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簡介】 8）所強調得那樣，城市勞動力市場中的其中一種分割方式是沿著戶口所在地展開的：生活和工作在一個城市而該城市并非其戶口所在地的人，被劃歸為暫住居民而非永久居民，因而沒有被賦予該城市戶籍居民所享受的各種權益。遺憾的是，據我們所知，很少有研究在經驗層次上同時考察本地戶口與城鎮(zhèn)戶口對個體一系列就業(yè)結果的影響，更不用說是衡量和比較這兩種戶籍屬性的相對作用了?！　∫延醒芯吭谡故緫艏矸莸姆謱幼饔脮r還存在另一個缺陷，即很少考慮城市經濟本身所具有的分割性結構（也有一些例外，如張展新，2004；D 233。murger etal.，2009）。雖然研究者正確地認識到了戶籍身份與勞動力市場分割之間的緊密聯系，但他們往往強調的是由城鎮(zhèn)居民和農村移民這兩個人群所代表的“雙層勞動力市場”（見Meng＆Zhang ，2001）。他們通常援引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并將中國社會中的戶籍身份類比為西方國家中常見的性別和種族等分割標志（例如，Fan ，2001）。但是，這種理論總結在方法論上其實是有問題的，這已經在西方文獻對二元勞動力市場理論的批判中表述得很清楚了，即，用觀察到的兩個人群之間的反差來定義勞動力市場分割，這在邏輯上是一種同義反復，因而混淆了因果作用（參見Hodson＆Kaufman ，1982）。而且，如果研究者只停留和滿足于戶籍群體之間存在勞動力市場分割這一結論，實際上會妨礙我們更好地理解戶籍制度在限定個體機會結構上的具體過程和機制。換言之，以往的研究大多傾向于呈現不同的戶籍群體在勞動力市場上的表現差異（即使是在模型中控制了個體特征），而很少揭示這些差異在邏輯上到底是如何被戶籍制度所決定的?！　檫_到這一研究目的，我們應該首先分析城市經濟結構本身的分割性（如果它確實適用于中國的話），然后再考察個體是否以及如何在其中按照戶籍分層這一理論命題所預示的那樣表現出就業(yè)結果差異。　　其實，已經有文獻向我們展示了中國的城市經濟結構確實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分割性的特征。例如，受二元經濟理論關于工業(yè)社會經濟體被分割為核心部門和邊緣部門這一觀點的啟發(fā)（參見Beck et al.，1978），林南和邊燕杰（Lin ＆Bian，1991）提出，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中國城市社會是以國有部門和非國有部門之間的分割為特征的，支撐這一論點的經驗發(fā)現是，進入國有部門能夠顯著地提升就業(yè)者的社會經濟地位（包括職業(yè)聲望和工資水平）。這與描述性分析的結果相當一致，即，國有部門在許多方面都處于絕對的優(yōu)勢，例如勞動力素質和工作福利（Bian，1994）。對這一來自中國的經驗觀察的理論解釋是所有再分配經濟體制所共有的：一方面，國有部門更接近于中央經濟決策部門，擁有更多由軟預算約束所導致的討價還價能力（Kornai，1986），因此在人力、物力和財力分配上被給予了更多的優(yōu)先權（Szelenyi，1978；Domanski，1988）；另一方面，再分配體制更傾向于國有單位，可能僅僅是出于意識形態(tài)上的考慮，即它們被視為共產主義政權的經濟基礎（Whyte ＆Parish，1984）?！　”M管國有部門相對于非國有部門（或市場部門）的優(yōu)勢在改革開放以后發(fā)生了某種程度上的變化，正如許多受市場轉型理論所推動的經驗研究所揭示的那樣（Nee ，1989，1996；Bian＆Logan ，1996；Zhou，2000），但對中國城市經濟二元結構的這一理念型歸納始終在社會分層的文獻傳統(tǒng)中被保持和強調（鄭路，1999；Zang，2002；邊燕杰等，2006；吳愈曉、吳曉剛，2009）。然而，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開始注意到行業(yè)壟斷這一新的經濟分割形態(tài)及其對收入不平等的影響（金玉國，2001；邊燕杰、張展新，2002；張展新，2004；郝大海、李路路，2006；呂康銀、王文靜，2008；陳釗等，2010；岳希明等，2010）。有部分研究者甚至認為，國有部門和市場部門之間的分割效應正在弱化，而行業(yè)壟斷已經或將會取代其成為中國城市經濟結構分割的主要動力機制（例如聶盛，2004；晉利珍，2008）。遺憾的是，據我們所知，尚無研究在經驗層次上將這兩種經濟分割維度作系統(tǒng)性的對比考察，尤其是對本文所關注的戶籍分層來說。　　已有文獻在上述兩個方面的缺憾，構成了本文的主要研究動機?！　∫源藶槌霭l(fā)點，本研究旨在回答前述兩個問題，即，其一，兩種不同的戶籍屬性——戶口類別與戶口所在地——是否以及如何影響了個體在城市勞動力市場中的就業(yè)結果？其二，基于戶籍身份的社會分層是否以及如何與城市經濟的分割結構發(fā)生互動？本文將運用一個新的研究設計來解決這兩個未盡的研究議題。簡言之，為完整地檢驗個體的戶籍身份如何決定其在城市勞動力市場中的就業(yè)結果，我們按照戶籍制度本身所具有的雙重劃分特性構建一個含有四種類別的戶籍身份變量：本地城鎮(zhèn)戶口、本地農村戶口、外地城鎮(zhèn)戶口、外地農村戶口，從而將研究對象劃分為4組戶籍人群來同時進行比較。在關注戶籍身份作用的同時，我們還按照所有制維度和行業(yè)維度來分別測量城市經濟結構的分割性，以比較和分析哪種分割形態(tài)更能反映和捕捉戶籍分層過程。 三、數據、變量和測量 　　我們使用上海市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的一個子數據集來進行經驗分析。該數據集中16－59歲的非農就業(yè)者原有26000余人，但在將研究對象限定為在經濟部門中從事非農工作的16－59歲受雇就業(yè)者、并放棄存在缺失值的個案之后，最終分析的樣本規(guī)模為19098人。我們所說的經濟部門，是指除國家機關和事業(yè)單位（即所謂的公共部門）之外的以經濟職能為主的社會活動部門。進行這種限定的原因，一方面是基于經濟分割理論強調要將公共部門和經濟部門作區(qū)別對待的傳統(tǒng)（見Wallace ＆Kalleberg ，1981），一方面是考慮到在中國這些機構的就業(yè)和人事改革一直明顯滯后于企業(yè)改革，因而勞動力很少自由流動。我們將雇主和自雇人士排除在分析之外，是為了保證研究對象在就業(yè)性質上的同質性，因為他們的投資行為會對就業(yè)結果（尤其是收入）產生重要影響，而且，不少研究都一再表明，自雇和受雇這兩種工作性質在吸引就業(yè)者尤其是移民就業(yè)者時扮演著十分不同的角色（Arum，1997；Meng，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