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和武將素質(zhì)的變遷作了深層次的探討。類似的還有李同樂的《北宋士大夫的政治理想和實踐—以北宋前中期為中心的研究》，該文深入研究了北宋中期士大夫“致君澤民”的政治理想和實踐過程。本文將對北宋武將尷尬角色形成的深層次原因及幾個典型武將進行論述和分析，以便我們能更好地認識北宋王朝。討論與分析一、北宋的軍制特點和武將的蛻變（一）北宋時期的軍制特點北宋王朝是在唐末五代戰(zhàn)亂割據(jù)結(jié)束后建立起來的新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親眼目睹了唐末五代時期因武將的驕陽跋扈、擁兵自重，造成的山河破碎和國家分裂。太宗即位后，進一步強化了太祖的治軍制度，曾說：“先皇帝創(chuàng)業(yè)垂二十年，事為之防，曲為之制，紀律已定，物有其常，謹當遵承，不敢逾越”。，使皇帝真正掌握兵權造成唐季五代以來，武將橫行無忌、文臣備受輕蔑的原因之一，就是武將的權力過大，使得文武制衡的天平，向著武將一邊傾斜。宋太祖在中央設立樞密院和三衙，樞密院是掌管軍事的最高權力機關，禁軍則直接由三衙統(tǒng)領?！疤煜轮?，本于樞密，有發(fā)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總于三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fā)兵之權。，文臣壓制武將為了防止“天子，兵強馬壯者當為之”[3]與“黃袍加身”的重演，北宋皇帝刻意提高文官的地位，使得整個王朝形成一種以文馭武、文臣壓制武將的格局。因此，縱使武將有天才般的軍事才能，也無用武之地。因此，形成了猜忌和壓制武將的慣例，有才干的將領難以出頭，庸將得以擢升高位。，以保證中央政權的穩(wěn)固所謂禁軍，就是朝廷的正規(guī)軍，也是皇帝的衛(wèi)兵；諸州的廂兵為地方軍。合諸道之兵足以當京師，則無內(nèi)變?！盵1]由此可看出，宋太祖所創(chuàng)的“內(nèi)外相制”的軍事制度確實起到了集權的作用，而命運悲慘的北宋武將只能在帝王與文臣為主導政治環(huán)境下尷尬地生存。這樣北宋的武將不僅喪失了唐末五代時期跋扈的能力，同時武將自身的素質(zhì)也逐漸消退，形成蛻變之勢。在“與士大夫共天下”思想的影響下，“崇文抑武”之風，在北宋成為主流。在統(tǒng)治者狹隘的政治態(tài)度的左右下，北宋武將已有束手束腳之感，為迎合帝王的意志，武將蛻變已成為了歷史的必然。在宋太祖“今之武臣，亦當使其讀經(jīng)書，欲其知為治道也”[5]的號召下，往常一些不知如何讀書的武將也積極讀書，甚至鬧出一些笑話來。結(jié)果，黨進見到皇帝后，一時緊張，把別人事先教好的文句忘了，只好隨口說了一句：“臣聞上古，其風仆略，原官家好將息。出宮后，有人問黨進，為什么要說這樣的話，黨進回答說，“我嘗見措大們愛掉書袋，我亦掉一兩句，也要官家知道我讀書來。在那個“武將”備受打壓的政治環(huán)境中，明智的武將們已適時調(diào)整了自己的心態(tài)，不僅對皇帝，就連對文官都采取了謙和、恭敬的態(tài)度。由此，士大夫稱他為武將中的楷模。也就是說，當尊嚴和榮譽在與利益和前途發(fā)生沖突時，生存于專制集權體制下的現(xiàn)實主義者，可能采取的行動通常便是壓抑前者而維護后者。北宋武將在政壇上的黯然失色，在自身素質(zhì)上的蛻變，導致最嚴重的后果便是北宋對外戰(zhàn)爭的頻繁失敗，加上后代帝王在繼承“祖宗之法”的基礎上，又創(chuàng)立了多種防范、壓制和歧視武將的政策，使北宋武將不僅角色尷尬，并逐漸淪為了“崇文抑武”政策下的犧牲品。北宋武將尷尬的地位和悲劇性的命運，不僅令當世惋惜，更令后世痛惜。因此，他深知藩鎮(zhèn)專兵、武將跋扈的危害，于是他對待武將往往采取處處提防、疑忌的態(tài)度。如：“杯酒釋兵權”，解除了禁軍將領石守信等人的兵權，迫使他們“累任節(jié)鎮(zhèn)，專務聚斂，積財巨萬” [6] 成為清一色的貪財好色之徒。透過石、張、韓三人的遭遇，可以看出宋太祖對武將的猜忌和北宋武將的悲慘命運。楊信沒有任何軍事才能，僅僅因為他有謹慎和“忠直無他腸”的性格特點，所以“上委任之不疑” [6] 。