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邏輯,在于經驗-wenkub.com
2024-09-30 23:43 本頁面
【正文】 ” 一個國家能夠鼓勵好奇心驅動的研究體現(xiàn)了一種寬容和自信。”（，ethics，1936，頁385，引自putnam的文章，頁1675，見上文。那些讓別人被動地受施舍的改革家和慈善家往往也是類似結果。（毛澤東選集第二卷） 現(xiàn)在，我們終于有了高中畢業(yè)生的“腐敗”的證據。） 夠不夠民主的資格。不讓我“知”，還不準我妒忌猜測么。這樣的效率和公平的兩難問題是公眾天天面對的，所以叫做“公共政策”問題。 誰都痛恨那些膽敢在高考中作弊的師生，可是面對給專家子女加分或降低分數線的政府行為，道德判斷突然間變得那么不容易?？刂普吆捅豢刂普哳櫭剂x沒有平等可言。兩個“條”堵不住縫，就再貼一“條”。一方面，國家有檢察院，反貪局，監(jiān)察部，審計署，紀檢委，還有專門對付高層的“雙規(guī)”，“條”的制度在不停地“創(chuàng)新”；海關法的新增第四條為海關內部專設公安機構提供了法律根據。有人說，中國剛剛過去的九十年代是學術專業(yè)化的十年。誰能說這不是好事呢。問題是我們似乎更喜歡前者。 一條馬路，煤氣公司挖開再填上；電話公司挖開再填上；自來水公司挖開再填上。[參閱《》七月十六日] 其實問題不是專家應該不應該參與治國，或報紙要用多少專家的稿件，問題在于：構成國治的人民為什么不能參與。我們有過保甲，有過公社，有過單位，有過戶口和居委會，什么時候才能有為公眾所有的社區(qū)。事故之后是不是靠一批上面和外面來的專家（工程的，法律的，政治的）來調查和整治?！? 專家選地方官的技術不知有多可靠。這是個認識論的論斷。但是，杜威對專家保持一種警惕。過河的后果從來都是由公眾承擔的，摸石頭的探索過程也應該是公眾參與的。按照杜威的實用主義，科學探索無論是關于自然的還是社會問題的，都需要開放的心態(tài)，自由的信息交流。公眾要對所受到的間接影響做出反應，有的影響要發(fā)揚光大，有的要祛除，有的要調整。公眾顯然不僅是任意一堆人而已。現(xiàn)代交通的發(fā)達會讓“過客”來去得更便利。某社區(qū)里，某男付錢給某女，某女以性為交換。“區(qū)”字固然很好地反映了一群人生活在一定的地理區(qū)域里，卻把“共同生活”的意思略去了；反倒是靠專業(yè)知識維系的集體被稱作“共同體”?！坝涗浐徒涣魇侵R所不可或缺的。從他的實用主義來看，“科學只有在應用中才變成值得尊重的知識，否則，科學就是支離破碎的，盲目的，扭曲的。（杜威，頁203205） 杜威的貢獻正在于他因應新的形勢，撇開經典的關于民主的政治學理論，為民主作了“認識論的辯護”。據筆者初步檢索，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及其結構性轉變》沒有引用杜威。大社會沖破了地方社區(qū)，卻沒有帶來“大社區(qū)”（greatmunity）。工業(yè)化之前的美國主要是以地方社區(qū)（localmunity）為單位的民主自治。民主就是為那時候準備的。如果事事有專家，民主還有必要嗎。有了這些技術，還用得著‘點人頭數’的多數決定制之類傳統(tǒng)政府系統(tǒng)嗎。當然，杜威也看到了一門又一門新科學新專業(yè)知識的出現(xiàn)。對于杜威，問題恰恰是各種各樣的專業(yè)知識和掌握它們的專家對美國之“國治”的威脅?！盵richardposner，professionalism，40arizonalawreview1，（1998）] 這個被波斯納大加贊許和宣揚的專業(yè)化曾經讓一位美國的思想家深為不安。我們剛從沒有法律的狀態(tài)過來。在紀念《法律之道》發(fā)表一百周年的文章里，[richardposner，thepathofthelawafteronehundredyears：thepathawayfromthelaw，110harvardlawreview，1039，（1997）] 他明確提出霍姆斯倡導的其實是所謂“替代說”（supersessionthesis），即法律不過是人類歷史過程中不得不有的一種社會控制（socialcontrol）方式，最終將被歷史拋棄?！吨貥嫛吩诤艽蟪潭壬弦蕾囉诓ㄋ辜{（richardposner）法官的觀點，文章六次引用波斯納。”4）法學界，法律界作為一個職業(yè)集團勿以鴕鳥政策對待科技和經驗性的實證研究。談到這里，另一個問題冒出來：既然道德維度是法律和科技的關鍵分水嶺，那法律的道德維度從何而來。討論至此，一個理論性的問題期待著回答：假如科學和技術發(fā)達到了能確定地回答所有人類社會的問題，法律還有存在的必要嗎。朱教授認為：其一，“法律與科學是不同的社會實踐領域，因此遵循的原則往往不同”；（這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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