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分權。但由于中央政府將收入分配權部分地下放給地方政府的同時，沒有在現(xiàn)有的經濟體制中形成對非國家主體的內在需求的約束機制，也就是說，各經濟主體的經濟利益與經濟約束相脫離或不對稱。這樣就導致了作為另一經濟主體的地方政府可以在缺乏有效的需求約束的情況下，形成過度需求擴張。地方政府利益擴張的內在動因是本地經濟發(fā)展的客觀需要，外在動因是區(qū)域經濟發(fā)展的不平衡，從而使地方政府存在追求高速增長的傾向。而不同地區(qū)之間經濟發(fā)展的不平衡，客觀上又形成了一種攀比機制，加上按行政隸屬關系來分配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這種攀比機制的作用。因此，為加快本地區(qū)的發(fā)展，地方政府的領導人會竭力爭取擴大本地的投資，這種爭投資行為成為投資膨脹的主要推動力量，進而帶來了需求增加和供給不足，引起物價上漲。另一方面，經濟過快增長會使貨幣投放相對過多，但并非過多的貨幣會平均式地同時流向各個行業(yè)導致各種商品的價格同時地等幅度地全面上漲，而是過多的貨幣先流入強勢部門或行業(yè)，比如房地產，房地產市價格上漲必然帶動與房地產相關幾十個行業(yè)的產品價格、工資及服務價格上漲。然后是股市價格的快速飚升。最后價格上漲才傳到整個經濟薄弱的環(huán)節(jié)農產品及食品的價格上。正如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羅斯巴德所說的，一旦這些最弱勢部門的商品和服務價格上漲，也就標志著全面的通貨膨脹開始形成。因此說，結構性問題不容忽視。（三）貨幣供應量的增加是重要原因信貸投放規(guī)模過大。從數據分析，中國貨幣供應量的增幅過大（見圖4），遠遠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并且儲蓄存款量巨大。2010年12月末，廣義貨幣（M2），%；狹義貨幣（M1），%；流通中貨幣（M0），%。，；。信貸規(guī)模過大，會使得盲目投資和資金的低利用率現(xiàn)象有所抬頭，這樣會導致市場的需求增加，造成資源的相對短缺和供給的相對不足，從而出現(xiàn)價格水平的上漲，引發(fā)通貨膨脹壓力。國際收支順差嚴重，國內外匯儲備過多。目前，我國貿易順差嚴重。2010年我國進出口總額達29728億美元，其中出口占15779億美元，進口占13948億美元，順差1831億美元。外匯的大量流入，成為基礎貨幣供應的主要渠道。外匯儲備增加越多，人民幣的發(fā)放增長越快。這是因為在當前的外匯管理體制下，中央銀行為了維持匯率的相對穩(wěn)定，被動購入外匯形成外匯儲備，同時相應投放等值的基礎貨幣，通過貨幣乘數效應，造成了貨幣供應量的大幅增長。當的貨幣數量超過實際需要的貨幣量時，形成“過多的貨幣追求過少的商品”的局面，導致價格水平上漲。人民幣升值預期。人民幣升值預期導致大量國外投機性短期資本（又稱熱錢、游資）進入我國，以期在人民幣升值后從中獲得巨額利差，再將其兌換為外幣撤離我國。根據我國現(xiàn)行匯率制度，熱錢涌入后央行要發(fā)放相應數額的基礎貨幣進行兌換，這無疑加大了貨幣供給量。且熱錢在賭人民幣升值預期的同時，趁機在其他市場如房地產市場、債券市場、股票市場不斷尋找套利機會，導致資本市場價格飛漲。三、通貨膨脹的影響及應對措施（一）通貨膨脹的影響對于通貨膨脹的危害，凱恩斯曾指出，再沒有什么比通過摧毀一國的貨幣來摧毀一個社會的基礎更容易的事情了。通貨膨脹對我國經濟、社會的危害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幾方面：國民經濟比例失調。通貨膨脹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物價上漲，使價格已經不能在正常的范圍內顯示它本來所代表的價值量，容易使勞動生產者陷入誤區(qū)，進行大規(guī)模的盲目生產，造成產業(yè)鏈及產業(yè)結構發(fā)生不良變化，導致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社會不安定因素產生。