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經(jīng)濟增長；這些應該已都是宏觀經(jīng)濟學甚至普通百姓的常識了。大學教育中的“中央計劃”何時了？ 2002年9月6日星期五于復旦 本文發(fā)表于《經(jīng)濟學消息報》511期第4版申博成功與上海的發(fā)展申博成功了，上海舉“滬”歡慶。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和亞當大學作為學術和思想自由探索的圣殿，不是、也不應該是某一固定意識形態(tài)的傳播和濡化機制。這些年來，各大學的任課教師已有自選一門課程（包括教育部規(guī)定的必修課）教材的“教營自主權”了。馬克思經(jīng)濟學，有其宏大的理論體系和自在理由。這些怪現(xiàn)象，說到底都是我國這種“計劃教育”機制的自然和必然結果。到底什么是“中國經(jīng)濟學”？這里我們姑且不去評論。這種兩套經(jīng)濟學范式“雙管齊下”的灌輸，恰似在向一臺臺空白電腦中安裝兩套互不兼容的程序。后來陰差陽錯，自己出了國，留了學，也學了點當代經(jīng)濟學（國內學界統(tǒng)稱“西方經(jīng)濟學”——其實這是一個誤稱，馬克思經(jīng)濟學不是西方來的？不就是“西方經(jīng)濟學”？）皮毛。但是出于自己的專業(yè)背景，出于自己這幾年在復旦教學生也教自己的經(jīng)歷，對高教體系中的“計劃機制”，卻感觸甚深。但是，計劃機制還沒有從我們的社會體系中完全消弭。合作有合作的剩余，競爭也有競爭的剩余。結果，買房人的房產(chǎn)價值就上揚了。你買這種股票，我也買這種股票，大家都競相買這種股票，這種股票的價格就上漲了。有了“中國制造”這個可信品牌，外國商家就會跑來中國采購定貨，我們的家電產(chǎn)品就打了出去。這種商家由于位在商業(yè)名街而多賺的錢，肯定不是合作剩余，而是競爭剩余。但正因為大家都在一個地方競爭，就形成了一個地方品牌，就引來了顧客。于是，我們又決定去衡山路。 顯然，競爭不會產(chǎn)生合作剩余。競爭，就是你賣（買）這種產(chǎn)品，我也賣（買）這種產(chǎn)品；你降（出高）價，我也降（出高）價；你在這個地方賣（買），我也在這個地方賣（買）。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為大家都覺得“剩余（價值）”這個概念有馬克思先生的研發(fā)專利吧！但如果馬克思在九泉下有知當今世上誠信稀缺、世風不古的情形，借他個把“剩余”概念，想必他老先生一定會慷慨解囊的。銀行貸款給企業(yè)，銀行賺利息，企業(yè)賺利潤，這種利息和利潤，實際上也是銀行與企業(yè)間合作所得的一種剩余。 2002年6年8日晚于復旦 本文發(fā)表于《21世紀經(jīng)濟報道》2002年6月17日第35版合作剩余與競爭剩余 合作剩余（cooperation surplus）是當代道德哲學家所常使用的一個概念。在全球化的大潮中，許許多多的新觀念，正象一個個足球一樣迎面飛來 —— 即使它們沒有世界杯比賽“世腳”們足下的射門球來得那樣的猛，但至少有它們那樣來得快，且肯定比世界杯射門球要來得多。但我們還是應該感謝中國的“國腳”們。最清楚的答案在那里？在世界杯。全球文化在那里？沒必要去問格爾茲（Clifford Geertz）。球隊之間，球員之間，有愛，有恨，有怨，有仇，有發(fā)泄，有傷害，有犯規(guī)，但卻沒有希特勒所幻想的那種日爾曼族的高貴，沒有英國貴族式的傲慢，也沒有山姆大叔的那般優(yōu)越，更沒有儒家的溫良恭儉讓。但在一個醉鬼的眼中，足球世界杯，好像是世界的一次狂歡節(jié)，又好像是來自五大洲的不同膚色的人在同臺演大戲。照羅伯森的定義，足球世界杯，無疑是“壓縮”了地球村，加速了全球化。拉登是誰。足球俱樂部的股票，在倫敦股市上了市。在社會學家的心目中，它是一種全球的社會共生意識（global consociationalism）的增強。