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精神病司法鑒定困境與出路(編輯修改稿)
2024-08-18 17:35 本頁面
【文章內容簡介】 5]（ 726） ，只能通過重新鑒定，尋找更具權威的鑒定機構，法官完全被鑒定意見所控制。更離奇的是，法官在拿到不同的鑒定意見時，通常采取折中的辦法。例如 2024 年 第 5 頁 共 10 頁 XX省 XX市曹某摔死親生兒子一案，一審時進行了三次司法鑒定，法官在無責任能力、完全責任能力和限制責任能力中最終采納了曹某為限制責任能力人的鑒定意見。又如 2024 年 XX 縣區(qū)趙某持械殺人案，造成多人死亡及重傷的嚴重后果。此案同樣做了三次精神病司法鑒定，法官仍然采取折中的方法，最終采納了趙某為限制責任能力人的鑒定意見。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法官在鑒定意見方面完全或部分喪失了判 斷能力，這才是值得警惕的地方 [6]（ 121）。在我國司法實踐中，證據傾向于單方性，檢察官只收集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證據，無視無罪的證據，法官習慣了傾聽檢察機關單方面的控訴，而辯方力量嚴重不足。據統(tǒng)計，刑事被告人得到律師幫助案子的比例僅為 14%，辯方不能和控方形成有效對抗，法官只需要綜合控方提供的證據來判斷被告人是否有罪，辯護方則很少發(fā)出聲音，法官喪失了在對立的證據中進行選擇辨別的機會，這極大削弱了法官的主體性和判斷力，客觀上導致法官越來越懶惰和盲目，長此以往，其判斷能力必然退化。在我國，證人、鑒定人出庭率低下， 盛行二審書面審，難以貫徹直接言辭原則和交叉詢問原則，法官審查辨別的能力不能在實踐中得到訓練，法官對證據的審查能力逐漸退化實乃必然。筆者認為，正是由于我國司法實踐中 “ 對抗 ” 元素的缺失，導致我國法官在矛盾中尋找答案的能力較差，在面對諸如鑒定意見這種 “ 科學 ” 證據時舉手無措就是其表現。反過來，也正是由于喪失了判斷力，法 第 6 頁 共 10 頁 官把判斷被告人責任能力的權力拱手讓給鑒定人，出現 “ 以鑒代審 ” 的現象，鑒定與審判之間形成負循環(huán)。 二、隱性困境：假如真有精神病 假如犯罪嫌疑人真有精神病會怎么樣?；卮疬@個問題首先就要 厘清精神病人的刑事責任。根據古典學派中的自由意志論，精神病人犯罪是不負刑事責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以下簡稱 “ 《刑法》 ” ）第 18 條也明文規(guī)定，經法定程序確認為精神病人的犯罪嫌疑人不負刑事責任。自由意志論的理論強調，每個人都有自由意志，人基于自由意志去選擇實施犯罪行為，法律當然可以對其做出否定評價，進而去懲罰他。反之，如果一個人在不能控制自己意志的情況下實施犯罪行為，法律就管不著，即精神病人因為喪失了自由意志，其實施的行為不是法律層面上的行為，在法律上沒有意義，所以精神病人不負刑事責任。精神病患者本應屬 于社會上的弱勢群體，屬于法律保護的對象，但是在現實情況中，精神病患者在社會上卻屢屢扮演身披 “ 免死金牌 ” 行兇殺人： 2024 年 6 月，昆明一家醫(yī)院的護士被精神病患者砍傷；2024 年 9 月，廣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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