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簡介】 農村人口區(qū)別開來，而真正反作用于農民市民化的其實是隱藏在戶籍制度背后的各種差異性社會福利與保障制度。（一）傳統(tǒng)思維觀念是農民市民化的政策壁壘根源長期以來，人們思想觀念上受城鄉(xiāng)對立與體制上受城鄉(xiāng)分治的影響很深。因此，無論是城市管理者還是城市居民對農民進城就業(yè)、推進農民市民化認識都不夠深刻，遠未從戰(zhàn)略高度認清農民市民化的必然趨勢和戰(zhàn)略意義。部分政府官員對農民進城存在兩種擔心：首先是擔心“城市病”問題，怕農民進城會帶來城市住房緊張、交通擁擠、社會治安惡化等不良反應；其次是擔心擠占城市職工就業(yè)崗位問題，從而加劇城市勞動力供求矛盾、影響城市職工就業(yè)。城市市民對農民進城也表現出相當矛盾的心態(tài)。一方面是接納的心態(tài)，因為進城農民是很好的廉價勞動力，可以分擔城市居民不愿做的累活、臟活、險活；另一方面是拒絕心態(tài)，因為進城農民會搶奪城市人的工作和就業(yè)機會，再加上農民工文化素質低，犯罪率高，讓城里人失去了安全感等等。受上述觀念的影響和制約，造成了市民對農民歧視，城市對農村的排斥。而市民這一強勢群體和既得利益集團對農民的歧視，又必然會強化政府官員的觀念，從而促使其設置政策壁壘，阻止農民市民化。（二）城鄉(xiāng)分割的戶籍制度是制約農民市民化的重要標志在工業(yè)化、城市化進程中，戶籍管理制度是一把“雙刃劍”。它是城鄉(xiāng)二元結構的主要象征，曾經人為地把城鄉(xiāng)人口劃為極不平等的兩大社會群體，將農民禁錮在鄉(xiāng)村土地之上，拒之于城市大門之外。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各大城市普遍存在一個問題，企業(yè)用工時的第一條件是具有當地城鎮(zhèn)戶口。即使是已進城多年改變了職業(yè)身份的農民，仍然被排斥在城市管理體制之外，也享受不到市民的福利保障待遇，使其與生活在同一空間，工作在同一單位的城市市民存在著身份與地位的巨大差別，難以融入城市社會。對縮小乃至取消這種差別，加快實現農民市民化，近年來廣大農民呼聲很高，特別是農民工與失地農民因有更加迫切和實際的需要, 要求日益強烈。對此，各地政府也進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改革，戶籍管理有所松動，但力度很小，而隱藏在戶籍制度背后的各種差異性社會福利與保障制度仍然堅如磐石，與農民市民化的要求極不適應。（三）土地產權制度使農民市民化成本增大為了確保農村的穩(wěn)定，黨和政府曾實行了集體土地承包三十年不變的政策，不準土地自由買賣、自由轉移，在當時這是完全必要的。但目前的問題是管得太死，這樣承包的小塊土地在成為農民“保命田”的同時，也成為套住農民、使之離不開的“根”，難以脫離土地。在以土地套住農民、目前進城就業(yè)得不到和市民平等條件、城市社會保障又覆蓋不了進城農民的情況下，農民進城不得不“三思而后行”。特別是在城市建設征用土地過程中，建設用地單位往往利用現行土地征用政策，“積極”擴大用地面積，千方百計壓低經濟補償，“消極”對待失地農民身份轉換、生活保障等要求，導致失地農民可持續(xù)生計懸空，引起了失地農民的強烈不滿,甚至產生敵視情緒。（四）就業(yè)政策嚴重阻撓農民向市民的轉變在計劃經濟時期，國家對失地農民普遍實行“招工安置”或“就業(yè)安置”政策，農民在失地后轉為國有企業(yè)工人身份，同企業(yè)其他工人同工同酬。在當今市場經濟條件下，這種政策已經沒有了現實意義。在轉軌的初期，由于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和戶籍制度、勞動用工制度的改革，政府無法將失地農民大批量地“塞”進企業(yè)，便采取了一種純粹的經濟補償辦法，即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給農民予以直接的經濟賠償的貨幣一次性安置的辦法。征用土地補償費是對農戶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財產補償，安置補助費是補償農業(yè)從業(yè)人員因征地而就業(yè)不充分或一時不能就業(yè)的損失。這種補償從道理上講是合乎情理的，但普遍存在著征地補償費用標準不統(tǒng)一、費用過低、社會保障不到位、就業(yè)培訓滯后、安置短期性等問題，無法保障失地農民重新建立生產力并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無法確保失地農民的可持續(xù)生計，使失地農民的基本生活、就業(yè)與創(chuàng)業(yè)、社會保障得不到制度性、持續(xù)性的保證。而一些城市受國有經濟下崗失業(yè)人員的就業(yè)壓力，開始實行反失業(yè)政策，通過經濟、行政、輿論等手段，排斥農村勞動力在城市就業(yè)。如兵役制度規(guī)定，市民子女服役期滿后可在城市安置就業(yè)，而農民子女一律不予安置。在反失業(yè)政策的影響下，一些企業(yè)招聘工人時，在用工次序上往往是“先城市、后農村，先市內、后市外”。在精簡人員時，首先清理農民工、臨時工等，農民工在勞動力市場上處于絕對的劣勢地位。（五）社會保障制度的缺失,使農民缺乏城市歸屬感目前城鎮(zhèn)居民普遍享受著養(yǎng)老、醫(yī)療、失業(yè)、生育和工傷等5 項法定保險。