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經典博弈論模型的問題，也可能是被他稱作為旨在“解釋真實世界現象”的“演進博弈論”所要最終面對的問題。 2002年4月1日于復旦 本文原發(fā)表《經濟學消息報》第487期第版經濟學的語言 學界有言，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許多問題，講到深處，就會歸到語言問題。這句話甚有道理。歐洲大哲學家胡塞爾、海德格爾和弗雷格，都曾從自己的哲學進路，探及到語言問題。后期的維特根斯坦，曾把所有哲學問題，都歸結為“語言游戲”。當代牛津哲學學派的傳奇人物奧斯?。↗ohn Austin），也曾研究過“如何以言行事”。德法大哲伽達默爾、德里達和哈貝馬斯，在各自哲學大廈的建構中，似都以語言分析作為其理論建構“混凝土”中的“鋼筋”。這不，當代博弈論經濟學大師魯賓斯坦（Ariel Rubinstein)，也開始注意起經濟學的“語言”問題來了。 近幾十年來，在一個自我獨立和相對隔絕的“帝國”中，當代經濟學已發(fā)展成一個宏大的理論世界。當代經濟學，既自負，又霸道，但也封閉得很。當當代經濟學家“帝國主義”到哲學、倫理學、政治哲學和人類學等領域時，卻發(fā)現自己非?！鞍谅貑渭儭?。這有點象在APEC期間，小布什總統(tǒng)“再”來乍到上海時，發(fā)現這里原來還有這么一片新天地一樣。 當代經濟學，看起來好復雜，但細想來似乎又很簡單。說它復雜，是因為，在其內部的各個研究“向量”上，它目前似乎均已探索到了人類理性的極至。說它簡單，是因為，當代經濟學，說來說去，不就是一個“理性經濟人最大化”問題么？時下，大多數經濟學家，在簡單中復雜，在復雜中簡單。沉迷在經濟學帝國主義的美夢中，經濟學家們怎么會想到經濟學的語言問題？怎么會考慮到，經濟學本身，也是一種話語（discourse）體系？前些年，芝加哥大學曾出來一個怪杰，那就是由男變女的黛德麗麥克勞斯基（Deirdre McCloskey，變性前，“她”原名為Donald McCloskey）大嬸。這位大嬸，曾就經濟學的修辭（rhetoric）問題，撰寫過一些文著。但麥克勞斯基大嬸的文著，好像只是在象“她”侃文學那樣侃經濟學，與當代哲學家探索到人類理性的極至進入語言領域，是兩碼子事。 經濟學家，要講語言，首先就要反思自己的語言。當代經濟學家所使用的語言，主要是數學。當代經濟學的數學模型，很高深，也好精美。但數學本身，不就是一種語言？數學語言本身，從最深的層面上看，不也有一些語言問題？讀讀弗雷格的《算術基礎》，想想懷特海和羅素在三巨卷《數學原理》中所提出的諸多問題，就會發(fā)現，數學語言的語言問題，問題多得很呢！ 這里，我們且不考慮當代經濟學的數學語言的語言問題——那是太高深的學問，我們談不了。這里，我們只能談點初級的，侃點淺顯的。 經濟學，作為一種話語體系，不但要用數學語言來表達，它還必須使用日常語言。不然，它就只是數學的一個分支，而不是一門社會科學了。由于每個人都生活在一個由詞所構筑起來的日常語言世界中，而不是由數學符號構筑起來的函數世界中，經濟學，要食人間煙火，就要使用日常語言。但日常語言，并不就簡單。日常語言的基本單位是句子，句子的基本單位詞。經濟學的詞，經濟學的術語，是什么？意指什么？意指的東西存在不存在？如果存在，經濟學日常術語作為經濟學語言、語句中的詞，與所指存在的關系若何？這諸多問題，經濟學家們好像還沒來得及思考。這些問題，乍看來也許是無聊的問題，不成問題的問題。但細想一下，就會發(fā)現，這些問題決非不是問題。 