球員踢球，大人談球，小孩拍球。巴西隊進了多少球，好像看清了，但多少“杜康可樂”下肚，卻忘了。她轉身從冰箱中取中一瓶可口可樂，又取了一個杯子，放在我面前。 于是，看到足球世界杯比賽，使我自然聯(lián)想到社會博弈中的規(guī)則與秩序：如果我們的市場運行，能象足球比賽那樣，只按游戲規(guī)則公正地比賽，該有多好！如果我們的政府，能做到象一個足球比賽的裁判那樣，只管市場博弈規(guī)則的“enforcement”，那幾十年后，世界經(jīng)濟的另一霸主，還輪不到中國？再則，如果我們的市場運行，能象足球比賽中那樣玩者們有則有序地競爭，即使作為市場運行監(jiān)護人和裁判的政府里的政治企業(yè)家，有點象“中國式的經(jīng)濟家”米盧，也不大要緊。但我知道，許多管理學家、許多管理者，非常喜歡用足球比賽的例子，來講他們的管理哲學。但許多經(jīng)濟學的高深道理，卻正在無聊之中。故也許馬克思先生搞錯了？ 足球比賽，有其內在“建制”（即科斯所理解的“institution”—— 如比賽分兩個隊，每個隊有11個球員，每一比賽分上下兩半場，每場45分鐘，等等），也有玩者。 且不管足球規(guī)則從何而來，也不管它的型構和演變過程有一段什么樣的故事，但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是遵循規(guī)則的足球比賽。足球比賽規(guī)則，是如諾思所認定的那樣由某個人“制定”出來的？我有點懷疑。規(guī)則，也就是制度經(jīng)濟學家們所理解的“制度約束”。因為，博弈論，與其是說它是解釋世界的工具，不如說它是一種解釋人的理性是什么，以及人的理性能達至什么的話語（discourse）體系。在博弈論經(jīng)濟學家眼中，人世交往，市場交易，以及人類生活世界中的一切一切，無非是不同的“games”?？蛇@個世界，是正立著？還是倒立著？我們并不清楚。 社會科學界的人，有時很像“盲人摸象”故事里的瞎子，有時又象一個喝得12分醉的酒鬼 —— 總是顛三倒四地看世界。 足球比賽，會創(chuàng)造GDP；舉辦足球世界杯，會拉動舉辦國的經(jīng)濟增長，這些應該都是眼下經(jīng)濟學的常識了。但我這個“足球盲”，總還算知道，現(xiàn)下中國國家足球隊教練，叫米盧。祝好。 2002年2月26日（元宵）于復旦 對這篇隨筆汪丁丁補充道：“維森兄，大作讀后，頗有同感，當然也就贊成你發(fā)表了。張大教授，思想深，文筆也美，中英文也都是如此。但是，他們好像特懂“經(jīng)濟學人的經(jīng)濟學”。但經(jīng)濟學人的研究（時間）投入，是否也有個“最大化”或“最優(yōu)”問題？是否也有個“短期”與“長期”問題？ 看來，帝國主義之風蠻盛的經(jīng)濟學，應該“帝國主義”回自己。讀到丁丁這封電郵，我方明白了，多才多產(chǎn)、幾乎“無所不知”的汪丁丁，原來是這么個工作法！ 于是，我糊涂了：經(jīng)濟學人，尤其是經(jīng)濟學人中的名人，是超人？是鐵人？還是機器人？ 馬克思經(jīng)濟學講價值。丁丁與我發(fā)電郵，也大致和我一樣不規(guī)則。閑聊中，毅夫兄告訴我，他每天只睡兩三個小時。在這家名滿世界的書店里的新書架上，我看到楊小凱的皇皇七八百頁的英文新著《經(jīng)濟學》。鄉(xiāng)下人好蒙。走時，我傻拉巴幾得從超市給他買了幾個包裝精美的大禮盒，花了幾百元錢。 經(jīng)濟學已當代化了——這里，我們權且可生造一個英文名詞“contemporarilization”了。 談到經(jīng)濟學產(chǎn)品，還應該區(qū)分開思想產(chǎn)品（products of thought）和思想性產(chǎn)品（thoughtful products）這兩個概念。但中國經(jīng)濟人的“明星股市”，好像不會縮水。