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簡介】 采辦鐵料鑄造新炮十余門(二千斤以上的大炮，都命名為“鞏定將軍”；一千斤和一千五百斤的大炮，都命名為“振武”。)，這些大炮全部安置在復州、金州等?？冢烙④娙肭?。另外，還制造槍支與火藥，以供官兵操練和保證發(fā)射大炮之需。其三，及時給盛京將軍下達作戰(zhàn)指示，通報南方各地的戰(zhàn)況，以作好應戰(zhàn)準備。1841年2月5日，英船駛至山海關、秦皇島一帶，一部分英軍登岸，被耆英布置的官軍全部殲滅。這樣的戰(zhàn)斗雖然不多，但卻給英軍以一定的打擊。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期間，清政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天津條約》。1860年春，英法聯(lián)軍分別占領大連灣和煙臺，封鎖渤海灣，為進一步進攻天津和北京做準備。英國侵略者的暴行，激起旅大民眾極大憤慨。他們紛紛組織起來，以各種方式同英軍展開不屈不撓的斗爭。金州?？诘木用窠M織團練，堅決不給英軍任何接濟，對“暗向各處村屯井內下藥”的奸細，嚴拿嚴辦。各商鋪都把貨物藏起來，堅決不與英軍交易。1860年7月，英國的一艘兵艦駛入旅順口，四艘兵艦駛入羊頭洼，停泊之后，縱兵登岸，搶掠糧食，這兩個地方的鄉(xiāng)民聚集了二三千人，手舉刀槍棍棒喊殺追逐，英軍嚇得狼狽不堪，逃回船上，掉頭駛出口外，不敢停留。就連當時的盛京將軍也承認：“洋人尚有畏懼百姓之心”。在人民的打擊下，英軍不久便撤出了旅大。案例2日益開放的視野：薛福成眼中的西方文明薛福成(18381894)，字叔耘，號庸庵，江蘇無錫人，是洋務運動后期激進派的代表人物。他早年潛心于傳統(tǒng)的“經(jīng)世之學”，后盤桓于曾國藩和李鴻章麾下，為他們籌辦洋務多方贊襄策劃。1884年中法戰(zhàn)爭期間，任浙江寧紹臺道。1888年任湖 南安察使，次年以欽差大臣(公使)的身份出使英法意比四國。薛福成眼中的西方文明之一，是“西學中源”思想：西學中的制作因于《考工》，測算昉于《周髀》。唐一行銅輪之轉，效之為車船；無駙馬火器之遺，演之為槍炮。由是智創(chuàng)巧述，日異月新?！赌印芬粫皩鲗W之先者甚多”，第13卷《魯問》、《公輸》數(shù)篇，機器、船械之學之所自出也。第15卷《旗幟》一篇，西人舉旗燈以達言語之法之所自出也。又按《墨子》所云：“近中，則所見大，景亦大；遠中，則所見小，景亦小”。今之作千里鏡、顯微鏡者，皆不出此言范圍?！肚f子外物》云：“木與木相摩，則燃；金與火相守，則流”。此電學、化學之權輿也?！秴问洗呵锼祈樥摗吩疲骸捌崮?、水淖，合兩淖則為蹇，濕之則為乾。金柔、錫柔，合兩柔則為剛，燔之則為淖”，此化學之所自出也。薛福成眼中的西方文明之二，是充分肯定產(chǎn)業(yè)革命的技術成果以及工業(yè)化在商業(yè)發(fā)展中所居的基礎地位：“英人用機器織造洋布，一夫可抵百夫之力，故工省價廉”?！罢撐魅酥赂恢g，非工不足以開商之源，則工又為其基，而商為其用。邇者英人經(jīng)營國事，上下一心，殫精竭慮，工商之務，蒸蒸日上，其富強甲于地球諸國。諸國從而效之，迭起爭雄，泰西強盛之勢，遂為亙古所未有”。薛福成眼中的西方文明之三，是強調文明演變的綜合平衡系統(tǒng)性，他借用一位出使隨員的筆，將西國富強之源概括為五個方面：一是通民氣：設議院，遇事昌言無忌；凡不便于民者，必設法以更張之。二是保民生：人身家田產(chǎn)器，絕無意外之虞；告退官員，贍以半俸；老病弁兵，養(yǎng)之終身；老幼廢疾，陣亡子息，皆設局教育之。三是牖民衷：年甫孩提，教以認字；稍長，教以文義；量其材質，分習算繪氣化各學，或專一事一藝。四是養(yǎng)民恥：西國無殘忍之刑，但國人皆知畏刑，是為養(yǎng)恥之效。五是阜民財：盡地力，講水利、種植、氣化之學；盡人力，各擅專門，通工易事，濟以機器，時省工倍；盡財力，設公司銀號，蜘蛛之積，入股生息，匯成大工大賈。上述內容顯示，此時的薛福成，其思維視野已經(jīng)超越了現(xiàn)代化的器物層面，而深入至作為“內在文明”的制度層面和精神層面。