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院在處理信訪時，也是參照xx的《信訪條例》執(zhí)行。上訪是公民的一項權利，但任何權利的行使都不是無限制、無制約的。由于法律不完善，導致對無理糾纏的當事人法院也往往束手無策，甚至只能息事寧人。這在客觀上也助長了一些當事人以上訪為手段進行要挾。因此，對上訪的行為要引導到法治軌道上來，即使是有理上訪的，也要按程序辦事。對無理上訪，擾亂、沖擊國家機關正常的工作秩序的，應當依法進行處理。第五篇：淺談涉法上訪案件的客觀成因及與對策一、應當看到涉法上訪在我國實現(xiàn)法治進程中的積極作用目前，涉法信訪案件已經(jīng)成為嚴重影響社會穩(wěn)定、司法機關應有的權威的問題之一，同時也嚴重干擾了人民法院的正常工作。通過對我院直接受理的上、信訪案件以及處理有關機關批轉的信訪督辦案件進行分析，上訪的原因有法院自身所存在的問題，比如存在個別法官違反審判紀律違法辦案的情況；但相當一部分案件都是因為訴訟制度自身存在的問題以及當事人對于訴訟制度自身的誤解，認為自己有理而敗訴之后就四處上訪。并且，在有關機關督辦的涉訪案件中，由于有關機關處分不當，使得法院處于極為被動的局面，同時導致了上訪案件的大量增加。但是，經(jīng)過認真的分析研究，我們認為造成目前涉法上訪案件劇增是有著深層次的歷史原因的。由于我國處于一個社會轉型的歷史時期，尤其是在確定依法治國的基本國策剛剛確立的時期，由于權利與權利、權利與權力之間的沖突大量地集中到人民法院，而人民法院自身與法治社會的需要還不能適應、人民法院應有的地位與權威作用都尚未得到落實，因此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出現(xiàn)大量的涉法上訪現(xiàn)象是正常的。比如，法治社會的含義之一是法律在規(guī)范社會秩序、調(diào)整社會利益沖突中有著至高無上的地位；因此，法律自身的完善尤其是法律在社會中的實施就顯得非常重要；而人民法院作為法律實施的一個重要機關，其自身如何才能夠公平、公正地通過對案件的裁決規(guī)范社會的秩序、調(diào)整社會的利益沖突就顯得尤為重要了。司法機關自身是為了解決各種社會組成主體之間的利益糾紛而存在的；但是，司法機關如何才能夠發(fā)揮出保護權利的應有作用，或者說社會需要什么樣的司法機關呢？司法機關只有能夠適應社會的需要，才能夠發(fā)揮出其在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的作用。筆者認為，權利存在的主體的抗爭與覺醒是社會發(fā)展的原動力；因為，只有權利的抗爭與覺醒才能夠避免國家機關在改革中避門造車，使得國家逐步地改革以適應社會發(fā)展與進步，才能夠為國家機關的改革找到能夠盡可能與社會的發(fā)展進步相適應的方向。但是，我國的法治建設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司法機關與社會的要求相適應同樣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而我國的司法權作為一種獨立地解決社會糾紛的權力剛剛產(chǎn)生二十多年的時間，現(xiàn)在，尚處于探索什么樣的司法機關、司法機關如何才能夠適應維護中國的公平正義這樣一個歷史階段。而現(xiàn)在涉法上訪、信訪案件的增多，正是說明了權利已經(jīng)覺醒，司法機關與權利已經(jīng)覺醒了的社會需要尚不適應，為我國的司法體制改革不僅提供了原動力；因此，社會以及司法機關自身認真對待與研究上訪的原因并找到相關的對策，才能夠為建立起能夠維護中國公平正義的司法機關。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在探索建立適應中國國情的司法機關這樣一個歷史時期內(nèi)，涉法上訪事件的增多同樣具有積極的意義。