通貨膨脹具有明顯“劫貧濟富”的收入再分配效應，使得富者越富、窮者越窮。這無疑會加大低收入群體的心理壓力，不利于社會的和諧與穩(wěn)定。另外，通貨膨脹所帶來的貨幣貶值會使得人民的實際生活水平下降，這也會導致社會不安定因素產生。通脹預期過度會沖擊資本市場。2010年底，社會資金十分充足。在過度通脹預期下，人們擔心貨幣不斷貶值，會恐慌性地把錢投向資本市場，引起股市、房市劇烈波動，資本市場出現(xiàn)混亂。如果把資本市場搞亂，那將是災難性的影響。通脹預期過度有可能引發(fā)“預期通脹”。我國農產品和資源產品價格長期偏低，在調整經濟結構過程中，這些產品價格會合理上漲。如果通脹預期過度，農產品、和資源產品價格的合理上漲也會被人們誤認為是通脹。又因為我國居民儲蓄存款余額大，如果通脹預期過度，人們會非理性地動用儲蓄，增加消費，引起消費需求過旺，形成“預期通脹”。人民生活水平下降。通貨膨脹雖然會使社會上的一部分人從中獲得一些收益，但是絕大部分人會因此經受損失，特別是低收入群體以及領取固定工資的階層。因為物價上漲的幅度遠遠超過工資上漲的幅度，隨著物價水平的不斷提高，民眾的實際購買力大大降低，從而導致了老百姓生活水平的下降。阻礙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從而降低中國的國際競爭能力。中國經濟是外延型經濟，經濟的技術含量不高，在國際市場上主要靠價格低廉來賺取微薄的利潤。通貨膨脹會導致企業(yè)技術革新成本上升，使企業(yè)不愿意或不能進行技術改造，其結果必然影響技術進步，阻礙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從而使得中國經濟長期無法擺脫在國際分工中的低端地位，甚至有可能使得中國在與其他勞動密集型經濟在爭奪國際市場份額的競爭中處于劣勢。那么我國必然會出現(xiàn)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加重國家的負擔。（二）應對通貨膨脹的措施本輪通脹既有成本推動又有需求拉動，既有歷史因素、又有當期因素，而且存在潛在的全面通脹的壓力，并且是暫時不可控的輸入性和內生性疊加出來的，我們面臨的壓力也不僅僅是結構性的而是全面的通貨膨脹，通脹的壓力也將在一定時期內繼續(xù)存在。這樣的特點決定了應付通脹的政策設計也不可能是單一的而必然是多項政策的組合。理順要素價格，適度增加供給。一方面，加強引導能源合理消費，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推動建立節(jié)能社會，增加對運輸和電力建設的投入，使鐵路運力和電力供應能力適度超前增長；推出相關資源稅改革措施，調整資源性產品價格，以著力緩解能源、原材料及交通運輸等基礎產業(yè)對經濟增長的瓶頸制約，抑制價格總水平的過快上漲。另一方面，堅定不移地繼續(xù)強化農業(yè)的基礎地位，立足國內解決糧食供給問題，保持糧食價格的基本穩(wěn)定。同時，加強對壟斷行業(yè)、公共服務部門價格的監(jiān)管，控制壟斷行業(yè)價格上漲對價格總水平的推動程度。有增有減，有效引導需求。對于需求過旺，政府應加大宏觀調控力度，合理引導。對固定資產投資，特別是房地產投資等進行嚴格控制，逐步對固定資產投資熱潮降溫，減少經濟增長對投資的依賴；出口方面，應大力扶持科技創(chuàng)新，提高我國出口產品的層次和競爭力，減少高耗能高污染以及低附加值產品的出口。在控制需求的同時，還必須調整產業(yè)和產品結構，增加商品的有效供給，支持短缺商品的生產，比如推進廉租房和經濟適用房建設。綜合運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首先，綜合運用價格型和數量型貨幣政策工具來抑制通貨膨脹，即通過提高貼現(xiàn)率和再貼現(xiàn)率，提高商業(yè)銀行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和存貸款利率來抑制貨幣需求量；同時，通過控制貨幣投放和出售政府債券等措施控制貨幣供應量，切實將實際通貨膨脹率控制在較低的水平，弱化通脹預期的基礎。因為通脹預期其實根源于實際通脹，而短期內通脹預期具有顯著放大實際通脹水平的作用，通貨膨脹預期又是通貨膨脹最大的危害。