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政府可以通過多種方式逐步將它原來直接提供的部分殘疾人公共體育服務的責任轉移給企業(yè)、社區(qū)或民間組織，具體的制度安排在不同的殘疾人公共體育服務領域。提供者是殘疾人公共體育服務的直接生產者，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企業(yè)或其他民間組織?，F代社會的脆弱性和公共事務的廣泛性使得政府沒有能力、也沒有必要承擔一切公共服務以及由此而來的巨大社會責任，殘疾人公共體育服務供給可以由政府單一中心供給模式轉向政府、社會和企業(yè)共同承擔的多中心供給模式。傳統的殘疾人公共體育服務提供模式是政府同時充當提供者和安排者，政府親自籌集資金，設立部門，聘用人員，提供服務。殘疾人公共體育服務應當由政府部門來提供，但并不意味著殘疾人公共體育服務就應當唯一地由政府部門提供。一是要提高殘疾人公共體育服務供給的效率，即要以有限的財政資金使殘疾人群體獲得最多的公共體育服務；二是要提高殘疾人公共體育服務供給的針對性，要以滿足殘疾人基本公共體育服務需求為根本出發(fā)點。拓寬供給渠道，還要充分調動殘聯、共青團、婦聯等社會團體、民間團體和基金會參與殘疾人公共體育服務的積極性，共同參與的殘疾人公共體育服務，提高殘疾人公共體育服務的數量。加強中央、省級政府以及各級體育彩票公益金對殘疾人公共體育服務的轉移支付力度，要以中央和省級政府為供給主體。若各方面都能對此達成共識，就一定能夠實現中國殘疾人聯合會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描述的“共同中國夢、共寫信篇章”的宏偉藍圖。從社會學層面和社會公平的角度看，殘疾人公共服務供給現狀，可以說存在著權利不平等和機會缺失，不僅僅是經濟方面的原因，也存在著制度性和政策性原因。各級政府、各社會團體，慈善公益機構都應牢固樹立殘健融合，一視同仁的觀念。在健身指導方面，每2萬人擁有一名社會體育指導員。與健全人相比，直接與殘疾人參與體育活動相關聯的場地設施無障礙化、健身指導和參與體育競賽等方面的公共體育服務缺乏均等化。調查顯示，東部發(fā)達地區(qū)的殘疾人對體育健身、殘疾人合法權利保護和殘疾人體育信息等方面的公共體育服務需求較大；而西部經濟欠發(fā)達地區(qū)的殘疾人則對殘疾人專門場地設施和健身指導等方面的需求較為強烈。殘疾人公共體育服務區(qū)域間不均等。由于在殘疾人的參與體育活動中過分強調了家庭和殘疾人的自我保障功能，對責任主體缺乏明確的規(guī)定，公共財政的投入比較少，保障資金短缺，殘疾人公共體育服務體系還沒有真正發(fā)揮其應有的作用。目前，體育、殘聯、財政、教育等多個政府部門都出臺了相應的政策來保障我國殘疾人公共體育服務的供給。這就導致了殘疾人群體的公共體育服務需求和表達渠道不暢，公共體育服務的供給主體與供給渠道單一。從國際經驗來看，非盈利組織是推動殘疾人公共體育服務發(fā)展的重要力量。這與單獨由政府提供的少量資源形成巨大的反差。隨著經濟發(fā)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殘疾人對公共體育服務的需求越來越大，研究表明，社會越發(fā)達越進步，殘疾人對公共體育服務的需求越強烈。（2）殘疾人體育隊伍建設不足。我國殘疾人群眾體育活動示范點僅為209個，；我國殘疾人體育訓練基地共計220個。這種不足主要表現為以下方面。圖2不同年齡殘疾人公共體育服務供給方式本研究運用Gephi數據可視化工具，將不同文化程度被調查者獲得公共體育服務途徑數據進行可視化分析，分析結果顯示（見圖3），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被調查者獲得公共體育服務的主要途徑是政府提供（直接生產）方式；初中文化程度被調查者獲得公共體育服務的主要途徑是混合提供方式；高中文化程度被調查者獲得公共體育服務的主要途徑是政府提供（間接生產）方式；高中文化程度被調查者獲得公共體育服務的主要途徑是市場提供方式。通過市場提供獲得公共體育服務的被調查者年齡集中在1830歲和31~40歲兩個年齡段。表11 殘疾人公共體育服務供給方式頻數百分比（%）累計百分比（%）政府提供（直接生產）218 混合提供165 政府提供 (間接生產)112 市場提供54 自己提供21 其他6 從被調查者的性別來看（見圖1），政府提供（直接生產）、混合提供和政府提供 (間接生產)三種方式是男性和女性殘疾人獲得公共體育服務的主要途徑，其中女性稍多于男性；在市場提供和自己提供這兩種途徑中，男性稍多于女性。表10 殘疾人體育比賽地區(qū)數量（個）百分比（%）上海16山東10北京7吉林6福建6天津6江蘇5湖南5表3顯示，被調查的殘疾人中獲得公共體育服務的途徑分別為政府提供（直接生產） %；混合提供，%，政府提供 (間接生產)，；市場提供， %；%占，%。