而由于相應的社會保障機制和體系發(fā)育滯后，農民工群體和失地農民卻被排斥在現有社會保障體系之外，尤其是在工傷保險、失業(yè)救助、醫(yī)療看病等方面他們根本沒有任何社會保障待遇和保障機制。農民工的工資較低，僅夠維持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根本無力從工資中拿錢來繳納個人帳戶中的養(yǎng)老、醫(yī)療保險；農民工的流動性大，跨省流動與社會保險屬地化管理形成尖銳沖突；農民工大都從事臟、累、險、差的職業(yè)，工傷事故頻繁發(fā)生。農民工社會保障的嚴重不到位嚴重制約了人口的正常流動。而失地農民在失去土地后，不能及時進入社會保障體系，一旦有限的補償費花光用盡，今后生計將失去保證，“生老病死”更加難以解決，又形成新的不穩(wěn)定因素。（六）教育培訓制度的不對等，使農民對未來缺乏信心我國農村勞動力中，%，%，%，%，%。[4]農民的文化素質低下不僅關系到自身的生存和就業(yè)，還影響進城農民身份地位的提升，使他們難以融入到城市人群中去。為了提高農民工的素質和就業(yè)能力，國家于2003年10月頒發(fā)了《2003—2010年全國農民工培訓規(guī)劃》,但問題并不容易解決。如果脫離農村基礎教育，只停留在短暫的勞動技能培訓上,那么，這種短視行為無助于從根本上提高農民的素質。而在農村，還有相當一部分村辦小學，得不到政府公共支出的保證，辦學資金來源于村集體及村民，辦學規(guī)模小、條件差。特別是在對待進城農民子女的教育問題上，一些地區(qū)為保障城鎮(zhèn)適齡兒童的優(yōu)先入學，有意提高農民子女入學的門檻，公辦中小學對農民子女實行額外收費制度，一些地區(qū)甚至強行關閉了打工子弟學校，致使大批進城農民子女淪為新一代的“文盲”。四、幾點建議綜上所述，在城鎮(zhèn)化進程中，農民市民化研究任重而道遠。對具體研究內容可以從多個方面進行選擇，如研究農民生活方式、行為方式、工作方式與思維方式的市民化。更具體一些，我們可以研究農民的惰性心理、封閉內向的心理、重義輕利的價值觀念，以及宗教宗族觀念等向現代市民方面的轉型；研究農民的生活從散漫化、無序化走向條理性、規(guī)范化，人際交往的血緣與地緣傾向轉向業(yè)緣傾向，交往方式從直面交往、長期交往為主轉向間接交往與霎時交往為主，等等。此外，還可以研究農民的市民權利與新市民的政治參與：新市民如何利用自己的權利，進行充分的利益表達，同時積極參與公共空間的事務，承擔市民的政治參與角色。但是，無論我們對具體研究內容進行何種選擇，在市民化的進程中,有幾個基本判斷和相關的具體問題是值得一提的。（一）農民的市民化是一個農民的傳統(tǒng)超越問題從傳統(tǒng)農民的角度看，農民市民化的進程其實是一個農民超越傳統(tǒng)、獲得現代潛質的過程。在研究市民“化”的過程中，有幾個難題是農民在市民化進程中必須超越的。第一，農民人際關系網絡的同質化傾向。由于農民交往對象的同質性較強，多是一些擁有相同信息與資源的親戚、鄰里，這些同質化的強關系網絡不具有利用價值，因此信息滯后將會成為農民市民化的重要阻力。在市民化過程中，農民社會關系網絡與關系資源如何重組，如何利用關系網絡進行市民化問題尤為值得研究。第二，農民的內部信任問題。中國“家本位”的思想傳統(tǒng)使農民在交往中奉行特殊主義的人際信任原則。長期處于“差序格局”中的農民堅信“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對互動中的陌生人持著低信任的懷疑態(tài)度，對跨出狹小的生活圈與陌生人接觸有一種莫名的恐懼感和本能的排斥。這可能使外界對農民的支持行為產生適得其反的后果。而外出的農民工交往范圍也局限于同鄉(xiāng)與親戚內部，其關系網絡并沒有整體性的格局改觀，外部經濟活動所需要的關系鏈條沒有太多的增加，這影響了其職業(yè)流動與經濟活動范圍的拓展。因此，在市民化過程中，必須主動采取措施引導農民，使之實現信任類型的轉型。第三，農民合作意識缺乏，自治能力弱化。長期處于威權制度體系下的中國農民，形成了對國家全面服從的心態(tài)以及萬事不求人的生存哲學，這使中國農民從來沒有形成跨血緣、跨地域的自發(fā)性互助社團，對組織自治團體的必要性也完全沒有察覺，對通過自發(fā)團體訴求其正當權益、尋求發(fā)展的外部支持的建議也完全不感興趣。在市民化過程中,讓農民學習合作意識、形成具有內聚力的自發(fā)性自助社團、主動尋求外部世界的幫助等，將成為決定農民市民化前途的關鍵因素。（二）農民市民化的關鍵在于處理好政府與農民的關系政府與農民的關系問題是國家與社會關系的一種具體表現形式。通過考察市民化過程中政府與農民的關系的變遷，可以證實或證偽國家與社會關系研究中的一系列現存假設。同時，農民的市民化也是一個農民與政府的關系實現革命性變遷的歷程。對此我們可以通過多種視角來進行透視譬如從農民市民化過程中國家權力的實現能力及其實現渠道的角度，來看政府與農民、新市民關系的變遷；考察市民化進程中“政府汲取能力”的變化及基層政權所扮演的角色；分析市民化中諸如征地補償費之類的經濟與社會資源合理配置問題；考察農民在市民化過程中如何將自身的社會本土性資源與國家社會、市民社會所提供的外部支持網絡結合起來；探討市民化過程中政府正式權力的非正式運作狀況等等。從結構、制度、網絡、個人以及事件過程的宏觀、中觀和微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