這時，他對技術的審視也開始置于社會大背景下，從而使其技術觀具有顯而易見的社會性。用他自己的話說：“有此五端，知西國所以坐致富強者，全在養(yǎng)民教民上用功；而世之侈談西法者，僅曰精制造、利軍火、廣船械，抑末也”。薛福成眼中的西方文明之四，是澄清中國能否使用機器問題。當時，中國有 3 論者認為，“中國人民之眾，十倍于各國。議者謂：若廣用機器，不啻奪貧民之生機，使之不能自食其力；故西洋以善用機器為養(yǎng)民之法，中國當以屏除機器為養(yǎng)民之法”。對此，薛福成據(jù)理力爭、加以駁斥：屏除機器只能導致“人所能造之物而我不能造”；“中國之貨，非但不能售于各國，并不能售于本國”；中國“非但不能成貨以與西人爭利，且爭購西人之貨以自供其用”。因此，“故守不用機器、調劑貧民之說者，此中古以前閉關獨治之時勢，而非所施于今日也”。討論題：如何評價“西學中源”思想？洋務運動后期的激進派思想是否偏離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變革范式？案例3：太平天國的綱領性文件 ——《天朝田畝制度》和《資政新篇》《天朝田畝制度》和 《資政新篇》是太平天國具有綱領性的文獻。頒布于1853年的《天朝田畝制度》，主要內容是解決農(nóng)民的土地問題。在土地分配上,主張“耕者有其田”。規(guī)定：“凡分田，照人口，不論男婦，算其家人口多寡，人多則分多，人寡則分寡，雜以九等”。十六歲以上的男女均得一全份，十五歲以下的減其半。又規(guī)定“此處不足，則遷彼處，彼處不足，則遷此處”，以及“豐荒相通”，互相賑濟。其目標是建立“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天下大同”的理想社會。在副業(yè)生產(chǎn)和收入分配上，實施圣庫制度。規(guī)定：“凡天下，樹墻下以桑。凡婦蠶績縫衣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凡當收成時，兩司馬督伍長，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則歸國庫。凡麥、豆、苧麻、布帛、雞、犬各物及銀錢亦然”。其分配原則是“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歸上主”?！胺捕寮抑兴谢槿浽孪彩拢阌脟鴰?，但有限式，不得多用一錢。如一家有婚娶彌月事，給錢一千，谷一百斤，通天下皆一式”。在軍政合一、寓兵于農(nóng)的軍事系統(tǒng)中，建立了鄉(xiāng)官制度。規(guī)定：“凡一軍典分田二，典刑法二，典錢谷二，典入二，典出二，俱一正一副，即以師帥、旅帥兼攝。當其任者掌其事，不當其事者亦贊其事。凡一軍一切生死黜陟等事，軍帥 詳監(jiān)軍，監(jiān)軍詳欽命總制，欽命總制次詳將軍、侍衛(wèi)、指揮、檢點、丞相，丞相稟軍師，軍師奏天王，天王降旨，軍師遵行。功勛等臣世食天祿，其后來歸從者，每軍每家設一人為伍卒，有警則首領統(tǒng)之為兵，殺敵捕賊；無事則首領督之為農(nóng)，耕田奉尚”。1859年頒布的《資政新篇》，由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所著，其內容分為 “用人察失類”、“風風類”、“法法類”和“刑刑類”四個部分。在“用人察失類”中，洪仁玕提出要“禁朋黨之弊”，加強中央集中統(tǒng)一領導。他反對“不務實學，專事浮文”的壞風氣。指出：不要“甘居韃妖之下”，要推翻清政府，建立一個“新天新地新世界”。在“風風類”中，洪仁玕提出要除掉舊習俗，如女子纏足、養(yǎng)鳥斗蟀、戒箍手鐲等，主張興辦醫(yī)院、學館、四民院等。他特別強調指出：“火船、火車、鐘鏢、電火表”等，是“有用之物”，是“正正堂堂之技”，“永古可行者也”。在“法法類”中，洪仁玕列舉的內容較廣泛。興車馬之利，制造火輪車，準許專利。興舟楫之利，制造火船氣船。開銀行、興保險，并準許“富民”設立銀行。興器皿技藝，“有能造精奇利便者，準其自售”。