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的“格君心之非”思想-資料下載頁
2024-10-01 01:08本頁面
【正文】 舉官，停止取息牟利的青苗法，代之為“去息”的仁政。他更看重的是，由于宋神宗不能“正志先立”，以致熙寧變法汲汲于財(cái)利，當(dāng)反對熙寧變法的“舊黨”紛紛被罷貶之后，王安石就更多地任用“曉財(cái)利”之人，于是“興利之臣日進(jìn)，尚德之風(fēng)浸衰”，這就使他所希望的宋神宗能夠“任賢勿貳，去邪無疑”完全走向了反面。 程顥對宋神宗先是“獨(dú)以誠意感動人主”，但是在諫止新法的《再上疏》中卻不得不以“天意”儆戒人君。他說：“矧復(fù)天時(shí)未順，地震連年，四方人心日益搖動，此皆陛下所當(dāng)仰測天意，俯察人事者也?！保ā冻淌衔募肪硪唬?shù)年之后，程頤在《代呂公著應(yīng)詔上神宗皇帝書》中也以“彗（星）之為變多矣，鮮有無其應(yīng)者，蓋上天之意，非徒然也”，希望宋神宗敬畏“天戒”，“省己之存心，考己之任人，察己之為政，思己之自處，然后質(zhì)人之言”，以己之“誠意”感動天心，消弭災(zāi)害，“奮然改為”（《程氏文集》卷五）。 熙寧變法之后，二程退處洛陽，幾近十年“玩心于道德性命之際，有以自養(yǎng)其渾浩沖融……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于天下”（《程氏遺書》附錄《門人朋友敘述并序》）。在此期間，一方面，道學(xué)的思想體系臻于完成；另一方面，二程把王安石新學(xué)視為超過釋氏之害的“大患”。從學(xué)術(shù)上說，“要先整頓介甫之學(xué)”（《程氏遺書》卷二上）；從治道上說，最根本的是要“格君心之非”。二程說： 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用而言。從本而言，惟從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必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程氏遺書》卷十五）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天下之治亂系乎人君仁不仁耳?！蛘轮А⒂萌酥?，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一事之失，救而正之，后之失者，將不勝救矣。格其非心，使無不正，非大人其孰能之。（《程氏外書》卷六） 從強(qiáng)調(diào)治道之本是“君志先定”，到明確提出治道之本是“格君心之非”，其間的思想是一貫的，但其微妙的變化卻是道學(xué)家對于君主自身“立志”的自覺已感到失望（此不同于程頤在《上仁宗皇帝書》中所說“天下未治者，誠由有仁心而無仁政爾”），而“君心之非”正是道學(xué)家實(shí)現(xiàn)“外王”理想的最大障礙。 第9頁 共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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