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同皇帝直接講的話，諫官卻可直言；但諫官本身階位卻不高，皇帝聽其言，是因為諫官本身職責便在諫言，不關乎其身份高低。這讓我聯想到，如果我們在工作中，可以拋開對個人的偏見，僅就其職責和專業(yè)性看，溝通是不是會更順暢；在此前提下，即使大家互有爭論，但只從職責看，也斷不會有大的不良影響。第五篇：中國歷代政治得失讀后感《中國歷代政治得失》讀后感錢穆先生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從古到今概論了漢、唐、宋、明、清五個主要朝代在政府組織、人才選拔（考試與選舉制度）、經濟（賦稅）制度和國防與兵役制度四個方面的得與失，初讀振聾發(fā)聵，再讀掩卷而思。首先來談談研究的視角。錢先生強調了對中國古代政治得失的研究要有歷史眼光。他認為中國秦以后的政治或社會是不能以專制黑暗一筆抹殺的，必須要深入了解歷史事實，客觀分析當時社會條件下一系列政治制度的實際效果，才能得出一個較公允的結論。他認為國人對中國古代專制黑暗的斷語，一是由于不了解，二是由于以現代的“時代意見”去評判千年前的歷史。這是有失公允的，也是不客觀的。對此，錢先生特別提出了要重視在歷史上各制度實施時期之有關各方意見即“歷史意見”。他認為這才是“評判該項制度利弊得失的真憑據與真意見”。這種“歷史意見”就是當時的“時代意見”。①我覺得這是有道理的，也是值得借鑒的。其次談談研究的主導思想。錢先生是通過人事來研究制度的。他認為制度是圍繞人事而變的，人事是制度訂立、發(fā)展、流變之源?！叭耸卤容^變動，制度由人創(chuàng)立亦由人改訂，亦屬人事而比較穩(wěn)定，也可以規(guī)定人事，限制人事”。我不確知錢先生所謂人事的明確定義，縱觀此書似乎指具體的政治行為和政府運作。錢先生認為制度要切合而不能違背人事，強調了制度的現實性、地域性、文化性和制度變遷的必然性，這固然是對的。但他似乎不太重視制度的規(guī)范性和穩(wěn)定性，不重視制度對人事的限制和巨大影響，認為人事是第一位的，決定性①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北京：三聯書店，2005年版，第23頁。的，制度是第二位的、被決定的。對此我是不太認同的，否則人事出了問題又如何解決呢？其實許多人事問題是可以通過先確立一制度，然后在此制度規(guī)范基礎上予以解決的。說到底制度并沒有那么玄乎，細化到執(zhí)行層面就是一種程序。我們可以通過嚴格地執(zhí)行程序來改變一個人的行為，通過改變人們的行為來改變他們的思想進而改變群體的認同乃至文化。美國聯邦黨人不正是借鑒常識、經驗并通過邏輯上的思辨而制定了美國憲法嗎？這也許并不完全切合當時的人事，但這卻成為美國的立國之本，并行之有效達兩百多年之久?！妒姑裰鬟\轉起來》中所論證的那樣，制度是有效的，只是效用較為緩慢，可能要以10年為單位。最后來談談內容。先說說皇權與相權之爭。錢先生認為總體來說，自漢以下皇權逐漸侵奪相權，即皇權越來越大，相權越來越少，而中國歷代政治治理也因此而每況愈下。我覺得皇權、相權的關系說白了就是皇家和官僚（士人）階級之間的關系。中國自秦朝由封建到郡縣后。誠如錢先生所言，此一變化后，除皇家之外，其他官職均不能世襲。平頭百姓也可以通過后天努力謀取官職，提升社會地位，客觀上來說是進步了。但秦之所以消滅封建的主觀目的并非為了社會進步，而是為了防止類似于周的因封建而覆亡的悲劇再次發(fā)生，是為了要天下一家，萬世一系。所以我不認同錢先生認為的漢代皇家之事也屬政府管理，宰相才是政府首腦的說法，也不認同他將皇權與相權平等對待的認識。漢是承秦制的。劉邦辛辛苦苦打下天下，又給了以宰相為代表的讀書人，難道是活雷鋒不成？