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非法證據的價值分析-在線瀏覽
2024-08-09 00:43本頁面
【正文】 規(guī)則主要不是為了查明案件事實而去排除虛假的證據，其真正的要義是希望在整個國家的法律制度中建立一種基于價值判斷后的價值選擇，確立一種善良的價值理念，喚醒民眾對個人尊嚴的維護和國家法治的認識。設置非法證據排除規(guī)則的目的是在偵查階段遏制刑訊逼供等違法現(xiàn)象的發(fā)生，保護刑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人權，進而是對社會中每一個公民的保護。如果從終極意義上來考慮，兩種價值本不沖突，它們是一個動態(tài)平衡的過程。因此，可以看出，非法證據排除規(guī)則應用的廣泛與否也能衡量出一個國家的法治文明程度。實體公正即裁判結果的公正，它要求合法的權益受到保護、違法行為受到應有的追究，所謂“法網恢恢，疏而不漏”正是人們對于實體公正的向往，從有法制以來，人類從來沒有放棄過對正義的追求。[5]美國聯(lián)邦最高法院在1933年Funk：如果說證據法則必須建立在理性的基礎之上，則其最基本的方針就是樹立一套適于成功地發(fā)現(xiàn)真實之法則。所以即使明知某種以非法方法取得的證據是真實的，它也仍然會為了保障程序公正而舍棄這些證據，以至于犧牲實體公正。實體正義的難以衡量使我們相信只有用一個正當的程序，讓受其影響的人們了解正在發(fā)生的事情對他們意味著什么及其理由，這才是最重要的。國家權力與個人權利的沖突與協(xié)調是一個很恒久的命題。但由于國家公權力在運行的過程中存在異化的可能，所以在刑事訴訟中，經常在公權力的行使下，是被告人的個人權利受到限制甚至是剝奪。當然，無論怎樣，權力與權利的最佳平衡點是很難找到的，即便是非法證據排除規(guī)則適用的最好的國家也會有個人權利被侵害的情況，必須要看到非法證據排除規(guī)則并不能達到藥到病除的功效，它本身也有局限，畢竟個人權利的受害原因是復雜的。 （四）司法公正與刑事效益。這就繞到“公正與效益”這個話題中來，如何擺正效益與公正的位置，是考察非法證據排除規(guī)則的重要評判標準，這兩種價值可以和諧共存，但又經常處于深沉的張力之中。建立什么樣的司法公正與刑事效益的關系是艱難的，這個過程充滿了變數。 本文系沈陽工程學院“非法證據排除規(guī)則的研究及其在我國司法制度中的應用與價值”課題項目成果之一 參考文獻 ，畢玉謙，[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 [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 [M].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 4.（西漢）[A].古文觀止[C].北京：中國書店，1981 [J].現(xiàn)代法學2002。例如美國《獨立宣言》指出：“人人生而平等，他們都從他們的‘造物主’那邊被賦予了某些不可轉讓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逐幸福的權利。國際社會對**的保護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促使各國維護本國公民**的國際公約、宣言不斷出臺。正如我國學者夏勇所言，盡管在當代社會，幾乎每個人都要以民族國家公民的身份來享有權利，而且，對權利的實際享有要受到財產、國籍、性別、能力、教育等因素的制約，但**觀念無疑是權利觀念的一個升華，它表明權利主體關于權利的意識從利己的本能沖動和簡單的利益動機，上升到維持自己作為人所固有的尊嚴和價值的層次，表明權利主體在維護自己的利益和尊嚴時有了一種終極的憑籍，同時，也意味著人類開始走向一種超功利的相互認同與合作。） **的輻射對象是一切意義上的人，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自然不能被無理地排除在外。聯(lián)合國在1984年12月10日的大會上，通過了著名的第39/46號決議——《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詳細界定了“酷刑”的含義，意在最大限度的制止“酷刑”的發(fā)生，保護包括刑事追訴對象在內的普通人的基本權利。美國憲法修正案第4條規(guī)定，以非法手段收集的證據不得在刑事指控中作為證明有罪的證據采納。美國聯(lián)邦最高法院還基于憲法修正案第4條的規(guī)定，通過一系列判例確立了對非法收集的物證的排除規(guī)則。雖然從18世紀開始，將以刑訊、強迫等方式獲取的證據予以排除就被英國法官作為保障被告**利的重要手段，但是在英國普通法中還存在著一種原則，即法庭可以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自由決定是否將某一供述加以排除，即所謂的“自由裁量的排除”，這一原則運用于決定對言詞證據和實物證據的排除與否。）大陸法系國家傳統(tǒng)上強調通過刑事訴訟發(fā)現(xiàn)案件的實體真實，在排除非法證據上比較謹慎，尤其是是否排除非法方法獲得的實物證據，但對非法獲取的言詞證據一般予以排除。德國刑事訴訟法也排除通過非法方法獲得的供述，對非法取得的物證，德國以權衡原則為標準予以處理，德國最高法院只是在訴訟程序的原則被設計用來保護被告的利益的案件中，才會肯定證據的排除。）日本直到1978年才開始采用違法收集證據排除法則。”日本態(tài)度的轉變表明其刑事訴訟從以發(fā)現(xiàn)事實真相為中心的證明能力問題，轉換為以正當程序為中心的證據能力問題。正如日本最高法院所指出：“查明事實真相也必須保障個人的基本**，也必須適用正當的程序。） 刑事訴訟另一方面的目的是懲罰犯罪，最大限度地打擊犯罪分子，從而有效控制犯罪的發(fā)生。如果刑事訴訟活動能夠控制犯罪的發(fā)生，當然可以為公民提供一個安全的生活環(huán)境，**受犯罪行為侵害的發(fā)生概率將大為減少，**保障有望達到較高的層次；保障**是為了使無罪的人不受不法追究，有犯罪嫌疑的人不受不當追究，非法取證本身就是違法甚至是犯罪行為，排除規(guī)則在一定程度上可起到減少不法取證發(fā)生的作用，正如一些美國法學家認為，強迫審問者遵守公平警告和告知信息的原則的正當程序手段，是對在審判前的失敗和在隨后的刑事訴訟的階段里非法獲得證據的威懾。）雖然我們承認保障**和控制犯罪在終極意義上是統(tǒng)一的，但是不能否認它們之間無處不在的沖突。非法方法獲取的證據在客觀上有可能是真實的，尤其是對物證而言，如果將其一律排除，顯然不利于控制犯罪；如果不排除，雖然有助于刑事訴訟控制犯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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