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的徽州宗族與鄉(xiāng)村治理(參考版)
2025-07-01 18:56本頁面
【正文】 [ 參 考 文 獻 ][1] 卞利．明清徽州社會研究[M]．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4．[2] 王鈺欣，周紹泉．徽州千年契約文書（宋元明編）第5卷[M]．天津：花山文藝出版社，1991．[3] [美]黃宗智．清代的法律、社會與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4]馮爾康．簡論清代宗族的“自治”性[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1）．[5]王日根．論明清鄉(xiāng)約屬性與職能的變遷[J]．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2）．[6]王日根．明清時期社會管理中官民的“自域”與“共域”[J]．文史哲，2006，（4）．10 / 10。這應當是明清兩朝皇權統(tǒng)治綿延數(shù)百年而頑固難破的一個重要根源。盡管它們彼此間的相互斗爭乃至對抗仍多有存在，“但協(xié)調(diào)共治的主旋律卻一路唱響，” 王日根：《明清時期社會管理中官民的“自域”與“共域”》，《文史哲》2006年第4期?！耙蚨谝欢〞r期以及一些地區(qū)形成了官民協(xié)調(diào)共治的景象”，并逐漸衍生出“官民相得”的政治文明傳統(tǒng)，這種“中國傳統(tǒng)政治文化中，包含了巨大的融通性和內(nèi)調(diào)節(jié)功能”， 王日根：《論明清鄉(xiāng)約屬性與職能的變遷》，《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2期。 劉志偉：《邊緣的中心——‘沙田－民田’格局下的沙灣區(qū)域》，《中國鄉(xiāng)村研究》（第一輯），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就是在以上復雜的利益制衡下，在鄉(xiāng)村治理過程中，宗族與國家之間逐漸形成了互為補充、彼此合作的互動關系。即使像康氏宗族對康杰忤逆不孝毆母重傷一案的和息處理，表面上看與當時的法律規(guī)定相矛盾，實際上它同封建國家所倡導的“威人以法，不若感人以心”《明太祖實錄》卷44。而國家則在里甲、總甲、鄉(xiāng)約和保甲等基層組織維持鄉(xiāng)村秩序并不得力而深感鞭長莫及之時（尤其像徽州那樣的邊遠山區(qū)），認識到宗族在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鄉(xiāng)村社會中的重要作用，于是逐漸有意識地對之加以扶持乃至讓渡（如對族規(guī)家法和村規(guī)民約的默認、支持以及賦予宗族一定的司法權等），賦予了宗族相當大的“自治”性權力， 馮爾康：《簡論清代宗族的“自治”性》，《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1期。鄉(xiāng)村社會是否穩(wěn)定，對國家和宗族來說，都是彼此根本利益之所系。至明代中后期，逐漸形成了“健訟”的社會風習?；罩葑詢伤螘r就出現(xiàn)了“民習律令，性喜訟”《歐陽文忠公集》卷11《居士外集》。實際上，徽州宗族發(fā)揮著類似于地方官府和基層組織的功能，起到了它們難以取代的作用。此類村規(guī)民約和訴訟文書不勝枚舉。如對生產(chǎn)經(jīng)營秩序的規(guī)范、區(qū)域公共秩序的治理以及對社會等級秩序的維護等等。宗族是明清徽州的社會基礎，每個宗族都控制著一個或幾個村莊。其自成體系、約束力強，大多紛爭在告官之前即可得到解決。因而，在宗族內(nèi)部實際上存在著一套比較完備的解紛機制， 目前，有學者把宗族處理糾紛功能上升到宗族審判制度來討論。宗族的祠堂是正俗教化的圣地，是宗族處理矛盾糾紛、執(zhí)行勸誡與責懲的場所，具有地方“法庭”的職能。宗族大都明確規(guī)定了族內(nèi)糾紛解決不經(jīng)官的原則。像對國家的賦役僉派征收、社會的公益設施建設以及對鄉(xiāng)村的各種秩序管理等等。