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程序與量刑程序分離的情況下，假如定罪審理程序仍然維持現行的“案卷筆錄中心主義”的裁判方式的話，那么，量刑程序改革的必要性也就令人感到懷疑了。假如不在定罪審理程序中貫徹“公正審判”理念的話，那么，量刑審理程序的“公開性”和“透明性”也是沒有太大價值的。法院經過一種近乎儀式化的法庭審理，一旦做出了令人難以信服的有罪裁判，被告人將會對這種裁判提出合理的質疑。在此情況下，法庭縱然經過公開、透明的訴訟程序，對被告人確立了一種相對合理的量刑結論，這種量刑程序也難以提升法院審判的公信力?？梢哉f，定罪程序的公正性與量刑程序的公正性有著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關系。量刑程序改革的成功最終還要取決于定罪審理程序在貫徹正當程序理念方面的進步。五、結語：量刑程序的三種模式構建“相對獨立”的量刑程序，是量刑制度改革的一項重要課題。本文圍繞著未來量刑程序的構建問題，討論了最高法院量刑程序改革方案的利弊得失，對這種改革方案的實施效果做出了分析和評價。根據本文的分析，最高法院的改革方案對于簡易程序基本上是無法適用的。因為簡易程序基本上不存在任何定罪審理過程，而屬于一種簡便快捷的量刑審理程序。那種將定罪審理與量刑審理交錯設置的改革方案是沒有制度根基的。當然，這一改革方案在“認罪審理程序”中是可以適用的，但應進行必要的改造。因為這一程序保留了法庭調查和法庭辯論的程序框架，那種將“量刑調查”和“量刑辯論”分別揉進這兩個階段的改革設想，具有現實的可行性。而在控辯雙方對指控犯罪事實不持異議的情況下，這一改革方案還有進一步改進的空間。但對于被告人不認罪的普通程序而言，最高法院的改革方案則存在著較為嚴重的問題。這一方案的實施，將帶來被告人的無罪辯護權受到削弱、定罪審理程序的正當化進程受到沖擊的問題。無論是法學界還是司法界，都對這種改革方案在普通程序中的適用問題，提出了尖銳的質疑。本文無意提出一種理想的量刑程序模式。其實，假如脫離中國刑事司法的具體環(huán)境，提出一種理論上“盡善盡美”的量刑程序，這對于量刑程序改革的成功，恐怕是沒有實際意義的。不過，根據基層司法機關所進行的探索和試驗，對那些實施效果良好、具有較大啟發(fā)性的改革方案，進行必要的理論總結，并對其利弊得失加以反思性的討論，這應是法學研究者責無旁貸的使命。在本文看來，中國的量刑程序改革在司法實踐中已經初步形成了三種模式，即“集中量刑模式”、“彈性的交錯量刑模式”以及“獨立量刑模式”。它們分別適用于中國刑事審判制度中的三種程序。其中，在簡易程序中，“集中量刑模式”意味著法庭在確認被告人構成犯罪的基礎上，對檢察官出庭支持公訴的若干件案件，依次進行連續(xù)不斷的量刑審理，當庭形成量刑裁判的結論。在“認罪審理程序”中，“彈性的交錯量刑模式”意味著法庭只對控辯雙方存有爭議的事實認定問題進行審理，然后將“量刑調查”和“量刑辯論”分別揉進法庭審理過程之中，使量刑問題得到全面的調查和辯論。對于控辯雙方沒有任何爭議的事實認定問題，法庭可以不再進行那種儀式化的定罪審理，而專門審理量刑問題。而在普通程序中，“獨立量刑模式”則意味著法庭將定罪審理與量刑審理區(qū)分為兩個相對獨立的階段，先就被告人是否構成犯罪的問題組織法庭調查和法庭辯論，在宣告有罪判決的前提下，法庭再來組織專門的量刑審理程序，通過聽取控辯雙方的量刑意見，審查各項法定的和酌定的量刑情節(jié)，從而對被告人的量刑問題做出裁判。作為一種自生自發(fā)的司法改革，量刑程序改革是基層司法機關為規(guī)范法官自由裁量權所進行的改革嘗試。迄今為止，無論是最高法院主持的改革試點，還是由一些學者所主持的改革項目，都對我國量刑程序的改革進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但是，這一改革還遠遠沒有達到成熟的程度，更沒有成熟到足以向全國法院加以推廣的地步。改革的決策者不應固步自封，對剛剛起步的改革試驗淺嘗輒止。