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0。 實際上，這幾句詩說的就是將仆庸土田封賜給申伯。其原意是周王封申伯于謝這個地方，而把謝的原住民作為他的仆庸，替他耕種土田。只是因為詩的關系，把仆庸與土田分成兩句來說，同時又把仆庸簡化為庸罷了。雖然這個庸字也是有爭執(zhí)的。譬如朱熹就解釋“庸，城也〞，以為是命謝人筑城。但鄭玄不作此解，以為“庸，功也〞，就作工作或勞動來講。顯然鄭玄的解釋比之朱熹多少要強些。至于這里所謂命傅御遷到謝去的“私人〞，那么亦就是祝佗之所謂“丑類〞之類，即申伯所私有的奴隸了?？梢娢髦艽笮》饩加卸N奴隸：一種是族屬式的私有奴隸，而另一種那么是原住民式的國有奴隸。 從上述種種情形來看，仆庸不是城垣而是原住民，這一點根本上已不會有什么疑義。但仆庸是否即如我們所說的國有奴隸，可能還會有人不同意的。其實，單就字面上講，仆、庸這二個字的本身也已經(jīng)是奴隸之謂了〔仆就是奴仆之仆，而庸就是庸保之庸〕。而國家主權的代表者，并且也只有國家主權的代表者，才可把他們連同土田恩賜給其臣屬，那么這種奴隸除了國有之外，又何能作其他解釋呢？ 這么一來，人們或者會覺得很吃驚吧。假如以庶人、仆庸等等見稱的原住民都是奴隸，那么這不就是說周代的人民根本上都是奴隸了嗎？不錯，事情也確實是這樣。這正是馬克思所說的“存在著普遍奴隸的東方〞〔?資本主義消費以前各形態(tài)?第三三頁，重點符號是引用者加的〕的實際狀況，周人自己也說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并沒有什么可奇怪的。 根據(jù)種種情形來看，應該說，在武王克商之前，凡在原來商周的主要地區(qū)，或者至少是商人的根本地區(qū)里，這種國有奴隸是已普遍地存在了的。不然的話，周初就不可能用仆庸土田制度來進展封賜。而事實上這種國有奴隸在商代也確實存在的。甲骨文里所稱的“眾人〞正是他們，這一點在前面也曾提到過了。而在周人詩中〔?大雅臣工篇?〕，我們也曾見對他們有以“眾人〞相稱的?？磥碓谥艹醯臅r候可能還是沿用商代這個舊名稱的。 由于資料的限制，或者也是理解的程度有問題，今天我們雖不敢斷定商代有沒有仆庸土田制度〔我是疑心甲骨文?林?二一一一六，“{K23827}眾人立大吏于西奠{K23860}〔伯〕〞，很可能就是這種制度的記錄〕。但是我們敢肯定說：“眾人〞確是商代原住民式的國有奴隸。從甲骨文里，我們知道：眾人的種田是由商王來下令的，并且只要下令就不需要臨時集合起來。但商王要眾人去服徭役，卻要經(jīng)過一番臨時征集，不如“眾〞那樣根本沒有見要“{K23827}〞過。這不正好說明他們是原住民式的國有奴隸嗎？因為他們人身是屬于國家的，消費成果也是歸國家的，所以他們的種田要國家主權行施者商王來下令；同時又因為他們是原住民，村村落落分居于全國各地，種田是他們本行，土田都在他們的近旁，所以要他們種田就不須臨時征集；而一旦要他們出去服徭役那么就要臨時征集了。這種情況，假設不是原住民形式的國有奴隸，那就無法解釋。所以這是無疑的，即商代的“眾人〞實際就是周代的庶人〞或“仆庸〞。從而這里我們也就可以看到：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他們被統(tǒng)治者貶為奴隸之后，就世世代代成了奴隸主國家的“活的消費資料〞。他們在自己家鄉(xiāng)為奴隸主消費財富，并繁殖奴隸。雖然他們曾有過種種對抗〔例如卜辭的“王途眾人〞〕，但總沒有逃出這種悲慘的命運。到了商朝滅亡，他們就被周王當作國家的財產(chǎn)接收了。冷酷的事實就是這樣。 ?漢書食貨志?有關于“殷周之盛〞農(nóng)村情況的一段表達，我以為它所描寫的有幾處正是這種原住民形式的國有奴隸的情形。?食貨志?說： “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yǎng)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強也?！?