開采礦藏，“有民探出者準其稟報，爵為總領，準其招民采取”。建立郵政事業(yè)，興郵亭，設書信館，不僅國家設立郵亭，而且準許“富民”察明設立。建立醫(yī)院、跛盲聾啞院、鰥寡孤獨院。興鄉(xiāng)官，興鄉(xiāng)兵。準許富者雇工，但不得用奴。除九流，禁止游手好閑，人人都要勞動，包括“富貴”的人在內。在“法法類”中，洪仁玕再次強調加強中央集中統(tǒng)一領導，并建議用“新聞篇或暗柜”來揭露“弄弊者”。洪仁玕主張向外國學習，與外通商，并列舉了世界各國的興衰情況，作為借鑒。在“刑刑類”中，洪仁玕指出要“善待輕犯”，死罪用絞刑，不用斬首、分尸、點天燈等酷刑。他主張教育為先，反對“不教而殺”。在“刑刑類”中，洪仁玕提出了“與番人并雄之法”，反對“拘拘不與人交接”的做法，主張與外國自由通商，交流文化，但要堅持獨立自主原則，要有“一定之章程，一定之禮法，方不致妄生別議”。討論題：1．《天朝田畝制度》和《資政新篇》有哪些不同點？這些不同點說明什么？ 2．《天朝田畝制度》和《資政新篇》的歷史局限性和意義有哪些？案例4：洋務運動時期的變革范式——體用論“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簡稱“體用論”。該思想出臺的前提，是認可中國的“體”和西方的“用”，恰如李鴻章所言：“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獨火器萬不能及。??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制器之器，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爸袑W為體，西學為用”，凝結著幾代知識和政治精英的思想。1861年，道光進士馮桂芬在《校邠廬抗議》中提出的“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是“體用論”雛形。1895年，沈毓桂發(fā)表文章《救時策》，首次使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術語。1898年，張之洞發(fā)表文章《勸學篇》，對“體用論”進行系統(tǒng)闡發(fā)，強調用洋器維護中國的封建宗法制度。此外，王韜和鄭觀應等人，也于19世紀末期對“體用論”有所表述?！爸袑W為體，西學為用”，是洋務派在踐行“師夷之長技以制夷”過程中所選擇的應對外來沖擊與挑戰(zhàn)的文化變革與融合機制?！皫熞闹L技以制夷”包含著對“夷”這一同一對象既“師”又“制”的矛盾。在“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實踐中，必然導致中西的交匯和碰撞。在此進程中，中學和西學如何定位？這恰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所要回答的。“體”與“用”的關系，還被表述為“道”與“器”、“本”與“末”、“主”與“輔”的關系。針對“體用論”的功能與意義，美國漢學家艾愷(Guy )于20世紀末期在其用漢語撰寫的《世界范圍內的反現(xiàn)代化思潮》一書中提出了“文化辯解說”，即“當一個文化單元或民族對峙于現(xiàn)代化時,其知識分子經(jīng)常感到一種為其向現(xiàn)代化國家做文化引借辯解的必要??19世紀的中國‘體’、‘用’——精髓與功用,實質與技術——之辯是用來為向西方引借辯解的最適用方式”。甲午戰(zhàn)敗，洋務派“坐知有洋務,而不知有國務”的弊端暴露無遺?；孟氲钠茰绱呱嗣褡宓挠X醒，中國朝野終于“知舊法之不足恃”，從而為洋務運動以后中國現(xiàn)代化倡行者突破“體用論”范式提供了必要的先導。隨著戊戌變法、清末預備立憲和辛亥革命向制度現(xiàn)代化的轉向，尤其是20世紀初“全盤西化論”的出臺,“中體西用論”隨之終結，中國人對西方文明的認識也實現(xiàn)了“由用到 體”、“自器及道”的轉型。討論題：結合案例，對“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思想進行評價。