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自驗實，才能準假。外官：外官患病請假的權利有如曇花一現(xiàn)。洪武間令在外大小官員不許養(yǎng)病。成化六年（1470），奏準外官稱老病的，只能辭職。嘉靖二十三年（1544），奏準外官在任患病，可以回籍休養(yǎng)。萬歷三年（1575）再次規(guī)定，外官有病的照舊例辭職，外官患病休假的權利前后只維持了三十年。其次，請病假的手續(xù)十分繁瑣。明代官員請病假的手續(xù)有三個重要步驟，即上奏、查驗和保結。患病官員首先要向皇帝上奏病情，請休病假，然后由有關部門核實病情，有時是先查實病情，后向皇帝上奏，有的還要由同鄉(xiāng)官和（或）同僚官提供擔保。當然不同的人員請病假的手續(xù)也有所不同。京官告病：嘉靖年間規(guī)定由吏部查驗核實，隆慶時改為先呈送本衙門掌印官，經(jīng)查勘屬實后，由同鄉(xiāng)和同僚官共同擔保，方準上奏。各邊督撫、兵備等官患?。翰辉S自奏，由巡按御史勘明轉奏。御史養(yǎng)?。河佛B(yǎng)病的權利于成化年間得到認可，到嘉靖年間，其請假手續(xù)多次反復。先是，巡按并別差御史，如果患病不支，不許自行上奏，由地方官員具實奏聞。后又規(guī)定巡按御史告病，必須回道自行具奏，由巡撫官員代奏的不準假。不久又改為御史在差患病，由巡撫或巡按官員代奏的，仍然準許回籍調理。萬歷時令巡按御史養(yǎng)病，由巡撫官代奏的，必須由都察院查勘屬實后，方準上奏。最后，嚴厲禁止官員詐病混假和病愈不赴任。明代官員常常以休病假為借口，企圖獲得較高的職位或是逃避不愿就任的職務?！兜涔始o聞》卷17記載，嘉靖初有人指出，讀書人多沽名釣譽，以退為進，“或因官非要地，或因職業(yè)不舉，或因事權掣肘，或因地方多故，輒假托養(yǎng)病致仕”，都是為“異日拔擢計”，并且“往往卒遂其所欲”。針對這種現(xiàn)象，明政府從事先預防和事后處罰兩個方面采取了強硬的措施。事先預防：成化初奏準內外文武官員患病三個月以上，即日停發(fā)俸糧，等復職之后才能繼續(xù)領取。萬歷年間，明政府又規(guī)定京官請病假次數(shù)達到三次，就只許告休，不再準假。雖然對那些確屬久病不愈的官員，以上措施難免不公，然而在某種程度上的確減少了借病混假、不辦理公務的現(xiàn)象。事后處罰：即使政府嚴厲禁止，官員借病混假的行為仍然無法杜絕，因此事后處罰的規(guī)定也很重要。嘉靖年間，官員借病混假的現(xiàn)象特別嚴重，明世宗不得不親自過問，處罰的力度也一再加大。嘉靖初年，世宗下旨：大小官員凡是借故養(yǎng)親、養(yǎng)病在家坐等超升而不愿就職，都要革去職位，不許起用。后來干脆實行追問連帶責任的辦法，京官托故詐病，和病愈不肯赴任的，連同當初提供擔保的官員，都要罷職。除京官外，各處御史患病請假的，“或系推避，就令致仕”。隆慶時又規(guī)定，各邊督撫、兵備等官托病避難的，由該科和巡按御史參奏處治。綜上所述，明代官員的休假制度十分完備，特別是事假和病假制度，既保障了官員的權利，同時也有效地減少了不法行為的發(fā)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第五篇：淺議明代小品文09級在職漢語國際教育碩士呂美 2009540011淺談晚明小品文掩蓋下的文人心態(tài)—以優(yōu)美的文學語言寫出他們不為人知的心靈史明朝后期出現(xiàn)的清新婉麗、自由靈動的小品文，雖稱不上是中國古代散文園地中的一朵奇葩 ,但亦堪稱是一束幽蘭 ,它仿佛山澗的清泉 ,不事雕琢 ,自然天成 ,筆調淡雅 ,情韻悠遠 ,給人以清新明麗的藝術享受。小品文不是詩不是詞不曲是，不談韻腳，沒有定式，天資爛漫，無法無天。其最長的不過一千多字，短的只有幾十字，但往往以小見大，一滴水而具滄海味。晚明小品文大都是活潑潑的真情流露，追求“真”“趣”，有性有情，妙然天成，“求之不必得，不求可自得”。