相反，保持一種開放的胸襟，對各種改革探索持一種寬容的心態(tài)，對各種改革試驗的效果進行謹慎的觀察和評估，這對于減少錯誤決策，發(fā)現新的有生命力的制度設計，將是有益無害的。當然，量刑程序改革要取得積極的效果，僅僅對定罪與量刑的程序關系作出適當的選擇還是遠遠不夠的。在確定一種切實可行的量刑模式的基礎上，改革者還要完成一系列的制度探索。在未來的量刑程序中，辯護律師的有效參與將是至關重要的因素。但迄今為止，被告人能夠獲得律師幫助的案件比例仍然不高，多數刑事案件的被告人還無法獲得律師的辯護；而在律師參與辯護的案件中，律師的量刑辯護效果也很不理想。因此，如何擴大辯護律師的參與比例，增強律師的辯護效果，將是一項亟待解決的改革課題。與此同時，未來量刑程序的良好運轉，取決于控辯雙方庭審前的有效準備工作，如何引導檢察官和辯護律師在庭審之前進行充分的調查，提出盡可能全面的量刑情節(jié)，將是量刑程序取得成效的關鍵環(huán)節(jié)；如果引導控辯雙方在庭審前進行全面的證據展示，從而對對方的量刑證據進行有效的攻防準備工作，這無論對于保障量刑事實的準確性，還是對于保證法庭圍繞著有爭議的量刑情節(jié)進行有效率的審理，都將是很有意義的。不僅如此，在那些有被害人的案件中，如何在量刑程序中確立被害人的訴訟地位，保障被害人對量刑決策過程的有效參與，這對于法院量刑程序改革的完成，也將是一項不容輕視的挑戰(zhàn)；在未來的量刑程序中，如何確立一種有別于定罪審理程序的證據規(guī)則，使得量刑事實通過一種自由證明機制得到準確的認定，避免量刑事實認定上的錯誤，這也將是量刑程序改革中不可回避的研究課題。注釋與參考文獻⑴參見陳瑞華：《論量刑程序的獨立性》，《中國法學》2009年第1期。⑵參見李玉萍：《健全和完善量刑程序實現量刑規(guī)范化》，《中國審判》2009年第8期。⑶參見羅潔琪：《最高法院量刑規(guī)范化改革起步》，財經網，2008年11月14日訪問。⑷參見徐斌、郭強：《山東青島法院首次將量刑納入庭審程序》，《齊魯晚報》2009年3月21日。另參見李廣軍等：《控辯雙方當庭辯論判幾年法院將量刑納入庭審程序》，《長沙晚報》2009年6月11日。⑸參見陳冰：《嚴格程序規(guī)范量刑確保公正——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負責人答記者問》，《人民法院報》2009年6月1日。⑹2003年，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和司法部聯合發(fā)布了《關于適用簡易程序審理公訴案件的若干意見》，對簡易程序的適用作出了全面的規(guī)定。有關簡易程序的評價，參見陳瑞華：《刑事訴訟的中國模式》，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61頁以下。⑺參見盧金增等：《山東慶云：對簡易程序刑事案件試行“隨案移送量刑建議書制度”》，《檢察日報》2009年6月20日。⑻參見培軍、胡志英：《山東臨沭審理簡易程序案件公訴人必須出庭》，《齊魯晚報》2006年11月10日。另參見胡新橋等：《武漢檢方出席簡易程序公訴案件集中開庭》，《法制日報》2009年6月12日。⑼參見張安平：《“批量”出庭照亮簡易程序監(jiān)督盲區(qū)》，《檢察日報》2009年7月19日。⑽筆者根據山東省日照市東港區(qū)法院的改革經驗，發(fā)現簡易程序中的量刑模式已經具有了明晰的方向。在這種程序中，需要簡化乃至省略的是對犯罪事實的當庭審理過程，需要加強公開性、透明性和對抗性的卻是量刑審理過程。但是，即便是對量刑問題，法庭也不需要不厭其煩地展開調查和辯論，而完全可以確立一種“流水作業(yè)”的審理模式。其實，在半天左右的時間里，法庭完成5至7件輕微案件的量刑裁決過程，這無論是對檢察機關還是對法院而言，都不會帶來訴訟效率下降的問題。參見陳虹偉等：《中國量刑程序改革走到關鍵時刻》，《法制日報》（周末版）2009年10月15日。⑾前引⑼，張安平文。⑿前引⑽，陳虹偉等文。⒀參見前引⑹，陳瑞華書，第61頁以下。