拿被新制度經濟學家“炒得”都快出“泡沫”的“交易費用”一詞來說，作為一門學科的中心術語，“交易費用”一詞與其現實生活中其“所指”的關系是怎樣的？它指的“是”什么？它存在不存在？這些問題，新制度經濟學家們好像思考過，又好像又沒思考過。因為，他們直觀覺得，科斯先生提出的“交易費用”，其存在不成問題。同樣，哈佛大學的著名經濟學家萊賓斯坦（Harvey Leibenstein）前些年提出的“Xefficiency”（X—效率）一詞，又是指什么？它存在不存在？這似乎就成問題了。不然，大經濟學家施蒂格勒，也不會在《美國經濟評論》上以“Xistence of the Xefficiency”為題撰文，來揶揄萊賓斯坦了。施蒂格勒與萊賓斯坦之爭，難道不涉及到哲學本體論問題？難道不有一個語言問題在其中？ 話說回來，即使像當下的經濟學這樣不思考“語言”和“符號”這些“形而上”的問題，難道這些形而上的問題就會逃掉？當代理論經濟學，本身難道不就是由一套專業(yè)假定加上復雜的數學語言和符號所構筑起來的“形而上”學問？拿科斯先生的交易費用概念來說，即使我們相信它是指市場經濟活動中的某種“存在”，或者說這個詞是“有意義”的，那么，在科斯1937年發(fā)表“企業(yè)的性質”之前，“交易費用”一詞所涵指的“存在”存在不存在？如果存在，是作為“交易”和“費用”合成詞的“交易費用”一詞向科斯先生“說話”（顯露），還是科斯先生生造了一個“詞”，并以此向其他經濟學家說話？是詞（words）型塑了經濟學家的思想，還是經濟學家造了詞？ 英國近代大哲學家培根在《新工具》中指出，在人的頭腦中存在妨礙著人們認識事物真相的四種假象，其中最重要的一種是由語言文字造成的市場假象。他說：“市場假象是四類假象當中最麻煩的一個。它是通過文字和名稱的聯盟而爬入理解力之中的。人們相信自己的理性管制著文字，但同樣真實的是文字亦起反作用于理解力”。由此看來，經濟學家說話（utter），經濟學人撰文，在認識到經濟學本身也有一個語言問題時，就不會像目前的小布什總統(tǒng)了。 2002年4月6日于復旦 本文發(fā)表于《21世紀經濟報道》7月15日第35版集體意向性與元經濟學 約翰R塞爾（John R. Searle），是當今名滿世界的語言哲學家。塞爾早年曾就讀牛津大學，是牛津日常語言哲學學派的傳奇人物奧斯?。↗ohn L. Austin）的及門弟子。從名校名師出山后，塞爾秉了承師說，發(fā)展了師說，把語言哲學推進到一個爐火純青的境界。塞爾本人，也成了世界頂尖級的哲學大師。 1995年，塞爾出版了一本書名為《社會實在的建構》的英文著作。在當代哲學中，這是一出重頭戲。最近讀了下來，覺得與其說它是一本當代語言哲學的專著，不如說它是一部“元經濟學”（請讀者寬恕敝下這里又生造了一個英文詞組“metaeconomics”）的“元典”。 新制度經濟學的大師科斯先生，曾嘲笑當代理論經濟學只是一種“黑板經濟學”。張五常大教授，多年來也一再主張，經濟學要解釋真實世界的經濟現象。最近，周其仁君也以《真實世界的經濟學》為名，出版了自己的經濟學文集。經濟學家要解釋真實世界的經濟現象，要研究發(fā)生在人們身邊的日常事情，這沒錯。然而，問題在于，什么是真實世界？人們眼中的真實世界，就是真實的？人們身邊所發(fā)生的日常事，就簡單？ 這自然會使我們聯想到當代英美分析哲學和語言哲學家的理論進路。讀讀塞爾和其他分析哲學家的文著，就會發(fā)現，在當代語言和分析哲學中，既沒有象康德、胡塞爾、海德格爾各自宏大哲學框架中那樣的艱澀理論和難懂詞匯，也沒有象黑格爾、?？潞偷吕镞_的著作中那樣似乎誰也別想弄懂的哲學胡話。當代英美分析和語言哲學家，只注重分析人們的日常語言，分析發(fā)生在人們身邊的日常事。