表9 殘疾人群眾體育健身活動參加人數地區(qū)數量（人次）百分比（%）北京5000四川5000上海3800天津3200陜西3000江蘇2500福建1650浙江15002012年期間（數據來源《中國殘疾人事業(yè)統計年鑒》），我國開展殘疾人體育比賽共計100次。表8 殘疾人群眾體育健身活動地區(qū)數量（次）百分比（%）陜西40上海20福建17北京12江蘇10河北10天津8新疆62012年期間（數據來源《中國殘疾人事業(yè)統計年鑒》），我國殘疾人群眾體育健身活動參加人數共計36610人次。2012年期間（數據來源《中國殘疾人事業(yè)統計年鑒》），我國舉辦的殘疾人群眾體育健身活動共計173次。開展殘疾人群眾性體育活動是中國殘疾人事業(yè)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殘疾人全面參與社會生活的重要途徑之一。表7 聘用教練員數量前8位省份地區(qū)數量（人）百分比（%）上海160吉林55河北50福建46甘肅37遼寧35江蘇31北京30截止2012年（數據來源《中國殘疾人事業(yè)統計年鑒》），我國聘請的殘疾人教練員共計828名。表6 殘疾人體育健身指導員數量前8位省份地區(qū)數量（人）百分比（%）北京450%江蘇150%上海50%福建35%廣西30%吉林24%湖北20%陜西20%截止2012年（數據來源《中國殘疾人事業(yè)統計年鑒》），我國殘疾人體育健身指導員共計886名。專門的殘疾人指導員是開展殘疾人體育活動的組織者，是從事體育基本知識、技能傳授，指導鍛煉活動和組織管理工作的人員，主要人員包括殘疾人體育健身指導員和指標殘疾人運動員訓練的教練員。表5 殘疾人體育訓練基地數量前8位省份地區(qū)數量（個）百分比（%）遼寧28上海23陜西23河北15吉林14福建13湖北10海南10截止2012年（數據來源《中國殘疾人事業(yè)統計年鑒》），我國殘疾人體育訓練基地共計220個。表4 殘疾人群眾體育活動示范點數量前8位省份地區(qū)數量（個）百分比（%）上海55北京30甘肅25湖北20陜西13江蘇11吉林10安徽8截止2012年（數據來源《中國殘疾人事業(yè)統計年鑒》），我國殘疾人群眾體育活動示范點共計209個。殘疾人專門的體育場地設施的發(fā)展規(guī)模和水平是一個國家經濟發(fā)展水平和社會文明程度的重要標志之一，專門的體育場地設施是殘疾人公共體育服務發(fā)展的物質基礎，是普及殘疾人體育運動，提高殘疾人競技體育水平的關鍵因素之一。規(guī)則7表示殘疾人公共體育服務需求構成中選擇定期組織殘疾人體育比賽的被調查者，%。規(guī)則5表示殘疾人公共體育服務需求構成中選擇專門的殘疾人體育活動場所殘疾人體育用品的被調查者，還將會有專門為殘疾人服務的體育組織、%。規(guī)則4，殘疾人公共體育服務需求構成中選擇參與體育健身活動體育活動場所設計無障礙設施的被調查者，還將會有專門為殘疾人服務的體育組織、%。這表明被調查者在選擇參與體育健身活動以后，將選擇殘疾人體育健身指導的可能性大于用于專門的殘疾人體育活動場所的可能性。規(guī)則1表示殘疾人公共體育服務需求構成中選擇參與體育健身活動的被調查者，%。），得到涉及殘疾人公共體育服務需求構成的關聯規(guī)則如表3所示。因此，從所收集到的大量序列數據中，挖掘殘疾人公共體育服務需求構成選擇的前后關聯性特征，進而推斷其后續(xù)的發(fā)生可能，對于研究殘疾人公共體育服務需求構成特征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但是當被調查者第一選擇的消費支出是參與體育健身活動時，后續(xù)選擇中出現體育活動場所設計無障礙設施和定期組織殘疾人體育比賽的可能性；或者是當第一選擇和第二選擇等前項選擇是體育活動場所設計無障礙設施和定期組織殘疾人體育比賽時，后續(xù)選擇中出現殘疾人體育用品需求的可能性等問題很難通過運用描述統計方法予以解決。這表明參與體育健身活動和體育活動場所設計無障礙設施等內容是殘疾人公共體育服務中首要考慮的問題。%%，居第二位和第三位，%的被調查者在殘疾人公共體育服務需求中涉及體育健身指導的內容。本研究選擇樣本量為750個，符合社會學研究的樣本需求，共發(fā)放問卷750份，回收問卷613份，%，有效問卷576份，%。數據收集采用分層抽樣和簡單隨機抽樣為主的抽樣方法，對陜西省、遼寧省、湖南省、西藏自治區(qū)和河北省的殘疾人進行抽樣。本研究運用文獻資料法對現有研究成果進行梳理，并結合開放式問卷、專家走訪及調查對象訪談等方法形成了初測問卷，隨后經過3輪專家調查確定其效度和信度。2000、2002007和2011年分別舉辦了第五、六、七和八屆全國殘疾人運動會,2002006和2010年先后舉辦了三次全國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2012年倫敦殘奧會，中國代表團以95金71銀65銅、231塊獎牌高居獎牌榜首位。