的明清徽州，極具普遍性。這些合約在徽州宗族處理鄉(xiāng)村糾紛與訴訟時極為常見，是宗族解決鄉(xiāng)村社會矛盾時重要而有效的方式，充分顯示出宗族在傳統(tǒng)鄉(xiāng)村治理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合約解紛功能的發(fā)揮，主要依賴于宗族的力量。這些合約，將受損或被破壞的鄉(xiāng)村秩序，通過明晰紛爭當事人之間權利和義務的方式重新加以界定，從而使之恢復原有的穩(wěn)定和有序狀態(tài)。像為了約束鄉(xiāng)民、防范糾紛的發(fā)生，對各種保護對象制訂的封禁合約；為了避免糾紛的擴大、傷害一族之誼，在糾紛與訴訟的處理中，通過宗族調(diào)處而制訂的甘罰合約和息訟合約；為了保護宗族的共同利益、加強宗族的聯(lián)合，在應對外部糾紛與訴訟時制訂的組織族人參訟的束心合約，等等。，亦即民間私約的規(guī)范和解紛功能早就被認識和利用了。民間合約屬于習慣法范疇，是村規(guī)民約中一種重要形式。不得不告官解決者，康氏采用束心合約方式聯(lián)合赴訟，客觀上對穩(wěn)定以宗族為社會基礎的鄉(xiāng)村秩序來說同樣具有重要意義。 參見《民國四年祁門縣康清潭祀秩下四大房立束心合同文約》。進而維護宗族的凝聚力以及在鄉(xiāng)村治理中的權威。參見[韓]樸元熇：《從柳山方氏看明代徽州宗族組織的擴大》，《歷史研究》1997年第1期；[日]中島樂章：《圍繞明代徽州一宗族的糾紛與同 族統(tǒng)合》，《江淮論壇》2000第3期。，為訴訟提供周密的組織和堅實的人力、財力保障，進而爭取官司的勝訴。 由上可見，為了應對外部侵害、保護宗族的共同利益，康氏宗族歃血為盟，不吝資金，專門組織制訂全體族人共同參與訴訟的束心合約?！倍鴪?zhí)匿錢文不出與出身之人徇私肥己者，則“立即逐出祠外，永遠不得入祠”。合約中的強制性措施，康氏宗族規(guī)定：議定之出身人務要鼎立，不得臨時推委，“有推委（者）聽憑逐出祠外”。為確保官司順利進行，康氏還及時調(diào)整了各丁費用的分擔。”《同治十三年三月祁門縣康姓各房立墓山使用議單》。對此，康氏也直言不諱：“本朝康熙初年，詔引天下攤丁于地。關于訟費的分派與收取，康氏宗族采用的辦法非常獨特，基本上照搬了國課的攤派與征收辦法。還應當注意的是，為了取得勝訴，訴訟出身之人也可重托雖與官司并無直接關系但屬同宗中“長于官府訟才者”來擔任。訴訟出身之人，主要指代表宗族奔赴衙門、面官呈控之人，而經(jīng)手之人則指整個訴訟過程的策劃和組織者，像各項費用的收取和支出記錄等。同治十三年九月十六日立束心合同文約康靜齋公祠《同治十三年九月祁門縣康靜齋公祠秩下四大房等立束心合同文約》。出身之人亦不得徇私肥己，如有徇私肥己等情，亦與執(zhí)匿錢文者同罪一樣，此固吾靜齋公一脈長久之策也。下為子孫長遠之謀。無如長于官府訟才者亦少，合祠嘀議重托下三門宗族康水心宗長老先生出身辦事，敷治訟費事用備銀二百余兩。《同治十三年三月祁門縣康姓各房立墓山使用議單》。一、議控案人每日給伙食制錢一百八十文，外用另開?？荡迦亩?，坑口三十二丁，板溪八十八丁，樟源十丁，板石壹百拾丁，禮屋七十七丁，曲塢六十一丁，碧桃二百零九丁，清石潭三十三丁。其合議條款如下（事由與上引合約相同，略）：一、議出身控案人 起志、起茂、起林、光淇、達衢、尚余，抱呈 濟馨、芳齡。同治十三年三月初一日立此保祖合文 康靜齋祠秩下經(jīng)手 潘、允和、圣林等《同治十三年三月祁門縣康靜齋公祠秩下四大房等立保祖合文》。所有費用均系眾辦眾用，恐費不敷暫移應用，候事畢經(jīng)手之人將賬算明，秩丁攤派，不得累及出身之人，出身之人毋得徇私肥己，自后祀內(nèi)人等永毋翻悔生端異說。今于陳姓魆地葬墳一所，在汪氏孺人墳下首，誠恐日后以墳占山加冢侵害，祠內(nèi)人等是以束心，立有保祖合文，議定司事之人往邑控案。這次訴訟的組織極其嚴密，在徽州宗族參與訴訟的眾多個案中尤為典型。之所以能夠如此，顯然是與上述合約制訂的周密組織和保障措施有關。這起訴訟打得異常激烈，康氏一直告控至撫按衙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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