為此，更需要通過對中性貨幣政策的堅定執(zhí)行來預防通脹預期的不斷強化和通貨膨脹的自我實現(xiàn)。為了更好地實現(xiàn)貨幣當局對于公眾通脹預期的引導作用，除了努力普及社會公眾的經濟常識之外，還要在不斷提高中央銀行貨幣政策透明度的基礎上，借助于恰當的溝通策略，充分運用各種媒體將當局控制通貨膨脹的決心和信念傳遞給社會公眾。其次，從財政政策上說，應大力壓縮財政支出，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同時，努力增加財政收入，堅持收支平衡，不搞赤字財政。當然，增加財政收入在稅制上還要貫徹“整體增長，結構有增有減”這一改革方針，理順企業(yè)成本利潤機制。如資源稅、環(huán)保稅等應適時開征，以確保企業(yè)成本顯性化、內部化，真正對高資源和高能源消耗的企業(yè)起到硬約束的作用。采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相配合來治理通貨膨脹，主要是控制固定資產投資規(guī)模和消費過快增長，以此來實現(xiàn)控制社會總需求的目的。再次，有效促進利率和匯率市場化。要有效促進利率市場化，必需放寬利率管制。因為在利率管制的情況下，利率水平過低，真實利率甚至為負的情況十分嚴重，造成銀行信貸需求無限放大；另外，利率管制擴大了商業(yè)銀行存貸款利差水平，從而使得國內商業(yè)銀行從事信貸業(yè)務能大獲其利，這樣，國內商業(yè)銀行的信貸規(guī)模就得不到遏制。因此，要提高國內銀行的利率水平，同時盡快縮小目前國內商業(yè)銀行利差水平，使利率能真正調節(jié)市場上貨幣的供求量。同時，改革中國外匯儲備管理制度，理清外匯儲備的形成與貨幣政策的關系，切斷外匯儲備增長與貨幣發(fā)行之間的連帶關系；另外，要有效促進匯率市場化，對外要加大人民幣匯率浮動的幅度，充分發(fā)揮人民幣匯率對我國國際貿易巨額順差的調節(jié)作用，改變人民幣升值預期，抑制貨幣供應量的大幅增長。收入政策。收入政策的理論基礎主要是成本推進型的通貨膨脹，因為成本推進型通貨膨脹是由于供給方面成本的提高，其中特別是工資的提高，因而導致物價水平的上漲。為此，必須采取抑制性的收入政策，其形式有如下幾種：確定工資－物價指導線，以限制工資－物價的上升；對特定工資或物價進行“權威性勸說”；實行工資一物價管制；以稅收政策對工資增長率進行調整。通過降低稅率，刺激儲蓄和投資，從而增加商品和服務，消除總需求與總供給的缺口。四、結論綜合以上分析，本人認為通貨膨脹的主要原因是內部失衡引起的貨幣供求失衡、商品供應失衡和政府宏觀調控不足所致。為應對通貨膨脹對我國經濟的影響，應綜合利用產業(yè)政策、財政和貨幣政策進行治理。經濟增長與經濟周期。（2007年論）答：把制度納入經濟增長理論框架的過程,貫穿于西方經濟思想史的始終。從古典經濟學開始,人們開始了對尋求經濟增長源泉的研究,先后將要素的積累、資源的配置、技術進步、宏觀經濟穩(wěn)定、教育水平、制度發(fā)展、法律的有效性、國際貿易甚至宗教信仰都納入經濟增長的理論框架。對于制度因素的引入,則經歷了一個相當長的歷史。古典經濟增長理論認為經濟增長取決于生產剩余中可供投資的剩余,制度是影響經濟增長的外生變量。新古典學派將經濟增長看作資本積累、勞動力增加和技術進步長期作用的結果,但卻沒有對技術進步產生的原因作出滿意的解釋,制度是外生的、中性的。以研究內生技術進步為核心的新增長理論,通過建立以人力資本為核心的技術進步方程,制度是外生的重要因素。制度學派認為資本積累、技術進步等因素與其說是經濟增長的原因,不如說是經濟增長的本身,經濟增長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變化,一種提供適當的個人激勵的有效產權制度是促進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至此,制度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有了完整、令人信服的解釋框架。 對制度因素的納入進程有幾大特征:一是有明顯的經濟學的演進以及時代變遷的背景。