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nèi)容簡介】 親，那是有意降低領導的地位。堅持司法為民。要從政治的高度認識司法為民的意義。我國尚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處在社會大變革時期，處在市場經(jīng)濟發(fā)展階段，處在經(jīng)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攻堅階段，必然有少數(shù)人心情浮躁，心理失衡。作為法院的工作人員，要理智地、熱情地對待他們，做到以耐心說服、積極疏導為主，要善于做來訪者的思想工作。對于上訪者思想不通、認識上有差距、期望值過高的，要作細心解釋；對于弱勢群體要有同情心。強調(diào)司法為民，是再次強調(diào)司法的性質，強調(diào)權力的來源。樹立司法權威。司法在本質上不是民主性的權力，而是一種獨斷性的權力，我們要樹立司法權威，必須以存在部分錯誤裁判為代價的，正如美國學者所言：“法律制度無法避免這一窘境，因為沒有任何法律程序總是能夠辯清事實真相，不管有什么樣的規(guī)則，一些對事實的錯誤判斷仍將發(fā)生，導致相應的不公正結果，問題在于如何平衡這種危險，各個法律體系使用不同的平衡方式以應付此類危險，它們反映了潛在的社會價值，特定的法律傳統(tǒng)，以及在案件某種程度上自我滿足的預言”。事實說明，只要有判決就有人不服。這是世界各國司法實踐證明了的。筆者認為，在社會轉型時期，要寬容審判，我們要允許一定程度的錯誤存在，如果所有的判決都絕對正確，司法才有權威，那么這世界上哪個國家也樹立不起司法權威，沒有司法權威，無從談起依法治國，也談不上社會公正。從源頭上扼制上訪?！胺墒墙?jīng)驗，而不是邏輯”，我們的許多法官剛出校門就進入到審判法庭，對社會知識了解少，概念化、程式化地生搬硬套地去對照法條，沒有從法律目的、立法本意、特殊的環(huán)境等綜合因素全盤考慮，致使許多案件適用法律正確，但當事人就是不服。然而經(jīng)過多少年打磨已經(jīng)成熟的法官卻成了這長、那長或其他行政官員，司法資源又一次浪費。而沒有成為行政管理的人員的法官，雖然從事審判，因和同齡人相比，待遇偏低，內(nèi)心的失落，缺乏職業(yè)自豪感。因此，理順各種關系，建立一支具有大局意識，具有很深理論底蘊的法官隊伍應擺上議事日程。另外，檢察機關對有些案件是否抗訴、抗訴后的社會效果等，也應慎重考慮。依法治訪，綜合治理。首先，把當事人的上訪理由和當事人的上訴行為區(qū)別開來。有的當事人認為自己有冤，就采取一些非法的手段如串訪等對聚訪的組織者，各級領導要高度重視，予以堅決打擊。其次，上訪不實者要承擔后果，雖然我國憲法第41條規(guī)定公民有申訴權，但所有的國家機關、公益單位都是由納稅人的錢財來維持和發(fā)展，無理上訪者浪費了大量的社會資源和司法資源，如果不承擔任何不利后果，這是對納稅人的不公。再次，不能給上訪者優(yōu)越的待遇。有的越級上訪、進京上訪的當事人被所在地組織接回來后，面對群眾不無炫耀地說：“我這次從北京回來，坐上了飛機，住了賓館”。為了安撫上訪者，我們的信訪工作人員不辭勞苦，多次出入上訪者的家園，一聲聲“王老、李老”的問候，引來多少人羨慕的目光，甚至上訪者因上訪耽誤了農(nóng)時、務工，獲得了不應有的所謂“低?！薄v史已證明，南北朝時因僧侶有社會地位，可免稅，大量的勞力棄耕從僧，致使“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其結果是國力衰微；明朝因太監(jiān)得寵、得勢及專權，才出現(xiàn)全國各地成千上萬的人蜂涌進京要做太監(jiān)的鬧劇。