⒁參見肖波：《定罪程序與量刑程序的自然銜接——上海浦東新區(qū)法院的量刑程序試點經驗》，《中國審判》2009年第8期。另參見王德錄等：《試行量刑程序實現“陽光量刑”》，《中國審判》2009年第8期。⒂所謂“徹底的事實審理”，是指按照直接、言辭和集中進行的原則，在不受公訴方案卷筆錄影響的前提下，通過法庭審理對案件事實加以認定的裁判過程。參見陳瑞華：《刑事審判原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83頁以下。⒃前引⑹，陳瑞華書，第107頁以下。⒄同上書，第295頁以下。⒅2009年7月20日，筆者觀摩旁聽了江蘇省揚州市邗江區(qū)法院對徐留洪等人涉嫌貪污一案的開庭審理。對于這一被告人當庭認罪的案件，該法院按照最高法院《量刑程序指導意見》所設定的改革方案，先后對定罪問題與量刑問題進行了法庭調查，并將量刑辯論納入法庭辯論程序之中。整個開庭審理持續(xù)了兩個半小時。筆者注意到，在長達兩個半小時的開庭審理中，法庭對被告人貪污犯罪事實的調查持續(xù)了一個多小時。其間，對于幾乎所有貪污犯罪的事實和證據，兩名被告人均當庭予以認可，辯護人也沒有提出異議。但法庭仍然引導公訴方宣讀、出示了一組又一組的書證和筆錄材料。參見盧志堅等：《下面進入量刑建議答辯程序》，《檢察日報》2009年7月26日。⒆關于許霆案以及對許霆案的深入分析，參見陳瑞華：《脫韁的野馬——從許霆案看刑事法官的自由裁量權》，《中外法學》2009年第1期。⒇2009年7月3日，北京市東城區(qū)法院對一起詐騙案件進行了開庭審理。被告人當庭拒不認罪，辯護人提出了無罪辯護意見。在這一案件中，法院試驗了一種新型的交錯量刑模式，也就是先就被告人的定罪問題舉行法庭調查和法庭辯論，然后在征得被告人同意的前提下，隨后舉行了專門的“量刑答辯”程序。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在法院尚未做出有罪裁判之前，不得不在量刑答辯中進行了“量刑辯護”，提出了一些酌定的從輕量刑情節(jié)。參與旁聽的很多人士都發(fā)現，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在一場連續(xù)舉行的法庭審理中，提出了兩種自相矛盾的辯護意見，其量刑辯護顯然對前面所作的無罪辯護帶來了否定性的效果。參見陳虹偉、王鋒：《量刑改革：一場關乎自由的討價還價？》，《法制日報》（周末版）2009年7月9日。(21)參見胡云騰：《構建我國量刑程序的幾個爭議問題》，《法制資訊》2008年6月30日。(22)參見李玉萍：《我國相對獨立量刑程序的設計與構建》，《法律適用》2008年第4期。(23)2009年9月28日，山東省日照市東港區(qū)法院對一起詐騙案件進行了開庭審判。在法庭審理中，被告人拒不認罪，辯稱沒有實施詐騙行為，其行為不過屬于“民間借貸，欠款不還”。兩名辯護人為其做了無罪辯護。為保證被告人充分行使辯護權，法院將法庭審理分為定罪審理與量刑答辯兩個階段。在定罪過程中，法庭對控辯雙方提出的證據進行了舉證和質證，并給予雙方就被告人是否構成詐騙罪的問題進行法庭辯論的機會。經過最后陳述和庭后評議，法庭當庭宣告被告人構成詐騙罪。隨后，法庭就本案的量刑問題舉行了量刑答辯。公訴方發(fā)表了量刑建議，并就量刑情節(jié)向法庭逐一做了說明。辯護方也發(fā)表了量刑意見，并就量刑情節(jié)提出了本方的看法。最后，法庭再次經過最后陳述和評議環(huán)節(jié)，當庭宣告了量刑裁決。整個庭審從上午9；40開始，至12：15結束。參加觀摩旁聽的法官、檢察官、律師、法學研究者以及立法機關的官員，都沒有對這種“獨立量刑程序”的設置提出異議。參見前引⑽，陳虹偉等文。(24)參見陳瑞華：《制度變革中的立法推動主義》，《法學家》2009年第5期。(25)參見陳瑞華：《定罪與量刑的程序關系模式》，《法律適用》2008年第4期20 /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