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鄰長坐于左塾，畢出然后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 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風俗也。〞 這里班氏說的是“殷周之盛〞時的農(nóng)村情況。就是說商代和西周時都是這樣。假如我們注意一下他所說的內容，那么只要揭掉他的一層稱頌的外衣，馬上就可看到原住民形式國有奴隸的生活真象： 〔一〕“二十受田〞、“六十歸田〞，這說明土地是國有的，并且奴隸們所使用的土地，父子似還不得承襲： 〔二〕“上所長也〞、“上所養(yǎng)也〞云云，不僅說明奴隸的人身世世代代都是國家〔國王〕所有，在那里家庭不過是這種奴隸的再消費機關，而且也說明他們沒有私有財產(chǎn)，消費物統(tǒng)統(tǒng)歸國家所有。不然的話，那就談不到什么“上所長也〞、“上所養(yǎng)也〞了。 〔三〕再那么農(nóng)民們工作出入時，都受里胥和鄰長的監(jiān)視。所謂里胥，看來就是國家所派的最基層的官吏，而鄰長可能就是國家所委任的當?shù)厝?，以輔佐里胥的。 〔四〕從“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和紡織物需要“同巧拙〞、“合風俗〞，薪樵之有些多少亦須監(jiān)視等種種情形來看，那么不僅知其勞動時間很長，一切事情監(jiān)視得非常之嚴，而且還說明了這里的“里〞是一個奴隸組成的共同體，有著某種共同生活。因為奴隸們假如是以各自家庭為生活，那么他們回家時有否帶柴草，就根本不需要監(jiān)視，更不成為監(jiān)視的工程了。只有當他們是共同生活著的，譬如共廚灶的時候，這樣的監(jiān)視才成為必要〔事實上紡織品之必需同巧拙也含有這種意義。因為紡織品除交貢給國家外，一部分是供應他們自己共同消費的。既是共同消費，自亦需要同巧拙，否那么就不好辦〕。 所以?漢書?這些資料，不但再次證明了土地與人身的國有，并且還證明了“民〞所消費的財富，包括他們自己的生活資料在內，也都是國有的。同時更告訴了我們：這種原住民形式的國有奴隸，是以村邑〔里〕為單位編制起來的。一方面國家按村委派下級官吏來統(tǒng)治管理他們；而另一方面，各村的奴隸還有著一定的共同關系的束縛，也就是說，還有著類似“村社〞那種舊時代的剩余形式〔看來“受田〞“歸田〞，可能是“里〞范圍內來進展的〕。 奴隸而又有類似村社那種關系，這兩者之間，好象是太不協(xié)調了吧。但當我們知道他們是分居于海洋一般的廣闊農(nóng)村里的國有奴隸的時候，那么就容易理解到保持著他們這種關系，是大大有利于奴隸主的剝削與統(tǒng)治的。因為這種類似村社的關系或形式，不但便于奴隸主的管理監(jiān)視，并且還對奴隸有很大的制約、互相監(jiān)視作用和精神上的奴役、束縛作用?？磥磉@是從氏族社會末期過渡到奴隸社會時，奴隸主有意識地保存維持下來的。自然隨著社會性質的變化，這種共同體的性質也根本變化了，它已不再是一般意義上的村社，而是奴隸主奴役原住民式國有奴隸的組織形式。這種組織形式，在當時社會里就是消費的基層單位，同時也是行政上的基層組織。廣闊的農(nóng)村就被無數(shù)個這樣的基層單位或基層組織所覆蓋著。它們好象是王家韭菜園里一棵棵的韭菜，長多少就給奴隸主割多少，而自身幾乎永遠保持著原來差不多大小的一棵〔注：假設把這種情況去和西雙版納傣族的寨子作一比擬，或者會使我們的概念更清楚些。雖然西雙版納的寨子，從其性質上來說已經(jīng)是封建剝削制度了，但是在他們的法律上，我們仍然可以看到這些寨子原來是奴隸組織的痕跡。法律說：“只要頭腳下地〔脫胎〕，就是召片領〔最高統(tǒng)治者〕的奴隸；長在頭上幾億根頭發(fā)〔比喻臣民〕，都是召片領的財產(chǎn)。〞這里使用奴隸與財產(chǎn)等名稱，當然不能看作偶爾。顯然它說明在今天人們從傳說中所能追溯到的以前，這些寨子本來都是奴隸組織，不僅是“卡召〞〔召片領的家奴〕之類而已〔參看人大民族委員會關于“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社會概況〞調查材料之三，十及二十四頁〕?！?。 ?漢書?