然而，人們的日常語言，發(fā)生人們身邊的日常事情，并不就簡單。當代語言哲學和分析哲學，也因此并不簡單。讀當今語言哲學和分析哲學的文獻，如果你不覺得頭大，那才怪呢！ 就拿人們身邊最常見的一件“東西”來說。在眼下的市場經濟中，人們出門，口袋里總是或多或少地裝點錢，或帶個什么什么“卡”，用蠻唬人的經濟學行話來說，帶點“貨幣”?？梢哉f，人們每天都與貨幣打交道。但什么是貨幣？這個問題，看來簡單，實際上并不簡單。對這個貌似簡單但實際并不簡單的問題，哲學家休謨琢磨過，社會學家馬克思論述過，經濟學家凱恩斯闡釋過。這不，當代語言哲學家塞爾也參與進來了。對什么是貨幣，塞爾做了他的語言哲學解釋。 在《社會實在的建構》第3章，塞爾一上來就舉出貨幣這樣一個人們日常生活的事例：我從錢包里拿出一張紙幣，反過來看，正過來看，發(fā)現它不過是一張由某種纖維素絲所制成的紙，面上印著某種顏色和符號。是什么使這片紙成為貨幣呢？塞爾的回答是，只有當、且僅當人們都把這片紙認作是貨幣時，它才是貨幣。塞爾的這一見解，與曼昆在《經濟學原理》中所說的在南太平洋的一個小島上，雅普人把誰也搬不走的6600塊大石頭認作為是貨幣，大石頭于是就成了貨幣這一事實，相吻合。在1989年蘇聯崩塌前，萬寶路牌香煙，曾一度成了莫斯科市民手中的貨幣，這一事實，也佐證了塞爾的洞識。由此，塞爾還發(fā)現，許多“制序事實”（institutional facts），許多社會實在，從產權到契約，從婚姻到美國總統(tǒng)職位，歸根結底，只不過取決于人們的一套態(tài)度，即他所說的“集體意向性”（collective intentionality）。這即是說，當所有人都把某種東西相信為、認作為、接受為、用作為某種東西時，這種東西就成了一種社會實在。因此，也可以說，集體意向性，構成了制序事實，對象化為社會實在。有了集體意向性，貨幣成了貨幣，小布什成了總統(tǒng)，社會主義制度也成了一種歷史實存。 哲學家就是哲學家，大師就是大師。哲學家看問題，與以自我標榜為以研究“形而下學”為己任的經濟學家，就是有點不一樣。當經濟學家們?yōu)楫a權到底是一個經濟學概念還是一個法學概念問題爭論不休時，塞爾卻單刀直入地提出，產權，無非是一個“集體意向性”問題，既一種人們對某人對某物有支配權的某種“集體意向”上的認可。照塞爾看來，甚至就連某種社會治式（regime），說到底也不過只是某種“集體意向性”呢！ 塞爾的見解，看來有幾分道理。一個諾大的軍事和政治超級大國蘇聯，一個經由七十余年艱苦努力所建設出來斯大林模式，不是就在一夜之間就解體、就轉制了？蘇聯的解體，東歐的轉制，照塞爾看來，無非是某種“集體意向性”的乍然崩塌。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這與一個牧師在教堂里對一對新郎新娘說：“我在上帝面前宣布你們?yōu)榉蚱蕖保@對男女就成夫妻了，是一回事。這也與美國最高法院的某法官宣布：“戈爾不是這屆美國總統(tǒng)”，于是美國現任總統(tǒng)就成了小布什了，也沒有什么兩樣。這就是奧斯汀的“以言行事”含義，也是塞爾所說的話語（utterance）創(chuàng)造“制序事實”的真諦。由此看來，人們以話語創(chuàng)造社會實在，與《圣經》開篇所說的上帝以說話創(chuàng)造世界，原來是一樣的輕松，一樣的簡單！ 這使我突然想到，如果所有“制序實在”（institutional reality）都可歸結為某種“集體意向性”，那么，一旦一種集體意向性在某個社會內部形成，一經有人象在教堂里的牧師那樣說出這一“集體意向性”，它就會馬上變成一種塞爾所說的“社會實在”。