文字新鮮自然，靈動活潑，“明白曉暢，語語家常”，行文如行云流水，舒卷自如，絕棄“聱牙之語”、“艱深之辭”。讀此小品文時，心中蕩漾著碧水清波，天是這么藍，草是這么綠，生活本來可以如此簡單和美麗。然而，在晚明那個風雨如晦的時代，文人們的心態(tài)是如此的恬淡、清遠嗎？對于現(xiàn)世生活享受的肯定和追求，從中得到樂趣，本是中國文化的一種傳統(tǒng)，然而世俗社會往往以追求物質享受為目的，沒有更高的精神和審美追求；高潔的文人又往往重視對精神世界的向往，鄙視物質享樂。唐宋以后，文人與士大夫意在把這兩者結合起來：在物質享樂的同時，尋求精神的享受，創(chuàng)造了一種以消閑遣興、修心養(yǎng)性為目的的藝術化的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到了晚明被發(fā)揮得淋漓盡致。而晚明小品則充分地展示了這種理想的生活方式。小品的作者多是小人物。多布衣、山人，或下層小官吏，多以隱士、逸士、名士自居。一些官位顯赫的人，隱退賦閑時也厭倦了功名事業(yè)，寫起表現(xiàn)自我的小品。小品表現(xiàn)的是小人物或大人物失意時的生活、思想、心態(tài)、情趣，既然不得志，也無需談什么忠君愛國、功業(yè)理想，不必關心國事、政事、大事、時事，也不必寫載道教化之文，只表現(xiàn)個人日常生活中的小事、瑣事和閑情逸致。這種生活又世俗又雅致，是生活情趣與藝術詩情的結合，顯示了一種享受人生的文化氣質和處世態(tài)度。閑適，其實也是一種享受。正如屠隆為人們描繪最理想的生活場景是：“樓窺睥睨，窗中隱隱江帆，家在半村半郭；山依精廬，松下時時清梵，人稱非俗非僧?！保ā舵读_館清言》）理想的環(huán)境是“半村半郭”，清靜，又不清冷；理想的身份是“非俗非僧”，閑適，又不空寂。這種生活方式，可進可退，非常靈活，占盡人間一切便宜。晚明政治上腐敗黑暗，閹黨專權，黨爭激烈，綱紀混亂，吏治不整。內憂外患，國事日非。文士們對政治失去熱情，對功名事業(yè)感到絕望，為保全性命，于是退居閑處，縱情山水，文酒自娛，躲進個人生活的小天地中，以消磨意志和歲月。晚明小品的一個比較集中的主題便是表現(xiàn)出文人閑適的生活理想。這種生活情趣相當有文人色彩，它既不同于一般的平民百姓，也不同于商賈富豪或仕宦貴人。在平靜幽深的環(huán)境中，追求一種富有藝術意味的恬淡、沖遠、澹泊、自然的生活情趣，這種情調的小品在晚明文壇可謂俯拾皆是。因此晚明“小品”成了一種時尚，“小品”意識滲透到文學、藝術以及文化生活的各個領域，是處皆見“小品”。然而，晚明文人絕不可能過著真正舒泰的世外桃源的生活。明末政治的腐敗黑暗，統(tǒng)治階級內部連續(xù)不斷激烈而嚴酷的黨爭，國事日非，加上由于外族入侵，邊患日深，內外交困，因此許多文人對于社會的前景感到失望以至絕望，這個時代籠罩著一種無法解脫的悲劇氣氛。他們悠然的外表掩蓋不了內在的焦灼與困惑。面對不可救藥的時代，再談功業(yè)理想、經(jīng)世致用，便成了自欺欺人的話。他們著書立言也不圖“不朽”，只是“自娛”而已。小品文就此成了晚明文人心態(tài)真實而形象的寫照，它們清高、淡遠、蕭散、倜儻，但也反映出晚明文人的浮躁、不安、狂放、壓抑、困惑、焦灼和痛苦，同時不免夾雜著些悲涼絕望的末世氣息。在晚明小品中很多反映當時文人對現(xiàn)實的逃避和消沉態(tài)度，以及力求自我解脫的心態(tài)。如陳繼儒的《文娛序》：往丁卯前，珰網(wǎng)告密，余謂董思翁云：“吾與公此時，不愿為文昌，但愿為天聾地啞，庶幾免于今之世矣?！编嵆诼劧υ唬骸伴]門謝客，但以文自娛，庸何傷？”（《媚幽閣文娛》）這則小品反映出一些晚明文人的“以文自娛”，其實正是為了遠避是非，明哲保身，其中包含了某種對黑暗政治的恐懼。袁宏道也說當時的“吏情物態(tài)，日巧一日；文網(wǎng)機阱，日深一日”。（《袁宏道集箋?！