一切源于利益的驅動，一旦上訪比做田做工更合算、更風光，一旦解決問題通過上訪成為國民的一種心態(tài)的時候，生活在這個國度里的人也很難有安寧的日子。面對一撥撥的上訪者，唯一的出路在哪里？筆者認為，要嚴格按照《信訪條例》及我國的《刑法》、《治安管理處罰條例》及相關條例處理，但更重要的是要綜合治理。法律不是解決社會糾紛的唯一渠道，行政、經(jīng)濟、教育各種手段多管齊下，各部門分級負責，歸口管理，多溝通，多配合，并在實踐中探索處理涉法上訪問題經(jīng)常性工作機制。從立法的高度解決再審案件中。法律賦予人大、檢察機關享有的權力。手表定理告訴我們，一個人有一只手表時，可以知道現(xiàn)在是幾點鐘，而當他同時擁有兩只表時，卻無法確定時間，兩只手表并不能告訴一個人更準確的時間，反而會讓看表的人失去準確時間的信心。該到審視我國的再審制度的時候了。我們國家的制度設計，人大對法院有監(jiān)督權，作為法院應主動地接受監(jiān)督，堅持所有人大個案監(jiān)督的案件實行開庭、聽證制度，同時邀請人大參加，聽取人大意見，多溝通、多配合。檢察機關和法院同為國家的司法機關，其共同的目的是維護司法公正和司法權威，正如肖揚院長所言，檢察機關和法院要強調(diào)合作，理順關系，互相學習，互相配合，互相信任，各司其職，各負其責。多人來人往，少文來文往。筆者認為，設計我國的再審制度，要以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相結合作為原則，要在黨委的統(tǒng)一領導下，實行依法糾錯，建立以再審事由為核心的立案審查機制，確保當事人的訴權，以程序公正為先導，講求效益，節(jié)約司法資源，強化檢察機關在再審案件中事后監(jiān)督的法律地位，從源頭上減少涉法上訪問題。第二篇：關于當事人涉法群體上訪案件的調(diào)查分析2004年，*中院在市委的領導、市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監(jiān)督下，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堅持司法為民理念，踐行“公正與效率”的工作主題，認真做好信訪接待、息訴息訪、申訴復查工作。與2003年同期相比，當事人申訴、申請再審的個案明顯減少，但集體上訪和群體性上訪不容樂觀，有的當事人三個一伙、五個一群赴省進京上訪，越級上訪、反復上訪呈上升趨勢，有的當事人到黨政機關滯留、打橫幅、鋪地狀、喊著叫著罵著，嚴重影響了機關正常工作秩序和社會秩序。對這些問題的解決、處理，直接關系到一些觀望群眾的期盼心理，能否從根本上有效地解決當事人的涉法上訪問題，從大局上說是關系到國家的穩(wěn)定、社會的長治久安，中國加入WTO后經(jīng)濟能否從真正意義上與世界經(jīng)濟接軌；就部門而言，是關系到法院的兩個目標——營造穩(wěn)定的社會環(huán)境和良好的法制環(huán)境能否實現(xiàn)。今年以來，我市法院系統(tǒng)發(fā)生兩起群體性上訪事件，一起是上訪老戶進行串訪，越級上訪，重復上訪；另一起是集體訪事件。一、上訪事件基本概況案例一：周某，男，1940年出生，1999年其與某鎮(zhèn)人民政府聯(lián)合開發(fā)房產(chǎn)一案，法院作出判決，雙方當事人均未上訴，該判決已發(fā)生法律效力。執(zhí)行過程中，因周對判決主文產(chǎn)生歧意，多次上訪。為澄清事實，法院決定再審。宣判后，周仍不服，向省高院提出上訴，省高院對該判決予以維持。現(xiàn)周上訪稱：其既要取得房屋的投資款和相應的賠償，同時其建造的房屋也歸其所有。案例二：程，男，1949年出生，1998年與吳合伙糾紛案，案經(jīng)兩級法院3次審理。該案為合伙內(nèi)部財產(chǎn)糾紛案，審計結果是在當事人提交的不合格、不完整、真實性程度差的單據(jù)等材料基礎上進行，從法理上說，人民法院對于合伙損益情況的有關法律事實不能作出審核確認的情況下，應依法裁定予以駁回。