二是逐步認識到交易成本等存在的制度環(huán)境無法回避,企業(yè)制度、產權制度以及國家、法律和意識形態(tài)等等都逐步納入經濟增長的分析框架下,制度逐步成為內生的、關鍵的因素。三是制度內涵也從古典經濟學的政府經濟政策在兩條線上分別擴展到階段派、結構派的政治體制、國家結構以及制度學派的政治體制、經濟政策、意識形態(tài)、價值觀念等正式、非正式制度。（1）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古典經濟增長理論認為經濟增長是勞動、資本、土地等內生因素和技術變革、社會經濟制度等外生因素的綜合作用過程。制度是指賦稅、對外貿易等經濟政策,他們認為制度是外生變量,沒有專門的制度運行成本分析。他們希望政府制定有利于資本主義生產的稅收政策,強調政府減少對經濟干預,讓“看不見的手”引導經濟的增長,進而鞏固、發(fā)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配第在《貨幣略論》中認為“土地是財富之母,勞動則為財富之父和能動的要素”,賦稅政策可以促進經濟增長。 魁奈在《經濟表》認為財富來自農業(yè)勞動,國民經濟增長主要受制于資本的變化,政府的賦稅政策是作為外生變量通過影響資本變動來影響經濟增長,政府對土地所有者的征稅是中性的,而對租地資本家征稅則降低農業(yè)年預付引發(fā)經濟衰退。 斯密同樣認為勞動是財富的來源,但是財富的增長不單取決于勞動量,更取決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勞動生產力進步是“分工的結果”,分工“要受市場廣狹的限制”,資本積累促進工分和技術進步,技術進步引起收益遞增。斯密認為社會制度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外生參數,他強調用“看不見的手”去促進人類的活動,反對政府干預,希望建立“最明白最單純的自然自由制度”,強調征稅必須有利于農業(yè)進步和資本積累。 李嘉圖認為,歸根結底,經濟增長“主要取決于土壤的實際肥力,資本積累和人口狀況以及農業(yè)上運用的技術、智巧和工具”,顯然,他將社會經濟制度看作可操縱的、影響增長的外生因素,主張自由競爭和自由貿易。 （2）現(xiàn)代西方增長理論。現(xiàn)代西方經濟增長理論的主要內容包括:①凱恩斯主義增長模型派,主要包括哈羅德———多馬經濟增長理論、新古典增長理論、新劍橋增長理論。②經濟增長的因素分析派,代表人物為庫茲涅茨、肯德里克、丹尼森。③結構派,劉易斯等的“二元結構論”。納克斯的“貧困循環(huán)論”。羅丹的“大推進論”。錢納里等人主張的“發(fā)展型式”理論。以及“兩缺口理論”,“平衡與不平衡增長”的理論等等。④階段派,代表人物是羅斯托。 結構派認為,經濟增長和發(fā)展是一國經濟結構的轉換過程,制度因素很關鍵。1954年,劉易斯在《經濟增長理論》中,把經濟增長的因素歸結為人從事經濟活動的愿望、經濟制度、知識、資本、人口與資源、政府,認為“制度促進或者限制經濟增長取決于制度對努力的保護、為專業(yè)化所提供的機會、以及所允許的活動的自由?！?階段派的羅斯托將經濟發(fā)展劃分為六個階段,中央政府有建立“統(tǒng)一的商業(yè)市場”、“稅收和財政制度”、“社會基礎資本”的責任,而經濟起飛必須具備三個條件:“有一種政治、社會和制度結構的存在,或迅速出現(xiàn),這種結構利用了推動現(xiàn)代部門擴張沖力和起飛的潛在外部經濟效應,并且是增長具有不斷前進的性質?！?（3）新增長理論。又稱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產生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主要代表人物有羅默、盧卡斯、鮑依德、阿溫楊等等。他們將知識納入到生產函數之中,以說明知識積累的特征及其對經濟長期增長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他們也確認了制度與政策對經濟增長的重要影響,但是依然沒有把制度因素作為內生變量處理,認為制度可以被無成本地生產與選擇。 （4）新制度學派。以科斯、諾思等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