肪砹逗蜗孀T》）可以說，明季社會的腐敗、黑暗，使文人對于社會現(xiàn)實產(chǎn)生幻滅感，因此像徐渭和李贄所具有的那種狂狷的精神受到挫折，多數(shù)文人逐步失去了對于現(xiàn)實與政治的熱情關切，在這種現(xiàn)實背景下，晚明文人便容易從莊禪之中找到自我解脫的方法，于是從抗爭轉而避世和玩世，以此來消融個性與社會、理想與現(xiàn)實、心境與環(huán)境的強烈沖突。遂使與世對立的抗爭成為與世浮沉的渾沌或遠離塵世的超脫，斗士的狂放演化為名士的清賞，狂悖、憂郁、苦悶、憤慨轉化為逍遙、自適。對現(xiàn)實的幻滅感，也導致游戲人生的風氣。當修齊治平不再是文人最高的人生追求和最大的價值理想，自我的閑適和安逸就成為最為理想的生活方式和人生境界。在晚明文人中，灑脫隨便的多，而執(zhí)著認真的少。真”，本是晚明小品的特色，但不少晚明小品家筆下的“真”，不是情之所至自然而然的流露，而是唯恐別人不知其“真”，有意去表現(xiàn)、去追求、去夸張，甚至刻意去制造一種“真”的感情。還有一些小品文往往空靈閑適到作者如生活在遠離人寰的世外桃源之中，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當時國家正處于將“天崩地陷”之際，然而在晚明小品文中我們難以嗅到什么血腥味，也甚罕看到什么刀光劍影的。這種閑適情調是兩重性的。一方面，它們把功名利祿視為身外之物，這對某些熱衷功名者來說確是一副清醒劑；但是晚明閑適小品所消解的絕不僅是功名貪欲，連壯志雄心和進取精神也輕易地被佛道的出世避世的精神和虛無主義所消解了。1584年，傳教士利瑪竇寫信給西班牙稅務司司長羅曼，不解地提到，中國的士人似乎從來不愿將自己的聰明才智用于工作，而只是樂于把時間浪費在彼此交游，“也有些人可能整天企圖在浪費金錢，彼此拜訪，相互宴請，飲酒作樂，這對士子都是平常的事。人們都很愛好吃喝聲色之樂，且有專門書籍記載彈琴的姿勢，整年有舞蹈和音樂，還有作樂的處所、釣魚的池塘和其他消遣的處所等等。隨著時間的推移，利瑪竇所描述的風潮在士大夫當中非但沒有消褪，反而愈演愈烈。作為一個崇尚艱苦工作帶來精神升華的傳教士，一定無法理解中國士人們將交游宴樂視為解脫苦悶的另一種替代。政治壓抑既然無從排解，只有投身于世俗的狂歡。王陽明的“心學”，李贄的“童心說”將士人們最后一絲兼濟天下的責任感卸掉之后，剩下的就只有性情的放縱，生活的縱樂，以及品行的狂狷。晚明評判一個人高下的標準，不再是官階的高低，而是交游的廣泛，以及文化上的獨特建樹。袁宏道放蕩不羈，雅致閑適的表象之下，是一個掙扎彷徨的內心，這不僅僅是個人的悲劇，也是一代士人精神轉軌的寫照?！缎煳拈L傳》塑造了一個離經(jīng)叛道，狂傲不羈的狂狷藝術家形象：“晚年憤益深，佯狂益甚，顯者至門，或拒不納，是攜錢至酒肆，呼下隸與飲。或自持斧擊破其頭，血流被面，頭骨皆折，揉之有聲?；蛞岳F錐其兩耳，深入寸余，竟不得死?！?用斧頭砍破自己的頭顱，用利錐錐進自己的耳朵，常人是決不會這樣做的，袁宏道用略為夸張的筆法寫出了徐渭作為藝術家的狂狷氣質，同時也寫出了在這種貌似瘋狂的行為背后，實際上是對世態(tài)人情深深的悲憤和絕望。除此之外，袁宏道自身的復雜個性和人格在他的文章中也展露無遺。他一方面向往山光水色的超然與自由，一方面留戀都市繁華的聲色與奢華，一方面有著傳統(tǒng)士人的風雅與清高，一方面又融入了市民階層的艷俗與粗鄙。袁宏道在寫給朋友的信中也坦然承認自己這種復雜的心態(tài)：“長安沙塵中，無日不念荷葉山喬松古木也。因嘆人生想念，未有了期，當其在荷葉山，唯以一見京師為快。寂寞之時，既想熱鬧；喧囂之場，亦思閑靜?！?既不能舍棄紅塵俗世的快樂，也不能割舍世外清境的閑逸，這種互相矛盾而又絕對真實的人生追求，恰是當時復雜矛盾社會生活的一面鏡子。晚明小品所表現(xiàn)出來的中國知識分子的這種悲劇現(xiàn)象，是極為深刻精彩而又極為令人心酸的。09級在職漢語國際教育碩士 2009540011 呂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