所提供的這些資料是很可珍貴的。雖然我們很遺憾，不知道班氏之所據(jù)終究是何處。但可以相信決不致是他憑空所想像的〔注：關于“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云云，類似的記載，也見于?尚書大傳?及?公羊傳?宣公十五年的何休注中。何休時代后于班固，這自不待言。?尚書大傳?看來也不可靠，如說“民〞在左右塾出入時須“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朋友不相逾〞等等，顯然是儒家造作之說，其書很可能成于?漢書?之后，不象是?食貨志?這段話之所由出的?！?。以班氏這樣的一位歷史家，誤用資料，自所難免〔譬如前引這些資料，他把它看作是與井田制相聯(lián)絡的“仁政〞就是證明〕，但如許多經(jīng)學家那樣來一套托古改制，捏造事實，這是決不會的。因此前面這些資料應該是可以相信的。尤其是班氏把它錯解了，更使我們可以相信他原來是確有所據(jù)的。 原住民式國有奴隸的情形，經(jīng)過?漢書?這些資料說明之后，大體上已可弄清楚了。但是這里還有一個問題尚須我們作進一步解決，那就是從?尚書費誓?的情況來看，我們知道在這種國有奴隸手中，似乎還有一些財產(chǎn)，而與前面所說生活手段也是國有的情形有些矛盾。 我們知道，?費誓?是個軍事發(fā)動令，它的最后兩條是針對三郊三遂的魯人說的。所謂三郊三遂的魯人，就是我們前面說過的伯禽封國時周王賜給他的商奄之民，即仆庸土田的仆庸，這點當不致會有什么問題。那么?費誓?怎么說呢？ “魯人三郊三遂，峙〔持〕乃楨{K23861}。甲戌，我惟筑，無敢不供，汝那么有無余刑，非殺〔除了殺之外的最重刑罰〕。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藁〕，無敢不多，汝那么有大刑〔死刑〕。〞 這就是說，伯禽要他們提供楨{K23861}〔建筑工事用的板和樁子〕和芻藁〔喂牲用的草料〕。于此可見他們是有板、樁子和草料之類的一些家當?shù)摹６鴱乃麄冎胁萘?，也可推想到他們有某些家畜。總之，不管多少好歹，他們都有實際上屬于他們或可給他們支配的一些財產(chǎn)，那是不會錯的。 正因為這樣，所以我們說：原住民式的國有奴隸，他們和使用于貴族自己所經(jīng)營的莊園里的奴隸〔即以?七月篇?所描寫的農(nóng)夫為代表的〕是不一樣的，當然與西方古典社會里的奴隸形態(tài)是更不一樣了。 那么奴隸而居然有財產(chǎn)，這不奇怪嗎？其實不然。我們知道，他們是國有奴隸，人數(shù)既多，又是村村落落地分居于廣闊的農(nóng)村里，雖然國家有里胥鄰長之類去管理他們，但如要對他們也用對農(nóng)莊里奴隸的那種方式來辦理，即將所有勞動消費物統(tǒng)統(tǒng)上交給主人，而他們的生活需要又向主人去領取，這是不可能的。從而，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他們每一村落，也即每個組織，就不能不自成一個農(nóng)業(yè)與手工業(yè)相結合的、獨立進展再消費的單位；而他們的勞動消費物，也不能不與此相適應地分為二部分：一部分上交給國家，而另一部分就留在村里，作為他們的生活和再消費資料之用。這里他們的上交終究用怎樣的形式，我們且暫不管它，等到下面再說，但有一點先可肯定，那就是一定留有一部分以所謂“上所養(yǎng)也〞的形式作為他們生活之用。當然，這部分生活資料，在法理上也仍是“上〞所有的〔因為從其性質上說，它不過是再消費奴隸的消費資料〕，不過在實際使用上那么歸他們罷了。而從他們還是共同體，生活上不完全獨立的這一點來看，那么作為他們生活資料的這一部分消費物，只恐還該留在村的組織里，由里胥之類再發(fā)給他們才能用的。 由此可見，從?費誓?里所看到的原住民式國有奴隸的財產(chǎn)，并不是什么奴隸的私有財產(chǎn)，它不過是奴隸主留給他們的，歸他們村組織所支配的生活資料而已，它和通常的所謂私有財產(chǎn)或私人經(jīng)濟是完全不一樣的。 或者有人會問：前述這種奴隸是否叫他們是農(nóng)奴來得更妥當些呢？