但我們的經(jīng)濟學人，我們的新聞媒體記者、編輯和節(jié)目主持人，搞經(jīng)濟學產(chǎn)品推銷，倒有Amway的推銷員的專業(yè)水平。市場講分工，講專業(yè)化。時下，經(jīng)濟學商品生產(chǎn)，也市場化了。像中餐大師傅、像西廚的，倒蠻不少。他們的要求，說來也不高。但我們經(jīng)濟學人做經(jīng)濟學學問，生產(chǎn)經(jīng)濟學產(chǎn)品，可別學西廚做色拉。西廚們做西餐，蠻簡單。于是，街頭的擦鞋童少了起來。我們經(jīng)濟學人的勞作，有時在形式上還真得與街頭擦鞋童的勞作差不多呢！曾幾何時，我們的經(jīng)濟學，只是為政府經(jīng)濟政策和領導報告“擦鞋”。經(jīng)濟學人做幾篇文，撰幾本書，與農(nóng)民大妹子養(yǎng)幾只雞，或工人大兄弟煉幾噸鋼，也沒什么不同?，F(xiàn)在，至少我們可以判斷，經(jīng)濟學應該是商品。太太起來了，推開了書房的門。圣誕夜，我打開空調，躲在被窩里，懶洋洋地看《康熙王朝》。英國的冬天好像不冷。明天，不，今晚，我還要看。由于滿腦子都是英文的“orders”，“institutions”，還有中文的“制度”，它們又纏在一起，于是，我問：假如圣君康熙讓索額圖和明珠二黨的“暗斗”變?yōu)椤懊鳡帯?，那戲該怎樣演？假如康熙能把索額圖和明珠二黨之爭“制度化”下來，他們肯定還會結黨，還會營私，還會斗來斗去，但他們還能不能繼續(xù)“腐敗”？明珠相還敢不敢再給小太監(jiān)500兩（現(xiàn)時大概能在京城買個三室兩廳吧?。┿y票？假如康熙皇帝不用李光地，而是用了個“王制度”或“張法治”什么的，設計個什么什么規(guī)則，讓大家明打明地按規(guī)則斗，康熙是不是更是個圣君？那樣，晚清帝國社會會沿著“制度經(jīng)濟學家”眼中的“路徑依賴”走向何處？但熟讀“四書”“五經(jīng)”的康熙能嗎？假如康熙大病后不再服孝莊太皇太后的調養(yǎng)藥，而是吃些那兩個傳教士懷里揣的“腦白金”什么的，他會不會象當今英皇伊麗莎白二世她老媽似的活個九十多歲？那中國近代社會的歷史該怎樣寫？還象現(xiàn)在這樣？假如以上幾個假如都不是假如，康熙大帝會不會再哼唱：“我想再活一千年”？請看官注意，這里，我給康熙戲里的歌詞加了五百年。結果，可能是因為“腐敗”，均要被康熙分別拿了下來。戲上好像在演，康熙用了個李光地，把明珠“搞”了下來?？滴跏莻ト?，是圣君，這好像沒多少人懷疑。雪》呢！也好喜歡?？滴鯐r候，我們中國的版圖挺大的。原因也有二：一是上海天氣涼了起來。如果像印度那樣將腐敗制度化，中國的改革將路漫漫兮！ 話說回來，如果政府管不好自己，管不了自己，企業(yè)（尤其是自營企業(yè)）沒有投資信心和投資沖動，光靠老凱恩斯教導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又能支持中國的經(jīng)濟增長多久？ 向“錢（財）”看，也有向前看呵！ 1999年元月23日于復旦 本文發(fā)表于《經(jīng)濟學消息報》第327期，發(fā)表時有刪節(jié)，現(xiàn)為全文。且二十年來的改革實踐證明，政府管不好企業(yè)，也管不了企業(yè)，焉能管好市場？管好自己就不得了了。 中國的政治企業(yè)家選擇哪條改革思路，自然要從多維來考慮?，F(xiàn)在要把這二者理開，說來實為難事。手在市場中，不拿心癢；大家都拿，我不拿吃虧。政府管不好自己，難道不是當今中國諸多頭疼的經(jīng)濟難題的根源之一？現(xiàn)在已引起學界警覺的中國資本的外逃，民間投資乏力，以至國家的貨幣政策陷入“流動性陷阱”等等，等等 ── 這諸多問題，難道都不與政府管不好自己有關？ 政府如何管好自己？自己一介書生，不諳世故，不通國情，更不敢妄下斷語。 近些年來，社會上對各級政府中的腐敗現(xiàn)象議論很多，中央最近也似乎加強了嚴打力度，且新聞媒體不斷有大量報導。