案例5 曇花一現(xiàn)的百日維新1898年5月29日，恭親王奕病逝，翁同龢權利增加，康有為充分利用這一機會，分別代御史楊深秀和侍讀學士徐致靖（均傾向維新）擬折，敦促光緒帝進行變法，兩折于6月1日和8日先后呈送給光緒帝，光緒帝順水推舟，立即將徐折送頤和園“恭呈慈覽”，同時通過慶親王奕劻要求慈禧太后給他變法的權力，并對奕劻說：“太后若仍不給我事權，我愿退讓此位，不甘做亡國之君?！贝褥牭酱嗽挕芭酢?，說：“他不愿坐此位，我已早不愿他坐之。”經(jīng)奕劻“力勸”，慈禧才說：“由他去辦，俟辦不出模樣再說?！庇忿葎烈浴疤蟛唤噬限k事復命”。光緒帝得訊后仍不放心，6月9日親自到頤和園“請安”，當面向慈禧太后提出定國是、實行變法的要求。次日，光緒帝令翁同龢草擬詔定國是上諭呈慈禧審閱。11日光緒帝還宮，召集軍機大臣會議，頒發(fā)《明定國是》詔。詔書首先指出：“數(shù)年以來，中外臣工講求實務，多主自強變法”，但遭到所謂“老成憂國”者的阻撓，議論紛紛，莫衷一是。接著宣布：“國是不定，則號令不行”，在詔書的最后，提出要設立京師大學堂，培養(yǎng)人才。《明定國是》詔書明確規(guī)定變法維新為“國是”（基本國策），標志著百日維新的開始。維新變法運動進入高潮。6月16日，光緒帝在頤和園仁壽殿終于見到了早就想見的康有為。在光緒帝循例問了康有為的年歲和出身后，君臣之間編就變法事宜展開了對話。據(jù)《康南海自編年譜》記載，對話大致如下：康有為：“現(xiàn)在列強交迫，分割在即，中國已到生死關頭了。” 光緒帝：“這都是那班守舊的人造成的?！笨涤袨椋骸盎噬鲜ッ鳎聪げ≡?，既知病源，就可對癥下藥了。既知守舊導致今日之禍，則非盡變舊法實行維新不能自強?！惫饩w帝：“今日誠非變法不可?！笨涤袨椋骸敖陙聿⒎遣恢v求變法，但都是少變而不是全變，舉其一而不改其二，所以沒有成效，就好比一座已經(jīng)破敗宮殿，如果只是小修小補，暴風雨一來還是要倒的，必須將它拆掉，重新設計、重新建造才行。數(shù)十年諸臣所說的變法，都是略變其一端，而未曾籌及全體，而且，所謂‘變法’，必須是從制度法 律變起，否則，只能算‘變事’，不是‘變法’。臣請皇上變法，一定要先統(tǒng)籌全局而全變之，其中應該先開制度局而變法律?！薄拔鞣街v求300年，日本施行30年，均致富強，以中國國土之大，人民之眾，變法3年就可自立，以后更會蒸蒸日上。”“以皇上之圣，圖自強在一反掌間耳”?？涤袨椋骸盎噬霞纫娂按?，為何遲遲不行動而坐看走向危亡呢？” 光緒帝斜視了一下簾外，嘆了口氣說：“有人掣肘，叫我怎么辦？” 康有為：“皇上可以就現(xiàn)有的權力做能做到的事，雖然不能盡變，但能抓住重要的事做幾件，也足以救中國。只是現(xiàn)今的大臣都老邁守舊，不明世界大勢，要想依靠他們，就如緣木求魚?！笨涤袨橛洲D變話題說：“今日之患，在我民智不開，而民智不開之故，在于八股取士。學八股者，不讀秦漢以后之書，更不考地球各國之事，卻可以至高官?，F(xiàn)在群臣濟濟，卻沒有能擔大事者。皆由八股取士造成?！惫饩w帝：“是這樣，西人皆為有用之學，而我們中國皆為無用之學，所以導致了今天的局面?！闭僖娍涤袨楹?，光緒帝大為感奮，本想給他一個較高的職銜予以重用，但是在剛毅、榮祿的阻撓下，只傳旨任命康有為在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這樣的官職是沒有資格見皇帝的。作為彌補，光緒帝準許康有為專折奏事。自此，康有為利用這一權力，頻頻上書，將他的辦法主張一項項具體化，還與梁啟超等人指導光緒帝推行變法。光緒帝根據(jù)康有為和其他臣工的建議，連續(xù)發(fā)布維新詔書。從6月11日起到9月21日的短短103天內，光緒帝發(fā)布了184件新政上諭，其中9月12日這一天，頒布了11件新政詔書。其中經(jīng)濟方面主要有：設立農(nóng)工商總局，開墾荒地；提倡私人辦實業(yè)，獎勵發(fā)明創(chuàng)造；設立鐵路、礦務總局；鼓勵商辦鐵路、礦業(yè)；裁撤驛站，設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