從歷史上劉邦和蕭何的關系以及其后來對功臣的態(tài)度來看，都可以看出皇帝還是老子，其他人只是服務于他的。也即皇權是第一位的，相權是第二位的，中國歷代可謂從來如此。所以皇權對相權的侵攬是必然要發(fā)生的。中國從來就不存在皇權虛設的情況。當然皇帝要統(tǒng)治偌大一個國家，沒有一批人幫忙是不行的，于是人員的選拔、賦稅的征收、國防和兵役等各項舉措隨之而來。這是研究中國古代政治必須要認清的第一要義。至于在和皇權的博弈中相權能獲取多少自主權，全在于其實的情況?？陀^上來說，皇權和相權如果能取得一定的平衡，對于整個國家的治理是有好處的，也是能促進國家發(fā)展的。再說說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漢代地方只有郡、縣兩級，有一百多個郡，一千多個縣。漢代時郡長官級別是二千石，這和中央政府的九卿是同等級別，因此社會地位較高。漢代地方、中央官員交流也較為頻繁，這就使官僚體系內部的通路較為順暢，升遷激勵能起到較好的作用，于是吏治較好。這好比現代組織治理所講的扁平結構。而漢以后，一是政府層級增多，從宋開始地方政府分為三級。二是中央逐漸集權。中央為便于統(tǒng)治考慮，在地方官員之上安排了督查使（唐）、都督、巡撫（清）等職位，這些人受中央委派、完全對中央負責，地方官員居于旗下，權重和名望都相對下降。而且因為層級增加，地方官員他們很難進入政治上升的通道。特別是地方上處于金字塔底端的胥吏，根本沒有成為“官”的可能。他們即沒有社會地位，也沒有榮譽感，唯一能使他們動心的便物質上的東西。于是在基層缺乏監(jiān)督的古代，尋租腐敗，潛規(guī)則盛行也就不足為奇了。錢先生認為中央集權、地方衰落是中國古代政治的一大歷史趨勢，也是一大弊病①。這是值得當今為政者思考的。讀完本書后，我還有一個頗為意外的發(fā)現，即中國古代很多政治制度的廢弛和崩潰并不是因為制度本身不合時宜，而是因為執(zhí)行不力，換言之即沒有人去監(jiān)督該制度的執(zhí)行。既如錢先生所言“并不是當時人不要此制度，實由于人事之逐步頹廢，而終于制于不可收拾”。②比如書中在論述唐朝的租、庸、調制度和府兵制度的崩潰，都是由于時人的慵懶馬虎、日積月累所致。所謂千里之堤毀于蟻穴，令人為①②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北京：三聯書店，2005年版，第154155頁。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北京：三聯書店，2005年版，第63頁。之嘆息。承認汪中求在《細節(jié)決定成敗》中所言，中國并不缺乏滔滔雄辯的戰(zhàn)略家，而缺乏腳踏實地的執(zhí)行者。但是何以會缺乏執(zhí)行者呢？執(zhí)行者不履行職責又何以沒有懲罰措施呢？從根本上這就牽涉到權力來源和制衡問題了。中國古代的權力是靠暴力獲取的，以皇帝為代表的暴力集團在獲取了權力后，再通過意識形態(tài)神化統(tǒng)治者和為百姓提供安全等基本需求以取得合法性。但是皇權及其衍生出來的相權從來都是少有約束和限制的。因此在歷史上便必然出現權力失衡和缺乏監(jiān)督的情況，因此而衍生出的制度執(zhí)行不力問題也就是必然的了。概言之，中國歷代政治根本問題乃是權力的來源和制衡問題。權力如果不是來自于每一個人民、來自于社會各階層的博弈妥協、權力如果沒有制衡，則政權的崩潰是必然的。中國古代政治得也好、失也好都沒有跳出絕對權力這個大框架、都沒有找到很好的制衡權力的辦法，因此也就無法跳出治亂循環(huán)的歷史癥結。我們當然不能苛求古人，但是作為今人，在掩卷而嘆的同時我們還應以史為鑒，努力推動中國的民主、共和之政治進程，莫使后人復哀后人。這才是國家長治久安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