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是立法上的疏忽和用語不當造成的。對盜竊金融機構，數(shù)額特別巨大的，不分情節(jié)輕重，一律判處無期徒刑或死刑，不僅造成中間的量刑幅度脫檔，而且顯然也是不科學的。但是司法解釋也沒有對此做出相應的規(guī)定，不得不說是一種遺憾。其次，縱觀我國的司法解釋，很輕易就用數(shù)字化的量化的標準作為法律的適用標準。有的時候，對于犯罪的危害性衡量而言，錢物的價值數(shù)字可以是其中一個重要依據(jù)，但更多時候，應結合具體情勢做出綜合考量才具有全面性，也更能體現(xiàn)法律的公平與公正。本案許霆偶然發(fā)現(xiàn)了ATM機難得一遇的漏洞，繼而利用而盜取銀行十幾萬元現(xiàn)金，她的主關惡性相對來說是小的，從這一點來看，重審的判決在法定刑下量刑是合理的，但是在法定刑以下量刑應該是非常態(tài)，不能成為財產類犯罪量刑所經(jīng)常援用的依據(jù)。第三，立法技術不夠完善。針對論文第四部分提出的一些特殊的盜竊罪，我國現(xiàn)行刑法典都沒有相關的規(guī)定，實踐中發(fā)生了此類案件，法官也只能參照適用現(xiàn)有的與之最接近的規(guī)定，或者報最高院，由最高院做出答復，這樣做的好處在于使個案得到了及時公正的解決，但他的弊端也不容忽視：出現(xiàn)了司法解釋立法化的嫌疑，一是與《立法法》相違背，二是不利于維護法律的權威性和穩(wěn)定性，法律的規(guī)范作用也難以實現(xiàn)，三是不利于社會的穩(wěn)定。第三，對于財產的不平等保護。1997年刑法規(guī)定盜竊金融機構，數(shù)額特別巨大和盜竊珍貴文物，情節(jié)嚴重的，處無期徒刑或者死刑，盜竊其他財產法定最高刑為無期徒刑。這一規(guī)定既取消一般情況下盜竊罪的死刑以做到“限制死刑的適用”，又出于保護銀行金融資產或者珍貴文物的需要，在極為例外的場合保留了盜竊罪的死刑。但是，刑法盜竊罪應該實現(xiàn)對于所有公私財產的平等保護，而不應該“厚此薄彼”。從保護法益和剝奪法益的對等性角度考慮，也從嚴格限制死刑乃至最終廢除死刑的論斷出發(fā)，消除《刑法》第264條中關于兩類特殊情況下加重處罰乃至最高可以判處死刑的規(guī)定(盜竊罪的最高法定刑固定在無期徒刑)應該是一個符合潮流的選擇。從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當前我國盜竊罪的規(guī)定還有相當需要完善的地方：第一，完善立法，使法律的規(guī)定符合時代發(fā)展的需要。修改那些與現(xiàn)實生活不符的法律概念，將一些新的并且具有普遍意義的概念和行為納入到刑法保護的范圍。例如，對于盜竊珍貴文物的，用單獨的刑法條文規(guī)范。珍貴文物具有特殊性，一般不能直接用數(shù)額計算其價值，具體價值一般難以認定，因而，用上述標準來適用盜竊珍貴文物，是十分困難的，也是不切合實際的。我們認為，這樣規(guī)定，突出了盜竊珍貴文物的特點，比較科學，也有利于正確定罪量刑。第二，司法解釋的出臺要及時并且合理。法律的制定具有滯后性，法律一旦頒布生效為了保證他的穩(wěn)定性和嚴肅性一般不會輕易的修改，所以這就要求司法解釋的出臺要及時合理，并且操作性情強。否則司法解釋將變成一種擺設。 第三，改變單一的以數(shù)額作為量刑依據(jù)的做法，將行為的情節(jié)嚴重程度同數(shù)額大小相結合。犯罪數(shù)額大的，一般情況下應該處以較高的法定刑，但是也要同犯罪情節(jié)，比如行為人的主觀惡意和案件的偶發(fā)性等相結合，數(shù)額巨大但是其他犯罪情節(jié)輕微的，也不一定要處以較高的刑罰，而數(shù)額不是很大，但是行為的其他方面危害較大的也要判處較高的刑罰，嚴格限制法定刑下量刑的適用。第四，應當單獨設立特殊類型的盜竊罪。筆者認為有必要單獨設立使用盜竊罪，對已使用為目的的盜竊行為予以規(guī)范，并規(guī)定單獨的量刑標準，使行為人的使用不當行為給他人造成的財產損失，可以作為結果加重的一種情節(jié)，這樣在量刑上可以分開檔次。對于單位盜竊罪也是一樣，了盜竊罪設立能夠把它與自然人盜竊和盜竊集團有效的區(qū)分開來，是刑事法治科學化的需要,也是貫徹罪刑相適應原則的要求。同時隨著網(wǎng)絡的發(fā)展和運用，利用計算機網(wǎng)絡進行的犯罪案件日益增加,其危害性越來越嚴重。犯罪人使用計算機網(wǎng)絡技術,直接將盜竊的電子貨幣、電子資金在網(wǎng)上支付,網(wǎng)上購物,網(wǎng)上炒股以及其他網(wǎng)上交易,或者將竊取的虛擬財產出售,自己使用或者轉送給他人的,均認為是侵犯了他人財產。因此,在刑法上設立計算機網(wǎng)絡盜竊罪是可行的。結　　論 盜竊犯罪是我國歷史上最早出現(xiàn)并沿用至今的罪名之一，也是目前我國發(fā)案率最高的一種犯罪。據(jù)統(tǒng)計，全國盜竊犯罪案件一般占整個刑事案件的60%一70%，這類案件的公正處理，對提高整個刑事案件的審判質量，將會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盜竊案件，看似簡單，其實并非如此。