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券民事賠償若干問題研究-展示頁
2025-04-04 03:53本頁面
【正文】 盾與沖突如果不能及時化解或消彌，那么這種原本發(fā)生在個別主體間的矛盾將可能演化成為劇烈的社會沖突，特別是對于證券糾紛這樣一種更具公共性表征的社會糾紛，其演化成為社會沖突的可能性尤為凸顯。除此以外，行政前置程序的規(guī)定對當事人訴權的限制還體現(xiàn)在其限制了證券投資者向誰起訴的問題，因為只要證監(jiān)會未對造成證券虛假陳述的責任人全部都給予行政處罰，那么逃離證監(jiān)會行政處罰的當事人便因之也就“合法”地免除了民事責任的追究，這樣一種以行政裁決作為社會沖突的最終判斷依據(jù)的做法在違背了法治社會中關于司法最終裁決原則的同時也嚴重地限制了當事人在訴訟對象上的選擇權，并且也增加了違法者向證監(jiān)會尋租的可能性和收益。行政前置程序在筆者看來有以下的反功能： 第一，不當限制了投資者的訴權，此已為大多數(shù)學者們主張。證券市場是一個公共性特征非常突出的行業(yè)，其一旦發(fā)生糾紛，所牽涉的對象將是不特定的成千上萬的社會公眾，由此主導糾紛處理的機關將面臨巨大的政治風險，一旦處理失當，其將承擔難以預料的政治責任，而行政前置程序的制度設計則可以使法院在糾紛發(fā)生初期遠離社會公眾的關注，巧妙地逃脫主導證券糾紛是非的判斷，而一旦證券糾紛的行政處罰決定下達以后，實際上關于證券糾紛的最為關鍵的過錯問題也因之而塵埃落定，至于如何賠償，賠償多少等技術性問題一來不會引發(fā)太多社會紛爭，二則對于法院而言也是駕輕就熟，并且也是一項極易利用專業(yè)性知識平息怨憤的作業(yè)，其政治上的風險與位于前臺的證監(jiān)會之間差距是不言自明的。由于我國司法資源的分配存在著嚴重的地方差異，不同地方法官的素質(zhì)及審判技藝不盡相同，司法地方保護主義傾向較為嚴重，因而同一案件事實極有可能面臨出兩種截然相反的審判結果，特別對于證券民事糾紛這類新型案件更是如此，但是如果法律對起訴設定行政前置程序的要件規(guī)定，那么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可保障證券投資者勝訴的可能性，進而實現(xiàn)對證券投資者統(tǒng)一，公正的司法保護。也許正是出于這樣一種考慮，我們揣測最高人民法院也擔心，如果不通過行政前置程序的制度來限制一些不太理性的投資者的濫訴行為，那么各地法院將因蜂擁而至的證券訴訟而無法開展對其他有社會沖突的有效審理，從而使我國司法運作效率更加低下。[1] 行政前置程序有助于防止濫訴，提高司法效率。由于我國民事訴訟實行誰主張誰舉證的舉證責任的分配制度，因而一旦證券投資者因被告虛假陳述而致?lián)p害，其往往將因無法有效舉證證明被告有虛假陳述的事實而致敗訴，而行政前置程序的規(guī)定則突破既往舉證責任制度對證券投資者的囿限，從而使投資者可以反憑行政機關的處罰決定書或者法院生效的有效判決書便可請求賠償，進而大大減少訴訟過程中的舉證責任，并提高了原告勝訴的可能性。筆者認為，行政前置程序的制度設計在我國具有如下正功能： 減少了證券投資者（原告）的舉證責任?！? ?。ㄒ唬┬姓爸贸绦虻恼δ堋? 正功能是結構功能主義對社會系統(tǒng)或制度進行性質(zhì)分析的主要視角之一。論戰(zhàn)雙方對此的爭議莫衷一是，至今仍未平息?！? 一 行政前置程序的正功能與反功能 行政前置程序的規(guī)定可謂是《規(guī)定》中引起爭議最大的制度設計。雖然《規(guī)定》是最高人民法院經(jīng)多次論證后才頒行的，但是，仔細審視《規(guī)定》的相關內(nèi)容，不難發(fā)現(xiàn)，《規(guī)定》的相關制度理念存在較大缺失，一些制度設計及做法仍有商榷之必要。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年1月10日頒布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證券市場因虛假陳述引發(fā)的民事賠償案件的若干規(guī)定”（以下簡稱《規(guī)定》）無疑是我國證券市場法制化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證券民事賠償若干問題探討——兼評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證券民事賠償案件的規(guī)定魯 籬上傳時間:200717 關鍵詞: 司法權/行政前置程序/司法解釋/民事賠償 內(nèi)容提要: 本文對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關于審理證券民事糾紛的規(guī)定中幾個重要問題進行了檢討和評析。通過對行政前置程序正功能和負功能的剖析，對司法解釋立法化的利與弊的比較，我們可以觀察司法權在我們社會系統(tǒng)中的地位以及司法權擁有者的自我定位和操作理念，文章最后對最高法院的關于民事賠償數(shù)額的確定進行了批評和重新的設計。它標示著我國證券民事賠償從理論層面步入到實踐運作，并且也啟動了投資者證券民事賠償請求權的現(xiàn)實運作，其對于我國證券市場的意義不可低估。基于此，筆者擬對《規(guī)定》中所涉及的行政前置程序，司法解釋立法化及民事賠償數(shù)額的確定等幾個爭議較大的問題逐一探討。有學者以為此規(guī)定限制了當事人的訴權，但另有學者卻主張該規(guī)定減少了投資者的舉證責任，對投資者而言是利大于弊。其實，在我看來，限制投資者的訴權或減少舉證責任都是行政前置程序較為顯明的正功能與反功能，而進一步的功能分析表明行政前置程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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