綜上，我們認為，涉法案件劇增有影響人民法院正常工作、司法機關的權威等消極的影響；但是，在目前這樣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出現(xiàn)大量的涉法上訪是無法避免的；同時，它對于認清我國的國情、從而構建起適合中國法治建設需要的司法機構仍然有著積極的作用。二、現(xiàn)階段，造成涉法上訪過多的客觀原因首先，我國司法體制改革，必然地引起中西訴訟文化觀念上的沖突。西方的近、現(xiàn)代司法體制是構建在理性的基礎之上的。這種理性的表現(xiàn)之一就是相對于復雜的社會而言，很難找到一個客觀的、統(tǒng)一的公正標準；同時，法官是由人而非神構成的。因此，在社會無法尋找到客觀的、統(tǒng)一的公正標準時，設置司法機關的目的就是退而求其次，以司法這樣一個層面上的公正代替社會公正，從而使得社會關系處于穩(wěn)定之中。這種訴訟文化對于社會的影響在于：在社會主體之間權利的沖突中，司法機關的裁決之所以是公正的，是因為裁決是司法機關作出的。在這樣的訴訟文化的影響下，由于司法機關具有絕對的權威作用，當事人與社會公眾既便是認為法官作出的生效裁決不公，也能夠會自覺地服判。而我國傳統(tǒng)的訴訟文化之中，清官的思想占有主導的地位。一方面，清官往往具有非常高的道德情操，值得現(xiàn)在我國的法官們學習；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國的清官雖然歷史上確有其人，但清官是經(jīng)過了文學加工而創(chuàng)造；在創(chuàng)造清官的過程中，歌頌清官崇高的道德情操的同時，往往還會對于清官的智慧無限地撥高，乃至于達到了神化的地步。比如我國最有影響力的包公，在人們的觀念之中已經(jīng)如魯迅先生所說的諸葛亮，近妖而非人了。而現(xiàn)實中的法官是很難做到如被妖化了的清官那樣對于每一個案件都能夠明察秋毫。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現(xiàn)代的司法體制只能是建立在一定訴訟規(guī)則下的公正而非象清官那樣做到每一個案件都做到絕對的公正。清官的訴訟文化對社會的影響是：清官作出的裁判，就應當是公正的。受這種訴訟文化的影響，當事人是以清官的標準衡量現(xiàn)實中的法官的，一旦當事人認為生效的裁決不公平的時候，往往很難服判、息訴。這是產(chǎn)生大量涉法上訪的訴訟文化方面的原因。同時，由于在制度設計上，我國與西方國以維護司法機關在處理社會糾紛中的權威作用。因為，維護司法機關的權威作用不僅是實現(xiàn)社會的相對公正與社會的相對穩(wěn)定自身的需要，同時也是維護執(zhí)政黨在國家社會生活中的權威作用的需要。再次，應當充分發(fā)揮出檢察機關在維護司法權威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是，檢察機關應當認真地履行職責，及時發(fā)現(xiàn)檢察機關認為裁決不公的案件，以法律監(jiān)督的形式維護司法機關裁決的公正性；二是，司法機關解決社會糾紛終局性的地位應當?shù)玫襟w現(xiàn)，即當事人對于生效裁決不服的，只能按照法定的程序，申請人民法院進行再審或者申請人民檢察院抗訴，從而維護司法機關在處理社會糾紛中應當具有的地位與權威。并且，我國的三大訴訟法都對不服人民法院生效裁決時的救濟渠道作出了明確的程序性規(guī)定；并且，根據(jù)我國兩元司法體制的特色，在三大訴訟法中還特別規(guī)定了對于人民法院生效裁決不服，由檢察機關以抗訴的方式予以救濟的特殊規(guī)定。因此，當事人尋求自身的權利，只能按照三大訴訟法的規(guī)定，以法定的程序由法定的機關解決，而不能通過上訪的方式進行。綜上，筆者認為，從根本上解決上訪、信訪案件，應當加強法官隊伍的職業(yè)道德素質(zhì)與業(yè)務素質(zhì)的建設，培養(yǎng)起一只值得社會信賴的法官隊伍固然是最為重要的；但同時，它還有賴于社會的訴訟文化的逐步轉變與社會環(huán)境的根本改變，僅僅依靠人民法院自身的努力是遠遠不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