恩格斯不是曾說么：“農(nóng)奴制和隸屬狀態(tài)確實不是特別中古封建的形態(tài)，到處或幾乎到處都有，即在征服者讓故居民替自己耕種土地之處也都如此。〞〔?馬克思恩格斯通訊集?第四卷六七二頁，三聯(lián)書店一九五八年版〕不錯，原住民式的奴隸，有些地方確實很象農(nóng)奴，但以他們沒有任何私有財產(chǎn)這一點，他們就和農(nóng)奴區(qū)別開來，是奴隸而不是農(nóng)奴。恩格斯在這段話中只是說，征服者讓故居民替自己耕種土地的地方也到處都有農(nóng)奴，而并不是說在那種地方只有農(nóng)奴。反之，從他的口氣來看，原來他并不以為古代有這樣的農(nóng)奴的，后來理解到連這種地方也往往有農(nóng)奴存在，所以才這樣說的?？芍窃捓锿耆珱]有排除這種地方有奴隸存在的事實與可能。因此我們如把他的話理解為這種地方只能有農(nóng)奴，或主要只能有農(nóng)奴，那都把他的原意曲解了。本來“農(nóng)民〔指農(nóng)奴〕的地位與奴隸占有制國家內奴隸的地位沒有多大區(qū)別〞〔列寧語——?論國家?〕，而其區(qū)別只在于人身被占有的完全與否。因此斯大林在這里提出了是不是可以和家畜一樣來買賣與屠殺作為判斷的標準〔參看?列寧主義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八六七頁〕。這個標準在西方來說，自很適切，那是不須說了，但在中國的奴隸制時代，由于奴隸根本就是人民，都是國王封君等握有絕對統(tǒng)治權利的人所有的，那么奴隸不但一般地不作買賣，并且是否可以屠殺也很難作為區(qū)分奴隸與農(nóng)奴的標準了。因為這些奴隸主是什么人都可屠殺的專制魔王。所以在這里區(qū)分某些人是奴隸還是農(nóng)奴，就不能不借重于這么一點，即他們有沒有私有財產(chǎn)，用這點來區(qū)別他們的人身終究是完全被占有了還是沒有。 有人說，商代的奴隸被虐殺的很厲害，這在地下開掘的資料中有事實根據(jù)。因此說商代是奴隸社會，這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周代不然。周代沒有這樣的地下資料，這不正可證明那時農(nóng)業(yè)上的直接消費者已不是奴隸了嗎？其實并非如此。從地下開掘的資料來看，商代對奴隸的任意虐殺也是在盤庚遷殷以前的事情，譬如在鄭州等處的開掘中，我們可以看到隨處都有殺頭的亂葬與人畜的同葬〔開掘者證明這些亂葬時間上亦早于小屯文化〕，但在安陽許許多多商人的居住基址和一般小墓葬的開掘里，就沒有看到這樣情形了。在那里，只有宮殿的基址和所謂殷陵里才看到有很整齊的大規(guī)模的殺身葬〔沒有問題，這些被殺者都是奴隸，而其中非奴隸的殉葬者是不殺頭的〕。這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任意虐殺奴隸，即在商代也已隨著消費開展與穩(wěn)固奴隸主政權的需要而停頓了〔可能這就是盤庚的功績，從而使商代社會有了開展，所以商人在祭祀上很重視盤庚〕。到了西周那么連這種大規(guī)模的殺殉也停頓了〔小殉葬還時而有之〕，這可能是因為周人對消費比商人看得更重些；也可能因為周人分開氏族社會的歷史還不太久，在思想因素方面和商人有些不同；同時更可能是因為周人以小國征服商那樣的大國，要去繼承他那么多的奴隸，特別是他們都親眼看到過商紂因奴隸的倒戈以致亡國的經(jīng)歷教訓，從而為穩(wěn)固自己的統(tǒng)治，對奴隸的殺戮不能不有所節(jié)制也是說不定的?？傊?，在這方面，周人確比商人來得文明些。但假設如此就以為周人把奴隸釋放為農(nóng)奴了，那么這不但不符合歷史的事實，而且也沒有理解斯大林的話的本質。因為周人沒有濫殺奴隸，這并不就是說奴隸不能如家畜一樣來屠殺。事實上對于家畜，譬如牛，人們也決不隨意屠殺的。只是因為牛肉可吃、牛皮可用，所以到頭它總要被殺罷了。不然，人們也沒有一定需要去殺它。何況斯大林的話的重心，根本是在人身是否被占有這一點上，可不可以屠殺，那么不過是人身是否全被占有的一種現(xiàn)象而已。也正因為如此，所以他在說明封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