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轉型時期民俗的法律運用-資料下載頁
2025-06-28 21:49本頁面
【正文】 與李某的父母住在一起，家庭關系融洽，生活富足，一度頗受鄉(xiāng)鄰羨慕和稱贊。然而，近年來收入較好的李某卻不滿足平淡的家庭生活，在外搞起了婚外情。世上沒有不透風的墻，事情很快傳到了張某的耳中。雙方為此雖發(fā)生過爭吵，但為了保全家庭，張某與家人多次做李某思想工作，希望李某早日回心轉意。而李某卻聽不進勸，一意孤行，索性經(jīng)常在外租住生活。2006年3月，李某曾起訴離婚過一次，因理由過于草率被法院判決不離。2007年2月，他再次提出離婚訴訟，理由仍是感情不和、分居較長，始終不肯說出離婚的真實原因。最后還是張某向法庭提交的一張光盤和李某父母的證詞道出了離婚的原委。法庭上李某的父母還親自出庭作證證實兒子的婚外行為。依照我國《婚姻法》等相關法律、司法解釋的規(guī)定，李某與張某的夫妻感情因第三者的介入產(chǎn)生嚴重危機，似乎到了名存實亡的境地，判決雙方離婚也順理成章。但本案有一個特殊的情形，即李某的父母為了保住兒媳不惜與兒子反目揭露其婚外情的事實，這說明張某的不同意離婚意見具有堅實的家庭和社會基礎，且李某的婚外情明顯背離了社會的公序良俗要求，最后法院再次判決不準雙方離婚。法院的判決在當事人所在鄉(xiāng)村獲得了廣泛認可，并被認為是凈化社會風氣的公正判決，回應了譴責婚外情的社會道德輿論。同時我們更應該看到的是，法律主動地給善良民俗讓位，是民俗與法律互動的結果，是國家對善良民俗認可的重要表現(xiàn)。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建立民主與法制”和“依法治國”的口號的引導下，國家的正式法律制度開始大規(guī)模地進入到鄉(xiāng)土社會中，通過“普法”教育尤其是司法審判活動，自上而下的對舊文化、舊習俗和舊思想觀念的改造活動仍在繼續(xù)。然而，成文法所代表的是農民不熟悉的規(guī)則和知識，在一定程度上和鄉(xiāng)土社會的生活邏輯是不相一致的，因而很難滿足人們的需要，人們索性避開法律按照民俗辦事。正如前文中分析的，民俗在司法審判中的運用是當下中國社會結構的必然要求。然而，這樣的結果造成的是一個多種知識和多種秩序并存的法律多元格局。[12] 梁治平：《在邊緣處思考》，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94頁。這么一種格局對整個國家而言是令人擔憂的。法治國家的發(fā)展，成文法繼續(xù)向鄉(xiāng)土社會進軍是一個必然的趨勢。在這么一個趨勢下，有人擔心成為法的廣泛適用會極大地壓縮民俗的生存空間。筆者以為這種認識在其出發(fā)點上是值得商榷的，法律的推行過程不應當是法律對民俗的取代過程，而應當是法律與民俗相互作用并實現(xiàn)共同完善的過程。法律的完善應當是制定法更大程度上地與法律的精神相吻合，而民俗的完善則是民俗在社會轉型的過程中實現(xiàn)其現(xiàn)代轉型。對此，我們必須對民俗所表現(xiàn)的思想、行為和生活方式進行重新的審視。正式的法律并不因為他通常被認為是進步的而具有必然的合理性；而民俗所承載的規(guī)范性知識也并不因為是傳統(tǒng)的而在現(xiàn)代社會不具有合理性。中國基層的法律問題是歷史和社會問題的綜合體，并不是依靠單純的法律所能夠解決。中國農民的創(chuàng)造性為整個世界所嘆為觀止，當代中國農村經(jīng)濟改革中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任制的發(fā)展便是很好的明證，民間的自發(fā)經(jīng)濟形式一步步突破正式制度的禁限，從一種非正式制度逐步取得合法性，并成為正式制度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開放初法制不健全的社會背景之下，這個過程主要是通過政治途徑實現(xiàn)的，那么在建設法治社會的今天，法律應當成為民俗再生與再造的主要途徑。而對于普通百姓來說，制定的法甚至不是他們感受到的法律；他們明確感受到的法律，更多是實踐中的法律，往往是司法實踐中形成的一個個具體的判決。因而，民俗在司法審判中的運用成為了其再生與再造的關鍵環(huán)節(jié)。而這個過程的實現(xiàn)，需要的不僅僅是高超司法審判技術，更需要一種新的更合理的法律觀和秩序觀。參考文獻：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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