由此我推想，中國社會機制的民主化，也許并不會象我原來想象的那樣遙遠。2002年4月17日于復旦本文發(fā)表于《21世紀經濟報道》2002年5月6日第35版奧斯汀的“以言行事”與制度的生成 約翰L奧斯?。↗ohn L. Austin）是公認的牛津日常語言哲學派的領袖人物。與在劍橋維特根斯坦是一位帶有神秘色彩的傳奇人物一樣，當年在牛津，奧斯汀也有一幫癡迷的信徒和弟子，并成了人們津津樂道的一位頗有些神秘色彩的哲學家。奧斯汀1911年生于英國北部古城蘭開斯特，1952年被聘為牛津大學道德哲學教授?？上У氖牵瑠W斯汀英年早逝。因罹患癌癥，奧斯汀于1960年辭世，享年僅49歲。 與維特根斯坦一樣，奧斯汀生前非常惜墨。除了偶爾發(fā)表的七篇論文外，奧斯汀生前從未出版過任何專著（維特根斯坦生前總還算出版過一本薄薄的《邏輯哲學論》）。奧斯汀的思想和學說，主要通過他本人的講演、談話、研討會、他在牛津所發(fā)起的著名的“周六晨會”，以及他的弟子們的引證得以傳播。盡管奧斯汀生前著作甚少，但他在當今世界哲學界卻影響甚巨。德法當代大哲哈貝馬斯和德里達，以及英國著名法哲學家哈特（H. L. A. Hart），都曾公開承認曾受過奧斯汀哲學的影響。另外，盡管在二十世紀初弗雷格和維特根斯坦已基本完成了當代哲學的語言轉向，但應該說真正從奧斯汀開始，語言哲學才成了當代哲學的主流進路。并且， 在當代語言學——尤其是語用學——中，奧斯汀也影響甚大。說他是語用學的奠基人之一，恐怕沒多大問題。 1955年，奧斯汀在哈佛大學曾以著名的威廉詹姆士講座做了一系列講演。他的兩位學生根據他的講演筆記，整理出了奧斯汀語言哲學的扛鼎之作《如何以言行事》。這本只有百余頁和不到十萬字的小冊子，真可謂是一本奇書。在哲學界和語言學界，這也是一本出了名的艱澀難懂之作。到目前為止，在中國大陸還沒有見到一部完整的中譯本出版，就可知其難懂之一斑。我國著名語言學家和英語大師許國璋先生在生前曾翻譯了這本書的三五頁，在我國的語言學界和哲學界，也偶有學者評介奧斯汀的語言哲學（我的一位學術友人楊玉成博士最近出版了我國第一部研究奧斯汀哲學的專著《奧斯?。赫Z言現象學與哲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出版）。但為何這本在西方當代哲學史上如此重要的名著沒人去翻譯中譯本？這真有點匪夷所思。西方兩位論者B. Williams和A. Montefiore在其所編的《英國分析哲學》一書的導言中曾說：“奧斯汀的某些作品幾乎不可翻譯”。這可能是原因之一。 象《如何以言行事》這樣艱澀難懂的英文著作，沒有中譯本，未嘗不是件好事。能對奧斯汀哲學真正感興趣的人，肯定信不過他人的翻譯本。對他的哲學不感興趣者，即使面前有中譯本，恐怕讀不幾句就讀不下去了。更何況這年頭我國對國外學術著作的翻譯之快和之可信，簡直能媲美世界魔術大師大衛(wèi)科波菲爾的表演。要不，如果這本書落在哪位不知深淺的翻譯仁兄手里，還不給糟蹋了？ 最近，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總算做了一件好事。在其“當代外國語言學文庫”叢書中，出版了該書的英文影印本。久盼此書，新近買到，真如獲至寶?？凶x下來，更引發(fā)思緒萬千。好一部偉大的著作呵?。?！ 學術各界，看待同一部學術著作，可真有點像盲人摸象。哲學界的學人，肯定會把奧斯汀的《如何以言行事》當作哲學著作來研讀；語言學家們，又肯定會把它當作為語用學的經典；而自己這半拉子經濟學人，啃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