出身胡族的黨進雖膂力過人，但目不識丁，趙匡胤“以其樸直，益厚之”[6] ，先后任侍衛(wèi)步軍、馬軍都指揮使十余年。太平興國三年，楊信臨死的前一天，多年的啞疾突然好了，楊信對前來探望的太宗表達了感念兩朝知遇之情。果然，宋太祖言語不便的楊信更加信任，還委以重任。在北宋“抑武”政策的壓制下，楊信只能出賣自己的靈魂，一個沒有靈魂的人，他的人生也就沒有了什么價值。楊信如此，黨進亦如此。到了宋太宗朝，帝王對武將的猜忌、防范進一步加強，加上宋太宗個人狹小的氣度、平常的才質(zhì)和陰暗的心理，又有一大批優(yōu)秀的武將淪為了北宋王朝的犧牲品。太宗在給出征大將設置監(jiān)軍的同時，賦予監(jiān)軍們更大的監(jiān)督權，于是統(tǒng)軍將帥的一舉一動都掌握在天子手中。然而，此后監(jiān)軍的設置卻愈益廣泛，還出現(xiàn)了掛“走馬承受公事”[7]頭銜的軍校，隨時向遠在京城的皇帝匯報軍中的動態(tài)。其實，早在先秦時期，軍隊作戰(zhàn)便常注意布陣，如《孫子兵法》就提出要依據(jù)地形以及敵情等不同情況，來安排部隊的作戰(zhàn)隊列。但戰(zhàn)場上的形勢及地形復雜多變，一套固定不變的陣法顯然不可能應付自如。南宋名將岳飛就指出：“陣而后戰(zhàn)，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但沒有多少作戰(zhàn)經(jīng)驗的太宗皇帝，卻非常熱衷制定陣圖，自信運籌宮廷，可以決勝千里之外。然最具代表性的無疑是猛將呼延贊的遭遇。呼延贊滿門投身抗遼事業(yè)，他和全家人身上都刺有“赤心殺契丹”，其子耳后還刺有“出門忘家為國，臨陣忘死為主”兩行小字。他還自己設計降魔杵、破陣刀等重兵器。然而，呼延贊恰恰是處于尚武之風開始淪喪之時，這便注定了其淪為時代的犧牲品的結(jié)局。呼延贊最終困頓死于軍營的庶務之中。到了北宋中葉，北宋統(tǒng)治集團長期奉行“崇文輕武”、“以文馭武”的政策，特別是到宋仁宗朝，這一政策更是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如大將狄青、王德用，甚至是文人出身的將官種世衡、張亢也沒能逃過噩運。北宋時期,武將群體地位低下、角色尷尬和和軍隊戰(zhàn)斗力下降，所帶來的惡果，便是北宋對戰(zhàn)爭的頻頻失敗，成為了北宋滅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先前地位尊崇的武將在皇帝刻意壓制和社會輕視風氣的雙重壓力下，逐漸變成了政治舞臺的配角，成為不受重視的一個群體。在太祖一朝，最具代表性的武將無疑是曹彬了。這種氣質(zhì)折服了對武將評價極為苛刻的北宋讀書人，正是他們將曹彬視為北宋武將的典范。仔細分析，不難發(fā)現(xiàn)，在曹彬的身上，還有除軍事才能之外的東西折服了文臣士大夫和帝王。早在周世宗朝，曹彬掌管禁中茶酒，趙匡胤為了和他交往，故意向他討酒喝。”自沽酒以飲太祖，由是器重焉?！边w客省使。當曹彬凱歌回朝時，他沒有大肆張揚，只是清淡地描寫道：“奉敕差往江南句當公事回。除了謙和謹慎，曹彬還具有當時一些武將少有的 “寬容武將”之風。每次作戰(zhàn)，他都竭力不濫殺百姓，史書上沒有提及他虐待俘虜?shù)挠涗?，他自己也宣稱：“吾為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怒戮一人。為此，在攻城前夕, 曹彬突然稱病不參加軍事會議?！盵9]面對著主將的請求，諸將門都表示同意。這件事情得到了士大夫的稱贊，成為了后世學習的榜樣。到了宋太宗朝，武將竭力改變自身形象以迎合帝王與士大夫的風氣愈演愈烈，并造成了武將素質(zhì)和精神的嚴重蛻變。其中王顯、柴禹錫、趙镕、張遜、楊守一及弭德超等擔任樞密使要職者，皆為以往藩邸屬吏，名為武官，卻幾乎全無戰(zhàn)場經(jīng)歷。直到真宗朝，像王顯這樣的庸將仍然繼續(xù)擔任統(tǒng)帥。如張耆既無戰(zhàn)功，又無謀略，只會坐享厚祿。[6]至于夏守赟則懵于用兵，所謂“性庸怯，寡方略，不為士卒所服”。郭承祐更是人所共知的“小人”。[6]而與這些庸將相反的楊業(yè)、狄青等良將則備受帝王和文臣士大夫的打擊，迫害致死。因此，在各種利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