但該案在處理上充分考慮到各種因素，對本案當事人的權利義務進行了實體處理，但程仍不服，以法官枉法裁判為由，反復上訪。案例三：孫，男，其與張合建房屋產(chǎn)權案，法院于1998年判決孫敗訴，案經(jīng)一、二審及再審，孫仍不服，認為與張簽訂《關于聯(lián)建住宅的有關協(xié)議》是受他人欺騙簽約所至，但他又提不出相關的證據(jù)予以證實。案例四：陳，男，65歲，2002年5月21日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請求判令某縣建設委員會履行法定職責，拆除第三人～的房屋。案經(jīng)審理，法院認為陳的請求無法無據(jù)，駁回其訴訟請求，現(xiàn)陳上訪認為法院判決駁回訴訟請求是偏袒～，要求政府給付其“打官司”幾年所造成的損失。案例五：馮，年逾七旬，科技人員退休，1997年因一房屋糾紛案，申請法院強制執(zhí)行，因被申請人生活困難靠領取國家救濟生活，無執(zhí)行能力，馮多年上訪，認為執(zhí)法不公。上述五位當事人上訪具有以下特點：%，%。在案件類型上，有四個案件屬房產(chǎn)糾紛，且都是隨著市場經(jīng)濟的推進，在城市化改造過程中出現(xiàn)的案件。當事人惡意串訪。今年1—3月份以來，他們根本不到法院來上訪，而是聚集于省高院、省人大、市委門前，寄希望于一些能“管”得住法院的單位和領導來對他們的案件進行過問，達到其個人目的。正如上訪人孫所言“我們就是要串訪，不然領導對我們不重視?！倍啻芜M京上訪、越級上訪、重復上訪。如程散發(fā)的20頁“*沒有法制，司法坑害百姓”的材料，其首頁左上方用長方形的方框，特意標出“再次赴京上訪信”，其用意即公開違反《信訪條例》。公開用文字和語言，盡情地辱罵法院、法官。他們稱辦過他們案件的法官是～分子，結伙在一起擬出第一榜～分子名單，并且無中生有去檢察機關控告法官。惡意挑撥檢察院、法院和人大的關系。他們的恣意行為迎合了少數(shù)人的心理，贏得了一批追隨者。上訪者程面對不明～的群眾說：“法院不得了了，我的案件有人大監(jiān)督的批示、省檢察院的抗訴，法院就是不改”。長期以來他們的行為沒有得到有效的制止，特別是去年10月23日，他們有組織地去省人大、省委門前集體上訪，打橫幅，鋪地狀，公開辱罵*市中院領導及法官，由于這些行為沒有得到任何的制裁，所以現(xiàn)如今聚集在他們周圍的如朱三、劉五等人與之呼應。法律服務市場的混亂，給群體上訪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特別是極少數(shù)具有公務員身份的所謂法律工作者，他們無視服務費用的多少，有恃無恐，敢于挑戰(zhàn)法律，與一些惡意上訪者攪和在一起，興風作浪。一些上訪者明知自己是“無理狡出三分理”，但他們通過上訪找到了樂子。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委員紀敏曾說“有的上訪人不打官司就不舒服，到法院吼兩嗓子就舒服了?！比珩T一輩子默默無聞，年逾古稀，通過上訪，結識了一批上訪者，不斷用電話邀集這些人一道去上訪，為他們出謀劃策，還不斷受到接待機關的禮遇，一天到晚忙得很，卻認為這是老有所為，是人生價值的體現(xiàn)。第二起群眾上訪事件發(fā)生于2004年4月5日，以胡、謝為訴訟代表人的98名原告訴某有限公司的勞動報酬案件，雖然該案已經(jīng)起訴到某縣法院，但又認為該案應由中院受理，并于4月5日，10名原告聚集到中院上訪，要求中院受理此案。該案的上訪是隨著我國企業(yè)改制過程中勞資矛盾的凸現(xiàn)。以形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