝各代所十分重視的，在漢代實行的是孝廉察舉制，孝廉察舉的人才多了，這些人就變成了皇帝身邊的人，使得皇帝身邊的侍衛(wèi)集團發(fā)生了變質(zhì)，做官的人都變成了讀書的人，這也就是后來個各基本都為士人政府的源頭。宋朝選拔人才的方式和人才的去處都沒有改變，不同的只有考試的科目等?？荚嚨臉藴室沧兂闪税斯晌?，這本是為了方便判別而定取得一個尺度，但卻發(fā)展成了人們努力的方向，因此這一制度就用壞了。制度制定了那它就死了，而人還都是活的，制度只能以不變應(yīng)萬變，我們又怎能苛求它永遠都是對的？因此我們就不能抱著這樣的觀點“老祖宗留下來的東西一定是好東西”，上下求索的精神是永遠都不可拋棄的。仔細看歷史會發(fā)現(xiàn)，我們整個中華民族就是一個大的整體，我們都有著同樣的習慣，在朝代的更替中大家互相同化著對方，最后融為了一體，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后記：歷史的發(fā)展是趨于復(fù)雜的，我們可以先舉個跟歷史無關(guān)的例子來分析一下，早晨很多人起不來最好的辦法就應(yīng)該是定鬧鐘了吧，但是是時間長了我們熟悉腦中的模樣了，那在很困的情況下我們就可以不睜眼把它關(guān)掉，這時再好的鬧鐘也沒有用了。只有當哪天我們下定決心要好好學(xué)習好好工作珍惜時間的時候，我們早上就會很自然的醒來，開始一天新的生活。制度一步步設(shè)計的復(fù)雜，但終究會有空隙無法彌補，而一次深的改革才會喚起新的歷史。第二篇：《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國歷代政治得失》觀后心得前幾天讀完錢穆先生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讀罷，仿佛重游了2000多年的中國歷史，而且是之前很少觸及的中國政治史。讀書時學(xué)唐詩宋詞，所謂政治，也無非是作者被罷黜，郁郁不得志，如此作為講述其文學(xué)價值的大背景而已。這恰恰表明了錢穆先生寫書時的環(huán)境。書中，錢穆先生極力反對當時用“專制黑暗”評價中國政治制度的武斷言論。（其實，這種傾向現(xiàn)在也沒有完全終止，我們常常碰到一些中國人，一遇到問題就開始抱怨“中國文化如何如何不可取，如何如何落后”，好似中國害了他。百家講壇的火爆就是最好的證明：無論它是否在以娛樂的方式講述傳統(tǒng)文化，但它畢竟證明了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始對傳統(tǒng)、對歷史樂于接觸和探求了。對于當時抹殺歷史的觀點，錢穆先生在書中說：“我們不該單憑我們當前的時代意見來一筆抹殺歷史，認為從有歷史以來，便不該有一個皇帝，皇帝總是要不得，一切歷史上的政治制度，只要有了一個皇帝，便是壞政治。但在嬰孩期，讓他睡搖籃，未必要不得。比如，對于中國沒有專以政治思想成名的人物，錢穆先生的觀點是：“只因中國讀書人多半做了官，他們對政治上的理論和思想，早可在實際政治中表現(xiàn)了。于是中國的政治理論，早和現(xiàn)實政治融化合一了。而中國人傳統(tǒng)，則常求取決于賢人。哪一人賢，就采納哪一人的意見，假若雙方均賢，則再來取決于多數(shù)。中國人認為只要其人是賢者，就能夠代表多數(shù)?！标P(guān)于明朝始創(chuàng)的八股文，錢穆先生認為其本意在于公平的錄取人才，只是后來變壞了（是不是有點像當前中國已經(jīng)實行了30多年的高考？如果我們簡單粗暴的抹殺高考，那就是犯了武斷的毛?。骸伴_始時，也并不是政府存心要愚民毀喪人才的，目的還是在錄取真人才?，F(xiàn)在只罵創(chuàng)始此制的人存心不良，懷有極大的惡意，其實此制度也不是某一時某一人所創(chuàng)始的。我們必如是想，才能對政治制度有深一層之研討與警惕。我想講歷史，更可叫人不武斷。知道歷史，便可知道里面有很多的問題。歷史終是客觀事實，歷史沒有不對的，不對的是在我們不注重歷史，不把歷史作參考。舉一例，以該書對“賢人”政治的描述來說，錢穆顯然具有一種中國傳統(tǒng)士大夫式的精英意識，以及不諳政治實務(wù)的書生意氣。在對人和事并沒有一致看法的情況下，如何能夠做到“對一意見之從違抉擇，往往并不取決于多數(shù)??哪一人賢，就采納哪一人的意見”呢？這里最為關(guān)鍵的問題是，由誰來判斷哪一位是“賢人”？你？我？還是錢穆？如果“我”認為陳是“賢人”，那么馬自然是惡意中傷陳的“小人”.既然應(yīng)該由“賢人”主導(dǎo)，則是否可以無視馬在2008年獲得多數(shù)支持的實際情況，而陳來執(zhí)政4年呢？在這種情況下，擁有判斷“賢人”權(quán)力的“我”，究竟是一個怎樣的角色？莫非是一個為皇朝選擇宰相的獨裁君主？我毫不懷疑，中國傳統(tǒng)政治有很多可圈可點之處，部分內(nèi)容可能至今仍有參照和借鑒意義。錢穆在書中談到了君權(quán)等問題，但現(xiàn)實中的政治并非那樣簡單。在人治情況下，一位君主的性格、才干乃至出身等很多方面都可以影響到他所能掌控的權(quán)力大小。比如漢代的劉詢（漢宣帝）就是典型，而清代的載湉（清光緒帝）則是另外一個結(jié)果的典型。即便僅拿清代來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