說來也巧，同一周，我教的研究生班的數(shù)位同學來“寒舍”坐坐，一位學生亦問了同樣一個問題：“先生（不少學生愿意這樣稱呼我，雖然我自忖年歲還不太老），你比較哈耶克與諾思，我們基本上能理解。他似乎認為它能夠像用手擺布一副棋盤中的各個棋子那樣容易地擺布諾大一個社會中的各個成員；他并沒有考慮到：棋盤上的棋子除了手擺布時的作用外，不存在別的行動原則；但是，在人類社會這個大棋盤上，每個棋子都有它自己的行動原則 ……”。并且，對當今中國社會經(jīng)濟運行的現(xiàn)實進程來說，斯密的這一“棋子”原理的參考意義，決不亞于他的“看不見的手”的第一原理。更令人驚訝的是，在初讀這本書時，筆者竟似乎發(fā)現(xiàn)了能與亞當 但倒有一件事令人感到意外，這就是盡管許多經(jīng)濟學家（尤其是九十年代以來的演進博弈論經(jīng)濟學家）已注意到文化傳統(tǒng)、道德倫理、宗教信仰和意識形態(tài)在社會制序 的型構、駐存和變遷中的重要作用，以科斯和諾思為旗手的目前如日中天的經(jīng)濟學的制序分析學派的諸家們，好像還不大注意斯密的《道德情操論》。在西方當代新古典主義主流學派的博大精美的數(shù)理經(jīng)濟分析的框架中，是容不下斯密所提出的同情心和道德倫理問題的。 斯密留給世人的兩部傳世佳作之一，而是筆者早就把此書和康德的《實踐理性批判》列為自己正在撰寫的《社會制序的經(jīng)濟分析導論》中一章所必讀的兩部參考書之一。 本文發(fā)表于《經(jīng)濟學消息報》第316期亞當 他們的著書立說之快，又與他們的學術洞見之深，是并行不悖、甚至是相輔相成的。當然，經(jīng)濟學研究者著書立說之快本身是無可非議。做學術研究，尤其做經(jīng)濟學的理論研究，是一項極其艱苦而有時又是極其困難的思維功夫。林毓生教授早年曾就讀于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并為曾任教于該委員會的哈耶克和哈佛大學的著名漢學家史懷哲（Benjamin I. Schwartz）教授的關門弟子。詩中蘊涵美。思想著的著者，可用自己的筆、電腦的鍵、文著的語，將這三位一體，傳予讀者的思。既然著者與讀者之間有一種思想的交流，有一種知識的交易，那著者就有責任，有義務，也不得不，給讀者以美，以善，以真。思想或深或淺，必定從語言中表露出來。清晨林中之鳥語，雨后空谷之瀑聲，何等之美！經(jīng)濟學的話語（discourse），難道不應該也是如此？經(jīng)濟學是思想。但六篇“劍橋書簡”，尤其是從“劍橋書簡之三：均衡與秩序”之后，我力求使自己的著述思想清朗，文句簡捷。”這是我從2000年9月初來劍橋后才莫名其妙地產(chǎn)生的一個夢想。115 / 116第一部 經(jīng)濟學與詩“哲學真的應該象作詩那樣來寫”。我希望有一天，自己能達到寫詩一般經(jīng)濟學的境界。長句很多，定語從句套定語從句，佶屈聱牙。語言有語言的美。思想可深可淺。這種交流，用經(jīng)濟學的語言來說，是一種知識交易（transaction）。信者，拜之；思者，仰之；著者，述之。美中就有詩。林教授文著中的許多學術洞見，對經(jīng)濟研究的理論思維來說，常常帶有博蘭尼（Micheal Polanyi）所說的那種“支援意識”（subsidiary awareness）。而這種做學問的“比慢”之精神，在目前中國學界大家“競相比快”因而顯得有些浮躁的時尚風氣中，顯得特別珍貴。如果坐不下來，隨感而作，即興而發(fā)（像筆者這樣），或東拼西湊、南抄北襲地著書立說，往往就難能像老康德那樣真正推進人類自身對自然或社會現(xiàn)象的理解，并增加人類的知識存量。森（Amartya Sen），又豈不是經(jīng)濟學研究中的快手與“世手”（高于“國手”）？這些經(jīng)濟學殿堂中的巨擘們，均是天份極高的人。因此，在中國經(jīng)濟學界你我大家競相比快的時風之中，反省一下林毓生教授所倡導并以此自勵的作學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