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知情權和國家工作人員隱私權之間的沖突(參考版)
2025-07-01 22:39本頁面
【正文】 參考文獻：［１］案件來源 《中國審判案例要覽 民事審判案卷（1996年）》 中國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２］ 王利明主編《人格權法新論》 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３］張寶新主編《隱私權的法律保護》 群眾出版社1997年出版［４］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 第591頁［５］ 郭衛(wèi)華主編《人身權法》 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第1次版5 / 5。此話有些絕對，但在理解政府官員及政府官員候選人的隱私權時，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明確的思路，限制政府官員、公眾人物隱私權的標準一個是公共利益，一個是公眾的合理興趣。獻身公共事業(yè)，其私人生活就無法與其所從事之事業(yè)完全分開者，則該權利亦不存在”。對政府官員隱私權限制的目的是為了公共利益,在此,公共利益的價值高于政府官員部分隱私利益的價值。政府官員應當是社會的表率,就一般社會公眾而言屬個人隱私的內容,諸如：年齡、學歷、經(jīng)歷、健康狀況、財產(chǎn)來源等,對于政府官員而言,這些個人情況是他們能否恰當履行職責的必要條件。否則，就可能構成對其隱私及尊嚴的侵犯。低級、下流的公眾興趣是不應該得到滿足的，傳媒不應靠宣傳高官的隱私來取悅公眾，以提高媒體的發(fā)行量或收視率。對社會不良現(xiàn)象的揭露，涉及某些人的隱私時，不得以傷害其人格尊嚴為目的。遵循這一原則，對某些現(xiàn)象需要訴諸社會，但如果不是十分必要則不宜公開具體當事人及其依據(jù)，如果公開必須公開的當事人，也不要牽涉或影射與此無關或關系不大的其他人。為嚴格保護私權空間，公權介入私權空間前，應當履行比較嚴格的手續(xù) （二）權利協(xié)調原則。個人隱私原則上受法律保護，但如果涉及社會政治利益及公共利益，則要區(qū)別情況加以對待。本案中，劉浩巖對嚴孝奎的事實進行揭發(fā)，并不侵犯嚴的名譽權，足以體現(xiàn)了國家工作人員必須受到人民群眾的監(jiān)督。換個角度來說，嚴孝奎作為一名普通公民，劉浩巖在掌握證據(jù)的情況下，就不能對嚴孝奎的事實進行揭發(fā)。當然要是嚴孝奎的社會作風問題不是事實，但劉浩巖是基于憲法規(guī)定的公民對國家工作人員的批評建議權。 從文首的案例可以看出，嚴孝奎作為礦務局長，其個人信息是受到限制的．這種限制就來源于普通社會公眾的知情權．在嚴孝奎的生活作風問題是事實的前提下，劉浩巖知悉這個事實，并在抽查黨風廉正建設座談會的這個場合下告知其他與會的人員，是行使其知情權的體現(xiàn)，也是滿足其他人員知情的需要，而且，嚴孝奎作為一名領導干部，其生活作風足以反映其個人的品質和道德水準，也足以說明嚴孝奎是否稱職，這已經(jīng)是嚴孝奎的個人隱私，而成為知情權的對象。夫妻性生活是完全屬于私人領域的范疇，無論什么情況下，都不應受他人的干擾和調查。官員的通信只要不涉及腐敗、道德和政治丑聞，則應獲得法律的保護。 第三，國家官員享有通信秘密與自由。任何沒有法律依據(jù)的監(jiān)視監(jiān)聽行為都是非法的，無論其對象是什么人，官員當然也不例外。這不僅是官員本人應享有的權利，而且是他與其家庭成員所共同享有的一項重要權利。官員的住宅屬于其私人領域，他有權享有私生活的安寧。同時，對于不同等級和類型的官員來說，他們的隱私所受法律保護的范圍也是不同的，總的來說，職位越低，其個人私事和公共利益發(fā)生聯(lián)系的程度就越低，其受保護的隱私的范圍也就越大。相反，國家官員的部分隱私權仍應與其它公民同樣的受到法律的保護。這些行為理應有充分的透明度，隨時讓社會公眾能知悉相關的真實情況。第四，國家官員在公共場所和公務活動中，無條件的接受公眾和新聞界的監(jiān)督。官員的財產(chǎn)狀況往往是公眾關注的焦點之一，而且對官員財產(chǎn)的公開有利于防止官員腐敗行為的發(fā)生，有利于獲取公眾的信任。一個在生活中道德品質不高尚的人，很難讓公眾相信其適合擔任某項公職。第二，國家官員個人道德操守方面的隱私可以公開。對于一般公民而言，這些個人信息如果他不愿以公開，則應作為隱私受到法律的保護。 綜合考慮以上三個因素可以看出，只要國家工作人員的個人信息與國家政治生活以及社會公共利益有關就不能賦予其隱私權，而應成為知政權的對象。（4）物質待遇優(yōu)厚。（2）理想和抱負的實現(xiàn)。 第三、國家工作人員的利益獲得，雖然國家工作人員的最高價值目標在于為“公”而奉獻，并因此而失去了很多的利益（如隱私范圍受到很大的限制），但其他方面有很大的利益獲得。而對于普通的社會公眾，就沒有民主法制的社會要求，其自己的個人信息不用公開，也不用公示，屬于私人秘密，這就是普通公眾與國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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