2004年，雅典殘奧會派出287人組成的代表團，其中運動員200人，參加11個大項、284個小項的比賽。三是殘疾人體育賽事和群眾性體育活動蓬勃開展。為了迎接2008年殘奧運會, 中國殘疾奧林匹克運動管理中心于2003年正式成立,編制850名(含運動隊),每年經費達到1億元人民幣。表1 “十二五”時期殘疾人基本公共體育服務國家基本標準服務項目服務對象保障標準支出責任覆蓋水平殘疾人體育健身服務殘疾人免費享有體育健身指導服務中央和地方財政共同負擔建立1200個殘疾人體育健身示范點，經常參加體育健身的殘疾人比率達到15%以上二是服務于殘疾人體育的人員、經費和機構等持續(xù)增加。一是將殘疾人公共體育服務納入國家基本公共服務范疇。新形勢下,我國殘疾人公共體育服務改革逐步推進,進入一個發(fā)展和完善的新階段，經過廣大殘疾人、殘疾人工作者、體育工作者的積極參與和共同努力，我國的殘疾人體育工作進入了快速發(fā)展時期。新形勢下,我國殘疾人公共體育服務改革逐步推進,進入一個發(fā)展和完善的新階段，經過廣大殘疾人、殘疾人工作者、體育工作者的積極參與和共同努力，我國的殘疾人體育工作進入了快速發(fā)展時期。經過一系列的改革,我國殘疾人公共體育服務的制度化、系統化初步形成，建立了一套比較完善、規(guī)范的殘疾人公共體育服務體系和制度,培養(yǎng)了一支具有專業(yè)化水平的殘疾人公共體育服務隊伍?！?1995年，國務院頒布了《全民健身計劃綱要》，其中第十五條規(guī)定：“廣泛開展殘疾人體育健身活動，提高殘疾人的身體素質和平等參與社會活動的能力?！?199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第十六條規(guī)定：“全社會應當關心、支持老年人、殘疾人參加體育活動。三是通過法律、法規(guī)的形式將殘疾人參與體育的權益予以明確。二是增加了殘疾人公共服務的經費預算和人員編制。這些改革主要包括：一是理順殘疾人公共體育服務機構的歸屬管理問題。在這個宏觀大背景下, 1993年原國家體委將這一時期體育改革基本方向調整為生活化、普遍化、社會化、科學化、產業(yè)化和法制化等六化,并提出了6大類29項改革措施[3],使得我們的體育改革逐步由過去的在體制外圍展開向著深層次的、最核心的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深入。（1990年1999年）1992年年初,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及時深刻地回答了我國改革開放中“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重大問題，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重要理論指導。1987年，第二屆殘疾人運動會在河北省唐山市舉行。1984年6月，中國殘疾人體育和健全人體育一樣，重回國際賽場，組團參加了當年的奧運會和殘奧會，兩位盲人姑娘平亞麗、趙繼紅面對各國強手，勇于拼搏，分別奪得女子BB3兩個級別的跳遠金牌。中國傷殘人體育協會成立后，每年有16萬元的活動經費。為了殘疾人體育有更大的發(fā)展空間,國家及有關部門先后制訂和頒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規(guī)，其中1984年、1987年原國家體委曾三次下發(fā)《關于加強開展傷殘人體育工作的通知》。全國各省、自治區(qū)、直轄市殘疾人體育協會也相繼成立。1983年10月，天津市體委、民政局等四家單位聯合發(fā)起并舉辦了傷殘人體育邀請賽，借此機會國家體委等部門在天津召開了全國傷殘人體育工作者和運動員代表大會，選出了以衛(wèi)生部部長錢信忠為主席的第一屆傷殘人體育協會。（1978年1989年）改革開放以后,殘疾人的權益保護得到各級政府部門的重視，殘疾人體育事業(yè)得到了較快發(fā)展，殘疾人公共體育服務開始萌芽。不同區(qū)域之間殘疾人體育公共服務資源配置的不均衡導致了東部殘疾人體育公共服務資源的配置優(yōu)于中部，而中部又優(yōu)于西部。當前，我國在殘疾人體育公共服務建設方面，供給疲軟、資源配置不均、效率不高等現象突出。 服務資源配置的均衡性均衡性主要指殘疾人公共體育服務體系中的體育資源配置。殘疾人公共體育服務不僅要發(fā)揮政府部門及公共財政支持的事業(yè)單位的主導作用，而且要大力動員和鼓勵社會各界力量建立非營利性殘疾人體育公益服務機構，參與殘疾人公共體育服務。殘疾人公共體育服務是殘疾人體育的一部分，也是政府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