它涉及許多內容，因此，盜竊犯罪是一種非常重要、非常復雜的犯罪，雖然我國1997年刑法典已將盜竊罪從詐騙、搶奪規(guī)定的同一條文中分離出來，但其內容仍然過于簡單，與現(xiàn)行盜竊犯罪的實際情況不相符合，應借鑒國外及我國臺灣地區(qū)的有關做法，在立法上應加以進一步的完善、在司法上應作進一步的統(tǒng)一。由于本文的篇幅及自己的水平有限，在這里僅對盜竊罪的概念、構成要件、盜竊罪與其他犯罪的區(qū)別以及特殊盜竊罪等五個方面的內容作一些粗淺的分析與探討。詳細分析了廣州許霆案件爭議的各個方面，認為之所以存在如此的爭議，主要是由于我國當前關于盜竊罪的規(guī)定有些缺陷。雖然我國修改后的《刑法》及相關的司法解釋對盜竊罪的犯罪構成要件作了詳細的闡述，然而，這些規(guī)定相對于實踐中盜竊罪的復雜案情來說，仍舊顯得過于抽象化并且操作性不強，這也就導致了刑法學界和司法實踐中對盜竊罪的認定產生了很多問題，本文在對基本理論探討的基礎上，結合以上的分析和當前學界對盜竊罪的研究，筆者提出了自己對于完善我國盜竊罪立法以及司法的一些建議，希望能夠對立法和司法實踐有所裨益，實現(xiàn)法律保障公民合法財產進而維護公民基本人權的作用，促進我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參考文獻[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68頁.[2]趙秉志．刑法新教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671．[3]王禮仁．盜竊罪定罪量刑案例評析．北京：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03． 47． [4]高格，比較刑法學，長春出版社，1991.[5]董進宇，盜竊犯罪的認識及延伸思考，法制與社會發(fā)展 ，1999.[6]董玉庭，《盜竊罪主觀構成要件微探》，哈爾濱工業(yè)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3月第五卷第1期，79頁.[7]何秉松，《犯罪構成系統(tǒng)論》．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1995．196．[8]趙秉志，《侵犯財產罪 》 北京：中國人名公安大學出版社，1999，165 .[9]董玉庭，《盜竊罪主觀構成要件微探》，哈爾濱工業(yè)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3月第5卷第1期.[10]高銘暄、馬克昌主編：《刑法學》（下編），中國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889890頁.[11]劉明祥．財產比較研究．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 65．[12]董玉庭．盜竊罪研究．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2002．85．[13]張明楷：《刑法學》，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81[14]高銘暄馬克昌:《刑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62頁.[15]高銘暄馬克昌:《刑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62頁.[16]張明楷．侵犯財產罪疑難問題．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01．[17]孫力：《盜竊罪研究》，西北政法學院1988年碩士學位論文，第5862頁.[18]魏東：《論“使用盜竊”犯罪的立法設置方案》，《中國刑事法雜志》2006年第4期，第61頁.[19]趙秉志主編：《中國刑法案例與學理研究分則編（四）侵犯財產罪》，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97頁.[20]董永森,陳際紅.《信息網(wǎng)絡與高新技術法律前沿(2005)》.北京: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05. [21]龐云霞:《網(wǎng)絡虛擬財產的盜竊問題研究》西安石油大學學報，2006年第5期，第17頁.[22]尚志龍,.[23]季興彪：《網(wǎng)絡盜竊罪的認定》，計算機與網(wǎng)絡，2007年14期，19頁.致 謝本設計的完成是在我的導師細心指導下進行的。在每次設計遇到問題時老師不辭辛苦的講解才使得我的設計順利的進行。從設計的選題到資料的搜集直至最后設計的修改的整個過程中，花費了老師很多的寶貴時間和精力，在此向導師表示衷心地感謝！導師嚴謹?shù)闹螌W態(tài)度，開拓進取的精神和高度的責任心都將使學生受益終生！ 還要感謝和我同一設計小組的幾位同學，是你們在我平時設計中和我一起探討問題，并指出我設計上的誤區(qū)，使我能及時的發(fā)現(xiàn)問題把設計順利的進行下去，沒有你們的幫助我不可能這樣順利地結稿，在此表示深深的謝意。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