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平凡律師第四講板書(編輯修改稿)
2025-08-16 11:53 本頁面
【文章內容簡介】 刑法306條的規(guī)定缺乏正確的理解，對律師正確履行職責和犯罪分不清楚，使律師直接面臨了巨大的風險。對于新刑訴39條：“辯護人認為在偵查、審查起訴期間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收集的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或者罪輕的證據(jù)材料未提交的，有權申請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調取”。 這并不是真正意義上有關調查取證權的規(guī)定。辯護人認為追訴機關所收集的證明被追訴對象無罪或者罪輕的證據(jù)材料未提交的，可以申請檢察院、法院調取，這種申請權不能看作是律師的調查取證權。按照刑訴法規(guī)定，追訴機關不僅要收集被追訴對象有罪的證據(jù)，也要收集其無罪或者罪輕的證據(jù)，這是法律對追訴機關施加的一種義務和責任。這個根本不是調查權的規(guī)定，我覺得更像是義務的規(guī)定這一條規(guī)定是多余的，檢察院有義務提交無罪、罪輕證據(jù)，如果追訴機關故意不提交所掌握的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或者罪輕的證據(jù)材料，即視為追訴機關的不作為，違反了法律義務，法院應當作出不利于追訴機關的程序性制裁。如果檢察院不提交的，在程序上沒有任何的不利后果。本人認為此條規(guī)定實際上只是賦予了律師的一種介入權，更應看做是辯護人對追訴機關的監(jiān)督權利，辯護人申請檢察院、法院調取本應當上交的證據(jù)材料，是對其外在的監(jiān)督，以保證辯護人有一定的對抗追訴機關公權力的能力，防止追訴機關濫用職權，是新刑訴賦予了辯護人實現(xiàn)調查取證權的一種途徑和補充手段，在一定范圍內有助于消除辯護人調查取證的阻礙。律師如果有投訴的權利而非申請權的話，效果會更好。從立法者的意圖考量，雖然本條規(guī)定沒有明確地完善和強化辯護人調查取證權，不是實質意義上的調查取證權，但卻從反面折射出立法者認識到司法現(xiàn)實中辯護人收集調取證據(jù)的能力之弱小和不足，以及追訴機關追訴權之強大的現(xiàn)狀，立法者可能意圖通過循序漸進式的改變來平衡控辯雙方的力量對比。各位可能在今后的辦案過程中有體會。（二）新刑訴第40條規(guī)定“辯護人收集的有關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現(xiàn)場、未達到刑事責任年齡、屬于依法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的證據(jù)，應當及時告知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這一規(guī)定涉及到了辯護人一部分的、不完全的調查取證權，但這并不意味著辯護人就因此法條的規(guī)定而享有了完整的、獨立的調查取證權。辯護人收集到的這三類特殊證據(jù)，應當及時告知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這是法律要求辯護人及時履行的責任和義務，個人認為辯護人所要履行的告知義務同第46條規(guī)定的告知義務是不一樣的。第46條規(gu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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